第4章 《文学批评的形态：由整体走向分裂》：主潮批评缺席 中心批评瓦解

如果粗略地勾勒一下文学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批评形态上有什么明显的历史走向的话，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整体走向分裂。这种分裂首先表现为主潮批评缺席，中心批评瓦解。

回顾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基本呈主潮式发展，每一阶段都能找到一种带有主潮特征的文学批评潮流，比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依照文学热点比较集中地进行文学批评活动，如以“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等文学为中心的批评主潮，波叠浪涌，一波一波，次第展开。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内容在每一阶段都有相对共同的东西，能够相对集中于某一个目标，大家做什么，一窝蜂地去做，大家思考的问题、出发点，使用的批评方法，主要的思想资源大体相似。比如20世纪80年代，围绕着寻根、文化、启蒙等论题，不管处在大学里的还是研究所里的，或是社会上的，包括那个时候的媒体，从中央到各个地方的刊物，都比较集中地加以探讨。而进入90年代已不存在这样统一一致的话题，在批评话语和批评问题的选择上，呈现出杂语喧哗的特征。80年代那种集体性的文学狂热已经降温，文学批评已不再有主潮，文学进入到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无名”状态，批评家们失去了“共名性”的话语目标。如果说，在80年代，审美批评曾一统天下，成为这一时期知识界广泛认同的主流批评话语的话，那么90年代，可以被各个方面认可的批评立场和理论背景则很难建立起来。市场经济的介入和知识界的分化，使得文学批评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体显得异常喧嚣。如果说，在80年代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批评权威，而在90年代则不存在这种状况，没有权威、没有中心，无论批评界有什么响动，都没有轰动效应。如果说在80年代，文学批评领域里的重要话题，一般都是集中由北京发起的，然后波及全国，也就是由政治中心北京向全国其他地方辐射，使80年代的文学批评从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主潮特征。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的冲击，使文学从政治隐喻、纯粹书写的符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80年代那种向心力极强的文学批评潮流已滑落为零散的、漂浮的、个人的文学体验，失去极强向心力的文学批评潮流，成为一种个人抒写。因此，被称为“没有主潮”时期。这说明在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无法拢住整个时代的精神走向，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覆盖所有的问题。

这种没有主潮的文学批评现象，意味着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遵循着思想自身的生长方式在发展，批评家关注什么问题，选择哪些问题作为他思考的对象，是由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趣味和个人经历所规定的，而不是由什么抽象的总体性思想来安排的。所以，90年代，“我们”的方式和口吻在批评中越来越无力，“我们”这一带着某种政治意味的符码逐渐退场。在90年代之前，长久以来的思想一统意识使人们习惯了“我们”的言说方式，习惯了以集体的思维、集体的审美标准去评判作品，而90年代以来，随着各方因素的凸现，批评家们对“我们”已不屑一顾，批评家已不再为特定的观念形态所囿，批评家追求个性的彰显，从个人、“我”的思维向度出发，打破了长期缠绕于文学批评中的权威的集体言说方式。批评已由传统、单一、集中的观点阐述，由滞重、压抑的表现途径裂变成多元、多维度而言语跳跃、尽显个性风格的表达。因此，被称为“没有主潮”时期。这说明在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无法拢住整个时代的精神走向，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鸣的状态。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这种分裂，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批评话语类型多元共存。

所谓话语类型主要是从知识谱系、文化传承和基本的批评思路以及关注问题的相似度的角度立论的。80年代中期之前，文学批评理论话语基本是现实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一枝独秀，80年代中期以后，在“文学回归自身”的口号下，审美批评可谓一统天下，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话语类型已经呈现为多元分裂局面。

一 如果从中西文化背景来看，可以分为西方当代批评理论话语类型和传统学术话语类型两大类，每一类型又可细分为诸多种批评话语

（一）西方当代批评理论话语类型

西方当代批评理论话语类型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文化研究”类型：这一话语类型的批评文章以西方近年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理论为其理论背景，以跨学科的宏观视野探讨文学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符号的生产、传播及消费的过程。这一研究路径的批评家主要以戴锦华、汪晖、黄子平、陶东风等为代表，比较重视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研究。其特点是侧重发现文学的文化意义，文学不过是文化系统中的一种媒介或工具。（2）“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话语类型：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思想来源主要有萨依德的《东方主义》、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场所》、斯皮瓦克的《在其他的世界》等著作。这一派比较关注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在文学中的民族地位和处境。如果说，“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是从空间角度探讨中国在世界语境中的地位处境，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从时间角度来探讨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之后存在的文化处境和文化问题。谈论“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向度：一种是受美国学者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主要观点的影响，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文化哲学，强调一种削平深度，取消价值，颠覆文化等级等的平面化、大众化的文化状况，同时对“现代主义”和社会的现代化思路进行批判。这一思路的代表主要有张颐武、刘康、陈晓明、王干、杨小滨等。他们在80年代末及90年代极力倡导文学批评运用“后现代理论”，对先锋小说、新写实、王朔小说及晚生代、新生代的阐释都是在后现代理论视域下的解读，也引发了批评界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否存在的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另一向度——对“现代性”的反思，90年代它们和后殖民主义、新左派及文化保守主义携手掀起了一股反思现代性的浪潮，“重估现代性”几乎成为学界一个时髦词汇。这一思路主要借助韦伯、哈贝马斯等有关现代性及现代化思考的思想，对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及启蒙主义的现代化设计方案进行反省和批判。这一理论的出现也为人们研究和概括20世纪中国及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一研究类型主要在郑敏、汪晖、刘东、陈晓明、张颐武、韩毓海等的论著中有较多的体现。（3）“性别研究”类型：这一研究类型的代表主要有戴锦华、李小江、陈慧芬、丹娅、徐坤、王绯、荒林、陈晓明、王光明等。不同于传统批评话语，女性主义批评站在女性立场上，关注女性作家创作，通过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观照立场、价值标准和情感体验，对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作出富有女性特征的分析、研究，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被藏匿和扭曲的女性的生存体验和女性的反抗。相对于传统文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角度和方式。虽然80年代就有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但基本还属于启蒙阶段，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了实质性阶段。90年代中国的“性别研究”主要是以西方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理论为理论资源，与80年代以启蒙主义为思想源泉的女性批评不同的是，这些批评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立场出发，特别关注女性的文化身份和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差异，致力于解剖、清算和批判男性中心文化核心文本，重新解读男性中心文化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女性写作中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探索女性主义文学的审美形态和美学特征；极力倡导一种具有女性意识的阅读方式，整体上比80年代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这种性别意识、性别差异，不仅成为一种批评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成为女性批评形态现实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批评话语的内部裂变，打破了男性话语一统天下的格局。性别意识使得90年代的文学批评多了一道参照的思想坐标，撑开了批评的思想空间，最终促使文学批评具有双性多维的视角。

（二）传统学术话语类型

与西方当代批评理论话语范型从当代西方批评界吸取理论资源不同，这批学者“借助于学术内省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建立的现代性历史观”来确立自身的学术规范。前者或者可以称为当代的“西学东渐派”，而后者则是“旧学新知派”。持后一种研究思路的主要是围绕在同仁刊物《学人》《文学史》周围的陈平原、葛兆光、王守常、夏晓虹等，相类的著述包括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徐葆耕的《释古与清华学派》等。他们大多是近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者。但他们从近代学术中寻求学术传统的动因却与当代文化、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出于对80年代学术“失范”的不满，认为“九十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1]。这一派学者试图通过对晚清学者的学术清理来获取一种学术资源，即从中国学术发展内部获得学术研究的历史经验、思想资源。这一思路显然与通过引进介绍西方当代批评理论的方法大异其趣。但迄今为止，这种研究仍然以近现代学术研究为主，以这些“学术传统”为依据来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尚未展开。但这种历史重构行为必将对当代学者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思路也受海外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的影响。一批曾经热切地关注现实的学者如戴锦华、孟繁华、孟悦、刘禾等转向历史研究，期望通过对历史经验和历史发展的梳理，来获得阐释当下文化现象的依据和自身的学术立场。[2]

二 人文精神话语范型

90年代另一重要的批判理论范型是以上海学者——包括陈思和、王晓明、李劼、朱学勤、许纪霖等——为代表的“人文精神”批评理论。这批学者对大众文化的媚俗、鄙俗和市侩，对文坛种种衰败现象感到愤怒，抨击这个时代是“文化溃败”时代，一个人文危机、失落的时代。认为知识分子应保持人文情怀，从而纠正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他们坚持五四精神中的启蒙主义传统，对当代文坛的许多现象予以抨击和批判。而在文学批评的写作上，他们侧重发现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精神内容，强调批评主体以一种认同方式去体认、领悟作品内涵，提出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终极关怀”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强调“高雅”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3]

三 超越西化与传统之上的“新批评”

出于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的食洋不化和生吞活剥而带来的许多问题的不满，一种试图融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和近百年来引进的西方理论资源，“创造”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批评理论与批评设想逐渐凸现出来。1998年第一期《北京文学》发表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的访谈录，文章标题为《丢不下的尴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贫困化》，对目前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西化现象提出批评，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匮乏，几乎全靠外来接济”，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曹文轩提出的问题反映了文化界渴望探求一种真正适合中国文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理论的意愿。与那些持文化普遍主义看法的学者认为吸收西方理论是完成知识转型的看法不同，也与那些通过对传统学术思想进行梳理以选择更合理的学术传统的做法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试图建立一种超越二者之上的新批评。吴炫在1997年5月1日的《文汇报》发表《知识转变的方法》提出“第三种批评”，要发现中西方各自理论的长处，相对于当下现实的局限性，从而建立新的思维命题、思维方式，来统摄和超越这种局限。这个批评范型具有综合创新性，其批评方法具有一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并伴有一定的批评实践，在理论形态上得到了一些人认同。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先霈教授则试图融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感性因素和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因素，倡导一种“辩证的、感悟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圆型批评”。这些建设性的倡导尽管难以具体实践操作，但却代表了文学批评的一种新的探索方向。构成90年代批评理论及批评实践的引人注目的“新”话语范型，除了上面论及的之外，还存在众多的话语范型，例如一些学者仍然延续了50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为资源探讨当代文化文学现象；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结构主义和叙事学以及多种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细致的重读，从而挖掘出文学史上重要文本的新的内涵。例如王蒙、张颐武主编的《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以及以谢冕为代表的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发表的当代文学重要作品重读系列等。[4]总之，90年代，不同的知识背景、学术旨趣、言说对象、批评方法，打破了一体化时代秩序井然的批评状况，呈现出多元与分裂的批评话语形态。

注释

[1]陈平原：《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4]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