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桐城古文之渊源

从地域文化而言，明清桐城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苏皖“事实上盖为不可分之一文化区域也”[12]。《江南通志》卷二《安庆府图说》：“昔人称其山深秀而颖厚、水迤逦而荡潏，钟美蕴灵，巍然为上游都会。”[13]桐城属江南之域，人文蔚起并非偶然。“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14]桐城古文蕴含着江南地域特有的灵秀之气。尽管桐城派以程朱之学为本，然而作为文章，诗化的古文是桐城古文的典范。古文中有作者个人之情志，嘉道以来世风的变迁，必定影响到古文的创作。乾嘉以来的汉宋之学的交锋是清代社会政治在学术领域的体现，古文经学的兴盛有文人意欲全身远祸的一面，重视名物典章的皖学的勃兴也有求实精神的表达，经世之学的盛行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今文经学的兴起则对儒家思想做了新的阐释，也导致了对道统与王朝的合理性的质疑。桐城古文家作为宋学的传承者，兼容汉学与新学成为必然。这样，与前期相比，近代桐城派古文更具诗性的品格与通达的文风。

一　江南文化与桐城之文

桐城文化之繁盛，不只是桐城地域文化之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明清江南文化的一个典范。桐城派古文的涌现，虽是地域文化与清王朝社会政治与科举制度的需要，然而也是江南文化深蕴的灵秀与对社会反思的智慧在文章中的体现。在近代桐城古文中则包含着更多的通变之思。

桐城在明初隶京师，永乐后隶南京府[15]；清代前期属江南省，康熙苏皖分治以后，以安庆为中心，仍与江苏密不可分。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十八《舆地志》载安庆府之沿革：

《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皖国、舒国、桐国之地。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为皖县，初属淮南国，后属庐江郡。后汉建安末，移庐江郡治此。三国初属魏，后属吴。晋仍属庐江郡。东晋义熙中，置晋熙郡及怀宁县，宋齐因之。梁置豫州，后改西豫州，大宝初改曰晋州，兼置西江州；北齐天宝六年，改曰江州；陈太建五年，复改为晋州。隋开皇初，郡废，改曰熙州；大业初，改曰同安郡。唐武德四年改曰舒州，天宝元年复曰同安郡，至德二年改曰盛唐郡，乾元元年改曰舒州，属淮南道。

五代初属吴，后属南唐。宋初仍曰舒州、同安郡，属淮南西路；政和五年，置德庆军；绍兴三年，仍听江南西路安抚使节制；十七年，改安庆军。庆元初，升为府，属淮南西路。元至元十四年，改安庆路，属蕲黄宣慰司，隶淮西江北道；二十三年，直隶河南江北行省。明初改曰宁江府，壬寅年曰安庆府，直隶南京。国朝因之，初隶江南省，康熙六年，隶安徽省，领县六。[16]

从中可以看出安庆与皖南地域的特征、皖南的江南文化归属与独特的地域特征。

一方面，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造就了安庆与桐城的文化归属。在行政建制上，明清时期安庆长时间隶属南京管辖，在明直隶南京，清康熙六年以前属江南省。从地域文化上看，自古属扬州之域，桐城《禹贡》隶扬州之域，三国后期归属吴，五代以来，与江南关系更为密切，初属吴，后属南唐。明代南直隶、清代江南省皆大大加强了皖江文化区域与江南各地的联系。尽管康熙六年已定左布政为安徽布政司使，至乾隆“二十五年以安徽布政司使自江宁还治安庆”[17]已历近百年。尤其是江南乡试录取苏、浙、皖三省文士，故明清之时，安庆与桐城在文化上当隶属江南。自明以来，安徽文人客居金陵、扬州、松江为一时风尚。明代“嘉定四先生”中，程嘉燧籍休宁，李流芳籍歙县。姚鼐为“桐城三祖”之一，世居金陵。桐城文人活动并不囿于桐城与皖南文化圈，因而桐城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一个缩影。相似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安徽人文与江苏人文相近的特征。甚至小说的兴盛也是江南文化繁荣的写照。全椒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创作无疑得益于江南文化繁盛，其他如休宁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泾县潘纶恩《道听途说》、天长宣鼎《夜雨秋灯录》、桐城许奉恩《里乘》、宣城施闰章《矩斋杂记》等也打上了鲜明的文化印记。江南学术自当为江南文化之精髓。明清以来之学术，戴段二王之朴学，惠氏之古文经学，常州庄氏之今文经学，此消彼长。而方刘姚不独以古文纵横于江淮，其尚宋学之风在当世与李光地遥相呼应。从明清政区划分可见桐城地域的江南文化属性。

另一方面，安庆与桐城居南北之要津赋予了它作为皖南重镇独特的文化精神。安庆为南北东西之要冲，建置隶属东向之淮南西路、南向之江南西路、西向之管辖蕲黄宣慰司、北向之河南江北行省。为吴楚之边域、魏吴之疆土。故安庆及所辖之桐城，虽多险要之塞，实为四会五达之区。故有机会接触南北文化、新旧思想。尤其是在近代战争史上，太平军与湘军长期在安庆、祁门对峙，再次凸显了作为皖南文化乃至江南地域文化典范的桐城文化的独特地位。然而，桐城及皖南之文化仍有其独特的一面。桐城之山水秀美凝聚了桐城文人的灵气，天柱、浮渡为寰宇名胜；而邻近的新安，山水号称天下独绝，黄山、白岳为天下大观。

皖南多山的环境、四会五达的地理位置促使人们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由于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儒者达则为官、穷则设教；科举高中者前后相望，城中张英、张廷玉父子相继为宰相，小龙山有“‘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龙若宰、龙汝言）’”[18]之说。伶人登台献艺，奔走四方。徽班开始多活动于江南诸省，乾隆时四大徽班进京，改变了中国戏曲发展的历程。扬州戏曲表演之盛，从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之“郡城花部”中可见：

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谓之火班。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火班。而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19]

足见乾嘉间安庆伶人早已擅名江南。歌曲之演唱在皖南更为常见，冯梦龙《山歌》中就有《桐城时兴歌》。明清以来，桐城地域歌谣之情韵，皖南黄梅调之灵性，岳西高腔之雄浑，与桐城之文的内在诗性，也不无关联，无疑影响到了文人之性情。徽班的演唱之美与桐城之文在精神上有内在的一致性。“周作人说过，桐城派文章得力于京戏和急口令（大意），倒是很有道理的。”[20]桐城之文重视声调之响亮与韵律之美，与皖南之民风当有内在联系。

皖南山环水绕，多奇山异水，山光水色也陶冶了文人之情趣，故诗文多描摹山川秀丽之景色，与方苞同时的戴名世，有《响雪亭记》《芝石记》《游浮山记》《石门冲记》等以写景起兴之文二十余篇；甚至主张淳雅之文的方苞，集中也有以记为题的古文一卷，《弦歌台记》《将园记》《游丰台记》《再至浮山记》等篇，皆多记游、写景之句。朱书之文传世不多，今据《杜溪文稿》，所存古文，有记体之作七篇，《小孤山记》《游冯公园亭记》《皖江游览记》等篇写景状物之处皆笔力精微。至于刘大櫆、姚鼐以下诸人，描摹山水更真切细致，篇章更多。桐城之诗，更离不开山水，刘大櫆有“新安四围千万山，连峰叠岭争孱颜”[21]的诗句；姚鼐多能，工于诗，好为词，《水龙吟》咏芦花有“楚江漠漠连天，荻梢满缀摇秋气。寒云影外，暮山低处，淡烟丛里”[22]之句。文人雅趣不只是体现在诗文创作中，新安画派之山水灵境亦令人神往。明代李流芳、程嘉燧兼工诗画，清代渐江查士标亦兼擅诗画，稍近者有黄宾虹，自晚清至民国数十年笔耕不辍，尤为画坛耆宿。

皖南文化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是徽商在明清社会的影响。徽商为维持生计，离乡背井，民谚有“钻天洞庭遍地徽”[23]。不只是徽州的商人，整个皖南都是如此，尤以徽州为甚。据康熙《休宁县志》载：

邑中土不给食，大抵以货殖为恒产。因地有物，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楚蜀、闽越燕齐之郊，甚则狄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寓内。[24]

随着商业的繁盛，徽商与文人结合，“贾而好儒”，成为清代重要的文化阶层，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进程。“明清两代商人阶层的壮大，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因素，改变了以往的文学生态。”[25]徽商与外界的交往扩大了桐城文章的影响，也传播了新的思想观念，新学的传播与徽商乃至整个江南商业经济社会不无关联。明清以来，金陵与松江为富庶之乡，安庆与新安为上游都会，一时称盛，桐城县之孔城镇至今遗存商旅繁华之遗迹，徽州地域从商之风必定影响到桐城文人的伦理与审美观念，同时商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襄助书院讲坛，藏书与刊刻典籍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并将私塾的文化意义发挥到极致。此外，徽商广泛的影响与交往的频繁为将桐城文化与桐城诗文传遍天下提供了便利。

可见桐城古文的兴盛与江南文化的繁盛密不可分。桐城与新安山水养育了一方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科举之士鱼贯而出，桐城文章擅名海内，新安画派恒久不衰，桐戏、黄梅戏乃至京戏的出现都与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而安庆府之桐城、徽州之歙县商业的勃兴无疑推动了桐城之文的传播。

二　汉宋之争与桐城古文

“淮海惟扬州。”[26]皖南与江南文化的关联使得皖南乃至江淮自古以来就是广义文化江南的一部分；皖南地处吴头楚尾的便利位置又使得桐城文化融通南北。然而多山的地形造就了山民的保守性格。徽州的灵秀之气与遵循古道的风气并存。

皖南宋学之风由来已久。宋代徽州婺源朱熹倡导理学，以维系人心，明代桐城处于畿内，科举取士，得风气之先。明代文人切制义，互相砥砺，归有光“为南北二社，一时文学之士霞布云蒸”[27]。明末张溥等因“士子不通经学”，旨在“与四方多士共复古学”[28]，号为复社，桐城方文、方以智、蒋臣等，贵池吴应箕及江淮文人在其中者以百计，[29]士人对科举的关注导致了宋明理学的兴盛，皖南士人交游结社之外，何唐、童静斋、方学渐等的讲学之风[30]也促进了理学在桐城的兴盛。方苞自谓学行继程、朱之后。乾嘉以来，姚鼐、方东树等倡导古文，推崇程朱之学，与乾嘉汉学之风形成了对照，并出现了激烈的交锋。在乾嘉汉学衰落之时，桐城古文也随着清王朝的衰微与太平天国的涤荡，在桐城走向了式微。梅曾亮、曾国藩继承桐城古文之绪业，对汉学渐趋宽容吸纳。直至桐城吴汝纶涵融西学、马其昶综合诸家归于实用，桐城古文再次回归桐城，但距离桐城之文纯粹的宋学旨趣已远。

汉学与宋学，本皆引征儒家经典，阐明儒学，维护正统。然清代汉学以解经为能，宋学以坚守程朱理学为归。文网之下，治汉学者考订名物，以字句为鹄的，不免流于琐碎，乾嘉以来，此风尤甚；讲宋学者以义理为高，饰辩说之文辞附会王朝政治，不正心诚意以安社稷，侈论臣民尽忠守节。然而清季学术中，汉学以求是为归，宋学以纲纪人伦，皆有益于世道人心。

桐城古文兴起之时，戴名世以“《南山集》案”被腰斩于市，方苞因作《南山集序》被系于囹圄，故为文出言谨慎。虽谓学继程、朱，文效韩、欧，然而著书立说多承袭前人之说，不敢擅发议论。文集开篇《读〈古文尚书〉》即对古文不敢稍加异议：

先儒以《古文尚书》气不类今文，而疑其伪者多矣！抑思能伪为是者，谁与？夫自周以来，著书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数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孟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诸《伊训》《大甲》《说命》之间，弗肖也；而谓左丘明、司马迁、扬雄能为之与？而况其下者与？[31]

此文未直言针对汉学家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而发，然而从孟子、荀卿皆不能作《尚书》，证明《古文尚书》不容怀疑。足证立论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任何非议经典、考证真伪的言论皆为无知妄说。此后《读〈王风〉》又指出：“世儒谓‘读《王风》而知周之不再兴’，非深于《诗》者之言也。”[32]以为君子抱义怀仁，周王朝必定兴盛，与汉学家推定的《王风》为哀音之说迥异。王朝必兴、经典必真是方苞立论的出发点。甚至要删定《荀子》以求纯粹，“去其悖者、蔓者、杂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33]。对《史记》怀疑指斥处甚多，对其义法独多褒扬，称道更多的是《史记》行文的章法。

在乾嘉汉宋之争中，汉学盛行，桐城古文家深感程朱理学被摒弃的危机。雍正至乾隆之初，刘大櫆以清俊之才擅名。由于刘家世代以设教为业，穷处乡野，刘大櫆科举不顺，终生未能中举，时有激愤之词：“营营为口实，一饱岂易论。我于群物内，非士亦非民。我于众业内，无斧亦复无纶。冻饿固其分，何当有怨言？”[34]对程朱之学未必顶礼膜拜，所论多在为文之法。因而在桐城三祖中，“刘大櫆不是‘学行程朱’的，因为他不排斥陆王，也不非议汉学家”[35]。“其学不如望溪之粹，其才气不如望溪之能敛。”[36]桐城姚鼐处境与刘大櫆迥然不同，立于廊庙之间，又为四库馆臣，与刘大櫆平心静气设教乡里不类，已感受到了颜李学派非议程朱、教人不读书之说，又亲闻同乡戴震贬斥朱熹为罪人之论，更深切地意识到了桐城之学与古文的根底所在。相对而言，“戴震在清儒中最特异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37]。而方苞认定程朱为不刊之论，稍嫌拘泥。故姚鼐曾欲以戴震为师，被戴婉言谢绝，称“自顾不足为师”[38]，尽管姚鼐未能为戴氏及门第子，然而足见姚鼐已有兼通汉学之意。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说：“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39]姚鼐尚可以接受。至于与人书，称：“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40]这是姚鼐无法容忍的。在乾嘉之时，理学不为世俗所倚重，文人袁枚、厉鹗也与桐城派主张迥异，故姚鼐与鲍双书谓“吾断谓樊榭、简斋皆诗家之恶派”[41]，而与袁枚书则兼有詈骂之词：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42]

毛奇龄撰《四书改错》，抨击朱熹《四书集注》，然《古文尚书冤词》力证《古文尚书》之真，或有功于理学；李恕谷承颜元之学，提倡躬行实践，并非汉学一派；戴震为休宁人，本为同乡；程廷祚兼百家之学，以为“墨守宋学者已非，墨守汉学者尤非”[43]。尤其是“绵庄所见，大抵有似东原”[44]，为了坚守程朱理学与桐城之文的根基，姚鼐对诸人口诛笔伐，有不得已之处。但从中可以看出，姚鼐在乾嘉之际拘守程、朱之学而不变通的危机。

至于嘉道之际，社会危机四伏，变革之先兆已显，社会秩序有倾颓之势，故道学家与古文家以理学正人心之要求尤为迫切。方东树继承师说，力挽颓局，指斥异端：

程朱所严办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45]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指斥乾嘉汉学诸家，意在驳斥江藩《汉学师承记》，诋排异端，捍卫程朱理学。梁启超允为知言。此论进一步深入批判了戴震之说，指斥其为“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然迂远之思与激烈之情自见。至此，汉学与宋学的交锋已经势如水火。

尽管方东树在《书林扬觯》中重申《汉学商兑》序中之言：“凡与诸子为难者辄恚恨。”[46]然而在论“著书精博二派”时，仍然有兼取汉学之意：

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为一派，所以尽精微也，义理、文章之学以之。班固曰：“笃信好古，实事求是。”按：“实事求是”四字本河间献王语。此为一派，所以博文也，汉魏六朝经师、义疏、名物、训诂之学以之。二者不可偏废，乃为学之全。今谈宋学者以空疏语录为宗，非真程、朱；谈汉学者以曼羡支离为是，非真班固、献王。[47]

方东树以义理、文章归于宋学，以博文归于汉学。然而，姚鼐即已论义理、考据、文章，考据自与汉学尤近。不过仍可见方氏以宋学为归，意欲兼取二者之长的论文旨趣。

此时汉宋之学已趋兼容。“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48]梅曾亮宗宋学，然而对汉学不置可否；曾国藩为理学名臣而主践履；至于吴汝纶，更兼容新学。

总的来看，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桐城派古文家以宋学为宗，然而，随着道咸以来世风的转变与王朝的倾颓，纯粹的宋学已经开始与汉学融合，并逐渐被新学取代，直到近代白话文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否定与重构。

三　桐城“义法”之嬗变

桐城“义法”说是桐城派立言之根底。“义法”之嬗变是桐城派文章风气嬗变之体现。自桐城派之初创，到桐城之文之陵替，“义法”说的内涵在不断丰富、演变。方苞之前，论文法者不乏其人。在桐城，与方苞同时的戴名世与朱书也倡导作文之法。自方苞倡言古文“义法”，“义法”说成为桐城派的立派根基。学继程、朱，自以理学为旨要；文法韩、欧，则以古文为典范。在作文的途径上，则以“义法”为其准则。“义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以辨理论事为宗

“义法”说的提出是方苞、朱书、戴名世将古文创作形式化的结果。方苞等以“义法”作为文章的准则。学宗程朱，文尚雅洁。方苞倡导的“义法”，据其《又书〈货殖列传〉后》所述，简而言之，为有物、有序：“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49]方苞弟子沈廷芳在《望溪先生传》后记述了方苞评沈廷芳诗文集之言：

贤文笔极清，体法俱合，将来定以此发声。但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老生所阅《春秋》三传、《管》《荀》《庄》《骚》《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五代史》、八家文，贤细观当得其概。因论今文士，唯冠云、耕南足语此。耕南才高而笔峻，惜学未笃；冠云特精洁，肯究心于经。得吾贤而三矣！[50]

从叙述的语气与称谓看，以上文字当为方苞所作。文中提出了小说、翰林旧体、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皆不可以入古文，并以刘大櫆、沈彤、沈廷芳为门下三弟子。从方苞对沈廷芳之清雅、刘大櫆之峻洁、沈彤之精洁的推崇，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其所倡导的为文“义法”与“雅洁”之风的内涵。方苞对文的理解是其义法说的依据。将经典作为文章之典范，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相似，方苞提出了《六经》皆文：

文，所以载道也。古人有道之言，无不传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无肤语文字，故《六经》尚矣！古文犹近之。至于四六、时文、诗赋，则俱有墙壁窠臼，安其格式，填词而已。以言乎文，固甚远也。[51]

《年谱》谓此语引自留撰《言行录》，据此论，诗赋也与文相距甚远。所谓文，诗与文的形式已不足区分，认定文以载道、文斥肤语，《六经》为中心，古文有文，其余骈体、八股、诗赋皆属按格式填词。正因为方氏信守经典、皈依理学，故所谓“文”与文采之文不同，以“辩理论事”“质而不芜”[52]者为宗。当然，方苞所作古文与所言未必尽合，雅洁清通中有条理。李光地以为：“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53]姚鼐谓：“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54]当世即异说纷纭，可见姚鼐已言过其实。如钱大昕就对方苞之学持有异议，钱大昕《跋方望溪文》尝借他人之言指斥方苞之文：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才阅一行，即还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者有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偶读望溪文，因记所闻于前辈者。[55]

此文论方苞古文之短处有二，一为简而不得其要，二为以时文为古文。时文虽为科举体式，然为当世学者所轻；简而不能达意，为古文之大忌。虽为偶记随感，然必经深思，已切中要害。而袁枚《与韩绍真》之论则较平和通达：

尝谓方望溪才力虽薄，颇得古文要义。乃竹汀少詹深鄙之，与仆少时见解相同。中年以后则不敢复为此论。盖望溪读书少，而竹汀无书不览，其强记精详，又远仆上，以故渺视望溪，有刘贡父笑欧九之意。[56]

袁枚“一代正宗才力薄”之论讪笑方苞之文，或为少时所作。然方苞之文有雅洁清真之风，乏遒劲飘逸之气，无上干青云之概。稍后“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古文十弊》，有几条就是骂桐城派的”[57]。《文史通义》中指斥古文十弊，其中：“九曰：文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58]“十曰：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59]虽未明言桐城古文，然而对桐城派别立“义法”、编纂选本提出了异议。可见，康乾时非但有人抨击方苞之学，也时有非议方苞所作古文者，其中也隐藏着古文“义法”说的危机。因而刘大櫆、姚鼐对“义法”说别开生面的演绎，是文章本身的要求，也是时代的必然。

（二）定型时期：翰藻义理兼备

“义法”说之诗意化。桐城古文中虽倡言程朱，然不乏诗意。刘大櫆之文瑰奇俊伟，“惜抱文如松风水月”[60]。在汉宋之争的交锋中，桐城古文“义法”说在不断完善，倡导古文的诗化成为义法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桐城古文历久不衰的原因。

方苞弟子刘大櫆在创作中率先将桐城古文诗意化，刘大櫆的古文中多文人之翰藻。在《论文偶记》中，他指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61]将文章之美归于神气，以为神气源自音节，音节见于字句：“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62]并提出了“文贵品藻”“文贵简”“文贵疏”“文贵华”“文贵变”“文贵高”“文贵远”“文贵参差”[63]等评定文章高下的标准。其中文贵品藻之说与桐城文人的诗性情怀及当世重翰藻之风不无关联。清初陈维崧、毛奇龄、吴兆骞等人皆好为骈文，与刘大櫆同时的胡稚威为骈文大家，袁枚曾为之作《胡稚威骈体文序》。刘大櫆“文贵品藻”之说体现了对“义法”说的新演绎：

文贵品藻，无品藻便不成文字。如曰浑，曰浩，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宕之类，不可胜数。然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须辨之甚明。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64]

文中有两处值得关注，一是以为“无品藻便不成文字”，强调文章的翰藻与风格；而是在论品藻时以“雄”“逸”为最贵，并非方苞倡导的敦厚淳雅之文。

继刘大櫆之后，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使得义法说更为贴近古文创作。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提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65]并指出过分讲究义理，文章近语录；过分看重考证，文章会烦琐。这里的文章与方苞之“法”似，而近修辞，此外，“考证”也是为文之法，吸取了汉学家的治学门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修饰过多的文章，姚鼐甚至在此没有提出太多非议。姚鼐之论文，承刘大櫆之余绪，深受姚范之《援鹑堂笔记》之《文史谈艺》启迪。姚范论文，以为：“字句章法，文之浅也。然神气体势皆阶之而见，古今文字高下，莫不由此。”[66]与刘大櫆之言相近。又引朱熹之言，以为作文当“从古人声响处学”[67]，而“文字自是归藻丽奇怪”[68]，与方苞雅洁之论已不合，而近于诗人之言。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申述了对“法”的认识：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69]

从文中所论可见，姚鼐已将刘大櫆之神气说演绎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也是八个方面、两个层次。论文法与模拟已经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对前人文章精神的领悟。姚鼐论文，《答苏园公书》领会到了文章之妙，“大抵高格清韵，自出胸臆；而远追古人不到之境于空濛旷邈之区，会古人不易识之情于幽邃杳曲之路”[70]。以为“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71]。

至于方东树《书林扬觯》论著述，如姚莹所言，此书乃“心平论笃，识精指微，洵卫道之干城，救世之药石”[72]。学行以程、朱为鹄的，尤以攻讦学海堂诸人为宗旨，开篇立论，直指阮元。论著述之道与方氏“义法”说遥相呼应。篇末指出，君子之学“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73]。与荀子《劝学》之旨相近。鄙薄文人之文，以为著书贵有用于世。似为当世天下儒者之共识。然而论“说部著书”时称：“近世轻薄之徒，好专为此种书，猥鄙谑浪，作者观者恬不为怪，最足荡人心志，非止可厌而已。”[74]反对文章使用鄙俚谐谑之词，引为著书之戒；论语录著书则谓：“宋儒以来，以语录著书，因于释氏，俚而不文。”[75]也是对方苞不用语录之说的发挥。而论文章中杂以诗句之时，以为“如孔子言筮而及卜；《周礼》司巫，郑司农注引巫及尪”[76]本为二事，予以否定。然而方东树论文见解已较方苞通达：“吾以为文士之文如凤麐，虽不常见，而于世无损，亦惟盛世而始见之。”[77]对于古文之外专以文为事的文人较为宽容。

正因为方东树已开始认识到文士的意义，《昭昧詹言》，已经将桐城义法说全面引向诗化。《昭昧詹言》虽通篇论诗，从其引用朱熹、方苞、姚范诸人之言论诗可见，此书已集桐城派诗文理论之大成。《述旨》之论有着深刻的内涵：

昔张衡称立事有主，言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性喜文字，亦好深思，利害之际，信古求真，商榷前藻，证之不远；虽百家爽籁，吹万自已，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求得与不得，曷益损乎？顾念朝华已谢，夕秀方衰，凿椒矫蕙，以为春日之糗粮焉；劝恁微明，庶彼炳烛；且令昭昧之情，无间今昔云尔。[78]

文中称立言已为下列，况有昭昧之意，故以义理为诗文之根底；以古为范，推崇八家与秦汉文章，不改前人轨辙。文中有姚鼐之论尚未提及者，百家爽籁，其中必有百家之文；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已死，今人之文当有心中诗意与新气象。而“朝花”“夕秀”出自陆机《文赋》，为缘情说立言之词，其中也透露出骈散合一的趋势。《昭昧詹言》以气象与文境说诗，以法言诗，将诗文视为一体。在正文中卷一论古诗时指出：“大约古文及书、画、诗，四者之理一也。其用法取境亦一。”[79]又谓：“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80]由于方苞不善诗，诗未结集，仅有文集中所存十五首，故文中未提及。至此，方东树已在理论上完成了桐城派“以诗为文”之论。

（三）分化时期：涵融各体之文

姚鼐曾为官礼部、刑部，又为四库馆臣，后主讲江南多年，弟子甚众。梅曾亮、吴德旋、李兆洛皆师从姚鼐问学，曾国藩居京师，与梅曾亮等议论，得以深知姚鼐之文。诸人的文论观对桐城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桐城派古文家中，方东树、管同等因循姚氏文法，方东树弟子方宗诚传承师说，以为“自唐宋八家之后，惟归震川、方望溪、姚惜抱为得文家之正宗”[81]。然而所称“化工之文”上溯《六经》，虽尚义理而贵自然之道，可谓谨守桐城“义法”之论。然而姚鼐之后，吴德旋、李兆洛、梅曾亮并起，桐城文章体式为之一变，开启了近代桐城派古文新风。

吴德旋之论文义法不限于韩、欧文法及程朱理学。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上承方、刘、姚之绪，以为“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82]。倡导古文雅洁之风也沿袭了方苞之论：“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83]故基本主张不出桐城“义法”范畴。然而吴德旋居江南常州，对“文章不甚宗韩欧”的恽敬、张惠言等阳湖文派文人之文甚为仰慕，可见其文章不专主韩、欧，义理不囿于程、朱，成为吴德旋与桐城派主流的重大差异。正因为如此，其论文与“桐城三祖”显然不同：一是论文不废雕琢，谓“作文岂可废雕琢？但须是清雕琢耳”[84]。看似传承义法之言，然而专注为文，与前期桐城派主张不同；二是崇尚恬静秀逸之风，受到了常州推崇《文选》之风的影响，故论方苞之文，直言其短：

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严谨而少妙远之趣；如人家房屋，门厅院落厢厨无一不备，但不见书斋别业，若园亭池沼，尤不可得也。[85]

此论借称许方苞为文之妙指斥其不足：纯粹中见单调、简练中无余韵。二者的差异导致了学吴德旋的岭西诸家古文别具清新秀逸之风。

李兆洛作为姚鼐之弟子，生于阳湖，深受常州文风之熏染，不拘于唐宋古文，《〈骈体文钞〉序》中详细论述了编选《骈体文钞》的缘由：“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区其巨细，分为三编，序而论之。”[86]李兆洛的文论观，并非一味好骈文，《骈体文钞》之刊刻，“庚辰游粤东，为康中丞绍镛校刻桐城姚姬传先生《古文辞类纂》，因并刊《骈体文钞》。先生常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两汉。六经以降，两汉犹得其遗绪，而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因辑斯编”[87]。

与李兆洛同时，姚门高足桐城刘开也好为骈文。上元梅曾亮推波助澜，引骈入散，江南、京师仿效者不乏其人。《清史稿》载，姚鼐“间以规曾亮，曾亮自喜，不为动也”[88]。然而梅曾亮之文与桐城正统古文的差异还不在此，同门管同指斥梅曾亮：“子之文病杂。”[89]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梅曾亮在嘉庆年间就提出了“天机”说：“文在天地，如云物烟景焉，一默存之间，而遁乎万里之外。故善为文者，无失其机。”[90]梅曾亮虽仍讲究“义法”，然而感悟“天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义法”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气象宏大、兼容骈散，甚至杂以传奇的梅曾亮古文已与“桐城三祖”之文相去甚远。而由梅曾亮闻姚鼐之学的曾国藩则在“义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新主张，又在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一端。在风格上对六朝之风加以包容，虽以理学自居，然而进一步尚融合汉学，推崇质测之学，倡导经世致用。桐城义法因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曾门弟子吴汝纶更将新学置于其中，私淑桐城古文的林纾《春觉斋论文》中又将“境”看作古文之精髓，也是时代发展之必然。

可见，从方苞的有物有序之说发展到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合一，“义法”说与时推移；梅曾亮将古文演绎为涵融各体之文，曾国藩则在义法中加入了“经济”之思。虽然桐城“义法”已有别于康雍初创之时，然而，由于后代传人的弘扬，桐城古文因而得以传承兴盛，传遍南北，号称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