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驱除鞑虏，种族革命：章太炎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的种族革命主张以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六讲”，兼具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初步实现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蓝图。

“国粹派”力主恢复宋明乃至汉唐的汉族统制，并通过知识考古为排满革命提供理论支持。比如刘师培（1884—1919）与妻子何震（生卒年不详）以无政府主义名义反清排满、反对封建专制，但在思想资源上却向中国传统文化进发，称老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并在《天义报》第五期封面上登载老子画像；刘师培的乌托邦思想还受到公元前三世纪农学家许行的影响，提倡农村生活，推崇一切人无差别的手工劳动。“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1868—1936）则以训诂考据证出华夷之别，认为炎黄子孙是汉族正宗，其他种族非我族类，从而为反清排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提供合理性。国粹派不仅标举“使历史服务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并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生存的主要手段的民族主义而辩护”，他们还主张“使古典知识和仕途分离，使学识要起新的作用，学者要发挥新的社会功能”，以期重铸国魂、重建汉民族文化精神；他们认为“国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别精神，它以国学为化身，以文化为表现形式，陶铸国魂也就是重建民族精神或民族文化，所以，陶铸国魂离不开对国学的开发和对国粹的阐扬。”[63]由此可见，国粹派是以文化民族主义为表，以政治民族主义为里，只是其民族主义观念非常狭隘，虽然在当时具有合理性，却也存在巨大的漏洞罅隙。

显而易见，刘师培和章太炎挖掘国粹资源绝非为封建道统服务，也不像康有为那样旨在“托古改制”，而是为了颠覆四书五经的法典地位，从而为排满革命和文化革命提供合法性。章太炎认为“六经皆史”，“谓《春秋》即后世史家之本纪、列传；谓《礼记》《乐经》，仿佛史家之志；谓《尚书》《春秋》本为同类；谓《诗》多纪事，合称《诗史》；谓《易》乃哲学，史之精华，今所称‘社会学’也。”[64]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学术策略，使得封建统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因而其学术思想具有了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意味，其学术方法也对现代学统的建立起了奠基作用。——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65]已阐释了章太炎的学术史意义，不再赘述。

我们在此仅以冯自由《章太炎事略》为线索，梳理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分野过程，进而发现其提倡国粹的民族主义动机：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又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游于浙省大儒俞曲园（樾）之门，尝一度应县试，以病辍业，遂专心研究国学。因读《东华录》《明季稗史》诸书，备悉满虏虐待华人惨状，乃绝意仕进，渐涉猎西籍译本，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岁丙申（一八九六），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戊戌后避祸至台湾）尝为文忠告康梁，使勿效忠异族，谓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君等惜等语。……庚子六月，唐才常发起国会于上海张园。……章以会章有“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救国之实”一语，指为不合时宜，……章乃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壬寅（一九○二年）章与秦力士、冯自由等十人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手撰宣言分布旅日商学各界，文词悲壮动人，留学生多为感奋……其后留学界中爱国团体缤纷并起，即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癸卯（一九○三年）苏人刘师培、粤人邓实等创设《国粹学报》于上海，章与黄节分任撰述，倡导民族主义，异常透辟。……会康有为漫游欧美十七国毕东归，著一书曰《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专抨击革命排满之说，章乃为《驳康有为政见书》一文以斥之，辞严义正，传诵一时，逐日揭载于上海《苏报》，与邹容著《革命军》，同受海内外人士热烈之欢迎。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因此授意苏抚恩寿，令向租界当局要求逮捕革命党派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邹容、黄宗仰、陈范诸人，蔡、吴、黄、陈等闻耗先后亡命海外，独章一人留爱国学社被捕，邹容则自向捕房投到……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章至丙午年（一九○六年）六月廿九日期满出狱。……章出狱时面白体胖，友人咸诧为毕生所未见，盖章生平不脱名士风尚，视沐浴为畏途，幽囚后西狱吏每日强之澡浴，故体魂因而日健也……[66]

章太炎1906年流亡日本，担任《民报》主笔；不久，孙中山等革命党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民报》也因经费问题停刊。章太炎此时期一度“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闇然日章，自顾（炎武）君以来，鲜其伦类者矣。”[67]可知章太炎提倡国学国粹别有怀抱，是服务于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的。

现在看来，章太炎的反清排满言行属于典型的书生革命，不仅其民族主义思想缺乏完备的体系建构，而且其行动也多意气用事，因而难以担当革命领袖的重任。他恃才傲物，口无遮拦，不仅对政敌构成巨大杀伤力，而且与同路人（包括蔡元培、吴稚晖、黄兴等）也发生冲突；他于1904年创立光复会以与同盟会对峙，可惜主要成员秋瑾、徐锡麟1907年刺杀恩铭失败牺牲，陶成章因争夺江浙领袖权而在1908年被同盟会陈其美暗杀，导致光复会势力削弱，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率军南下攻占汉阳，“南北和谈”拉开序幕，章太炎戏称黄兴为“逃帅”，消解革命军士气；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章太炎另立“在野党”与孙中山对立，因而当孙中山拟提名章太炎任教育总长时，提案立即被与会代表否决；孙中山意欲请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章以为位低权轻而不就，此后与黎元洪、袁世凯交好；当他发现袁世凯有称帝野心时，又“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68]，甚至夜宿总统府门洞；他被软禁在钱粮胡同“京城四大凶宅之一”的院落，袁世凯派人夜晚装神弄鬼做鬼哭狼嚎之声，不仅章太炎噩梦不止，其长女也不堪精神折磨投缳自缢；直到袁死后，章太炎才重获自由，游走于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以教书为业，直至1936年6月14日因咽喉癌病逝。章太炎的晚年悲剧固然有时代原因和性格原因，恐怕也与其偏狭的民族主义观直接相关。

客观讲，在建设新中国这一目标上，革命的国粹派与“托古改制”的改良派是一样的，只不过建国方略和激进程度不同，这点差别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与黄克强的歧见与辩论中可见一斑。革命的“国粹派”同样不排斥西方观念，比如章太炎《訄书》吸收了斯宾塞达尔文主义社会学等新观念，“章氏对向西方寻求学理这一思潮并不反对，而且自觉投入其中，不只翻译日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时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这就使得他在著述中可以不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休谟、赫胥黎、斯宾塞等西哲对话辩难，并以之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参照。更何况章氏还有别一个绝活：对印度哲学的了解……”[69]不过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革命派与改良派有一点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坚决反对把儒学变成宗教，并彻底颠覆了“四书五经”的经典地位，刘师培用老子思想来反对儒学，章太炎则宁愿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安慰，甚至用华严宗来证《庄子》。就此而言，“国粹派”也是文化革命派，他们充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

“国粹派”在今天多被视为文化保守派，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首先因为其民族主义观念导源于《春秋》“尊夏攘夷”，以“排满”为中心，强调华夷之别，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次是因为其倡扬的国粹主要是汉学，刘师培甚至反对进化论、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坚持农村中心主义，这就严重脱离了时代要求。最后是因为国粹派的文学观念陈旧，文体语体均未实现大众化；尤其章太炎对白话文偏见甚深，认为“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他还以刘半农征集“国骂”为由，要骂几句给他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XXX出于何书，唐朝的骂人话，是XXX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70]章太炎的偏执刚愎确实招人非议，其古奥的文章也已经不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了。

相比较而言，孙中山（1866—1925）是一位成熟的民主主义政治家和革命家，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过程也显示出政治家的灵活变通。[71]孙中山早年倾向于改良，至少在1894年6月还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方略，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72]但孙中山的满腔热忱遭到冷遇，以致他很快就发现：“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73]于是他倡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74]，走向排满革命、恢复汉制。实际上孙中山早期也是狭隘的种族革命论者，这种言论既无益于各民族团结，也无济于反抗列强侵略，反而可能导致国家分裂。

最早发现孙中山排满革命思想缺陷的是梁启超。梁启超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以“国家主义”或“大民族主义”概念来取代“小民族主义”，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首次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亦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75]孙中山立即认识到自己此前民族革命思想的局限性[76]，从而把“中华民族”理念修正为“五族共和”，提出要“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合五大民族为中华民国。”他深知：“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机，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77]孙中山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标志着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的真正觉醒；而他成熟期的民族主义思想集中表述在《民族主义六讲》里，值得人们深读细思。

在外争主权、内建共和之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必须与时共进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将“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再一次证明了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远大目光。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阶段论”虽然为蒋介石南京政府施行一党专制、以党治国和军人政治留下了借口，但孙中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的目的是尽快实现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这一根本宗旨是无可否认的。列宁曾这样评价孙中山思想：“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78]中国共产党1937年发布国共合作宣言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79]这都证明了孙中山思想在推进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和社会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意义。

要想发挥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更需要切实灌输到民众思想中去，从而统一国家意志、唤起革命行动。在辛亥革命以前，报刊、学堂与社团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平台，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形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宣教作用。从《时务报》《新民丛报》到《苏报》《民报》都充斥着国内外大事新闻与社会政论文章，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国救亡倾向，这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具有“言传”作用。而近代以来给予中国重大打击的“蕞尔小国”日本，则是养成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佳“身教导师”。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80]日本在甲午之战后形成了浓厚的沙文主义氛围，“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81]“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发辫，并且跟着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82]；“支那”也成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专用蔑称。这种侮辱从反面激发了中国留学生的强国梦想。当然，日本民族主义精神也有正面启发，比如“梁启超看到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爱其祖国。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爱和爱国心。”[83]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幻灯片事件”在鲁迅心中留下的烙印，也会想到郁达夫《沉沦》中那位留学生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稍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闻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1895—1916年这短短的二十年里迅速发生发展，并经由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字传达而成为社会舆论热点，给民众以强烈的精神震撼，起到了觉民觉世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