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埃隆斯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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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核子时代(1945)

194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

阿拉莫戈多沙漠的黎明泛着铁青色,那遥远而辽阔的荒漠之中,天空如洗过的湛蓝,无垠的沙地延伸至视线的尽头。在这个看似普通的清晨,空气里却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与期待,仿佛大自然也在屏息以待。

罗伯特·奥本海默用冻僵的手指第三次调整望远镜焦距。他瞥见不远处的恩利克·费米正用意大利语喃喃自语——他的深色三件套西装已脱在一边,露出其卡其色羊毛背心,内搭条纹棉质衬衫,袖子卷至手肘,正把碎纸片抛向空中,并观察纸片的轨迹,这位物理学家在计算冲击波当量时总是需要触感辅助。

当费米数到第七张碎纸片时,沙漠的风突然停了。这位核反应堆之父将意大利报纸裁成的方片举过头顶,布料下的皮肤还残留着三年前芝加哥实验室的辐射灼痕。

“风速每秒12米,“他用母语自语,“冲击波会把沙子变成玻璃。“

三十米外,奥本海默的望远镜映出费米卷起衬衫袖子的手臂——那里有道闪电状疤痕,是罗马大学粒子加速器事故的纪念品。“恩利克,“他喊道,“要不要赌一赌你的纸片法和那堆探测器谁更准?“

费米从背心口袋掏出镀金怀表,表面法西斯束棒徽章在晨光中泛冷:“赌你藏在保险柜的雪利酒,冲击波到达时间不会超过40秒。“这表盖内侧用镭涂料写着芝加哥的经纬度,是妻子劳拉缝制的辐射计量器。

不远处的曼哈顿计划总指挥格罗夫斯将军没有理会他们两人的赌注,而是定定看看着远处地平线上那座孤零零的铁塔。

它独自矗立在广袤的沙漠中,顶端承载着一个保龄球装的物体——这里的人们管他叫“瘦子”。

格罗夫斯的雪茄烟灰正落在大理石纹记事本上,烫穿了记载着十二亿美元预算的纸张。

“上帝该后悔把这片荒漠造得如此平坦。“后勤补给官班布里奇的声音在零下三摄氏度的空气中凝成白雾,他正在检查引爆装置的铂金触点,“我们就像在上帝的眼皮底下布置谋杀现场。“

“三分钟倒计时!“

扩音器里的声音让所有人抖落睫毛上的冰晶。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化学家们开始往铅桶里藏未开封的波旁酒,这是他们与陆军工程兵心照不宣的赌约——如果核裂变失败,这些酒将成为庆功宴的祭品。

而费米则用粉笔复现三年前改变世界的公式:“1942年12月2日,CP-1堆功率0.5瓦。“他在黑板上画出吞食中子的鳕鱼简笔画,“现在我们要让这条鱼吞下整个太平洋。“

格罗夫斯将军的雪茄灰落在他袖口:“你们这些书呆子总爱把杀人武器说成童话。“

“将军,核裂变就像煮意大利面。“费米擦拭着被烟灰烫伤的皮肤,“火候差一秒就会煮糊一锅汤。“他掏出个锡罐,里面装着芝加哥反应堆的第一批放射性石墨碎屑——用劳拉的果酱罐密封着。

“一分钟倒计时!“

费米突然脱下羊毛背心裹住辐射计数器。这个动作让奥本海默想起芝加哥那个雪夜——当时费米也是这样用大衣保护仪表,仿佛那些钢铁仪器才是需要呵护的生命。

“恩利克,你妻子缝的护身符呢?“奥本海默注意到他空荡荡的领口。

“留在芝加哥大学的保险柜了。“费米将怀表贴在耳畔,“有些东西不该见证自己的造物主。“

伽马射线警报响起时,他摸出劳拉绣的丝绸手帕——边缘用红线绣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经纬度坐标——开始记录中子通量数据。

十公里外的观测壕里,战地记者劳伦特·施罗德的莱卡相机镜头蒙上了防辐射铅玻璃,这个记录过诺曼底登陆的硬汉此刻正在手抖——胶片盒里的柯达Super-XX将见证比一千个太阳更亮的光。

归零时刻终于到来。

一道刺目的光芒划破了天际,仿佛太阳提前升起,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耀眼的白光之中。这不是白昼降临的明亮,而是所有物质在绝对光明中的消解。

就像劳伦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的那样——这一刻,上帝突然掀开了世界的底片。

当白光吞没世界时,费米是唯一没有闭眼的人。视网膜上的灼痛让他想起墨索里尼青年团焚烧禁书的火光,那些在米兰广场化为灰烬的相对论手稿此刻在蘑菇云中重生。

“37秒。“他在防爆玻璃上划下第一道刻痕,用的是劳拉送他的银质怀表链。冲击波掀翻观测台时,他像三年前操作镉棒那样精准地倒数:“玻璃化温度1600摄氏度,瞬时压力10^7帕斯卡...“

......

当视网膜开始恢复功能时,奥本海默最先看见的是格罗夫斯将军扭曲的笑脸。这位曾把橡树岭铀浓缩工厂称为“新式纺纱厂“的军人,此刻正用戴着皮手套的双手撕扯观测台的帆布帘。

“看那些该死的沙子!“他沙哑的吼叫穿透防辐射服,“它们在发光!在流动!这他妈是炼钢炉里的铁水!“

班布里奇从铅板后面探出头时,他实验室的白大褂正在辐射风中猎猎作响。“瞧瞧这个,“他举起一块仍在发红的石英石,熔化的硅酸盐在表面形成梵高星空般的漩涡,“二十亿年的岩石在百万分之一秒里完成了重生。“

观测壕突然爆发的欢呼声让所有人怔住。劳伦特看到几个年轻技术员在跳踢踏舞,他们脚下的沙地还残留着伽马射线引发的荧光。

“成功了!成功了!“有人用德克萨斯口音反复嘶吼,这个曾在橡树岭监督铀分离的青年突然跪倒在地,抓起两把滚烫的沙子塞进口袋。

费米跪在发烫的沙地上收集熔岩玻璃,袖管被辐射风吹得鼓胀如帆。他对着阳光举起一片紫色结晶:“看,这是但丁地狱第九层的颜色。“

“两万吨当量!“冯·诺依曼举着算筹跑来。

费米却掏出浸透汗水的丝绸手帕——上面的中子通量数据与三年前芝加哥实验的笔迹重叠。“误差率0.3%,“他露出试验成功后的第一个微笑,“比意大利面膨胀系数还精确。“

随着爆炸的余波逐渐消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如同地狱之门被缓缓打开,向世人展示着核力量的恐怖与壮丽。它的形状诡异而美丽,却又让人心生敬畏,那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交织出的最复杂、最矛盾的图景。

当蘑菇云开始呈现翡翠色的光晕时,奥本海默注意到一旁的技术顾问拉比在流泪。这个曾质疑链式反应道德性的年轻人,后来的核磁共振发明者,此刻正用希伯来语诵读《诗篇》第46篇——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夕阳将蘑菇云染成血橙色时,奥本海默在吉普车后座找到了蜷缩的班布里奇。这位哈佛教授正用地质锤敲击一块完全玻璃化的玄武岩,叮当声里混杂着嘶哑的低语:

“我们打开了潘多拉之匣...却把希望锁在了里面,人类从此必须与自己的倒影共存。“

“是的,朋友,你说的没错,”奥本海默无限唏嘘道引用起印度圣典《薄伽梵歌》中的一句:“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1945年7月16日,当地时间5点29分21秒,人类文明进入核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