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创期：两晋南北朝时期行记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众多以“行记”“从征记”“述征记”命名的纪行之作，可见此时人们已将行记正式作为一类文体。创作者有随驾从征、巡幸的文臣侍从，有文辞为时所称的交聘使臣，也有忘身求法的僧人。行记创作进一步发展，其数量增加，种类增多，按照行旅活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行役记、交聘记、西行记。行役记指记国内旅行活动，如出征、从驾、游览、巡幸等活动的行记。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各军事政权纷纷割据一方、建国称帝，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将中原王朝政区之内的范围视为国内。交聘记指记在各军事政权之间互遣使臣，进行外交活动的行记。西行记指僧人西行求法之行记。这一时期的行记与汉魏时期一样，散佚亦很严重，只有少量佚文通过类书、史传、笔记等典籍流传至今。现分类考述如下：

一、行役记的创作特征

行役记可以考知书名的有以下数种：东晋时期有伏滔的《北征记》，孟奥的《北征记》，徐齐民的《北征记》，王羲之的《游四郡记》；晋末宋初有郭缘生的《述征记》《续述征记》，戴延之的《宋武北征记》《西征记》，裴松之的《述征记》，丘渊之的《征齐道里记》，伍缉之的《从征记》；南朝时期沈怀文的《隋王入沔记》，许懋的《述行记》，吴均的《入东记》，薛泰的《舆驾东行记》；北朝时期孙景安的《征途记》，姚最的《序行记》，卢思道的《西征记》，姚僧垣所撰行记；另有年代、作者均无从考证的《庙记》和《江表行记》存佚文数则，共计21种。(38)

考查以上诸书，可知这一时期的行役记记载的行旅类型增多，有记游览之行的，如王羲之的《游四郡记》；也有记随帝王四处巡幸的，如薛泰的《舆驾东幸记》。但大多数的行记多以征伐为背景，记录征途之见闻。这类从征之作大多成书于东晋南北朝时期，这段时期，中原王朝版图内各军事政权纷纷称帝建号，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相互之间频繁征战，增加了东晋南北朝人出行的机会，也刺激了行记的创作。从征记的作者均为随帝王出征之文臣侍从，如郭缘生时任天门太守，戴延之为西戎太守、参军，裴松之为司州刺史，丘渊之为徐州长史，伍缉之为奉朝请。一次出征往往不只产生一部行记，各文臣侍从都纷纷撰述行记以备见闻。如戴延之的《宋武北征记》、郭缘生的《续述征记》、丘渊之《征齐道里记》、伍缉之《从征记》均记刘裕北征慕容燕之行旅见闻；而戴延之的《西征记》、郭缘生的《述征记》、裴松之《述征记》皆记刘裕西征姚秦之经见，可见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行记的创作已蔚然成风。这些行记虽曰“从征”“西征”“述征”，但却很少提及战争情况，征途中的山川、风物成为其记述的重点。从征记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记沿途山川险要、城郭建置，着重强调周围的地理形势。如郭缘生的《述征记》云：“（小沛故城）极大，四周堑通丰水。丰水于城南东注泗，即泡水也。”(39)记叙城池大小、水势走向。“山形如覆车之象，其山出玉，亦名玉山。”(40)记山之形势、物产。“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洋水历其阴而东北流，世谓之石沟水，出委粟山北，而东注于巨洋水，谓之石沟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时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澜无辍，亦或谓之龙泉水。”(41)记石沟水水流走向以及不同季节水势大小。郭缘生的《续述征记》云：“梁郭西有笼水，发源长城山，直北流于梁郭，西注济水。”(42)记笼水走势。戴延之的《西征记》云：“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43)记山之里程，及山势的险峻。从征文人深入其他政权版图内，山川险要、道路曲直都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将之一一记录下来，以备后来行人之需或征战之需。

第二，详记沿途所见墓冢、碑石、祠庙等历史遗迹，尤其关注北方地区的历史文物，如舜庙、舜宅、伊尹墓、箕子冢墓、伯夷叔齐祠庙、魏文帝《典论》碑、高祖殿、张良庙……在记录历史遗迹的名称后还常常补叙此地曾经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历史遗迹名称+历史事件概述”成为固定的叙述模式，如：

东有周幽王垒。昔幽王亟举烽以悦褒姒，犬戎遂伐周。诸侯玩而弗至，战败，死于斯地。(44)

思子城，汉武帝延和二年，卫太子遇江充之乱，奔湖自缢。壶关三老、太庙令田千秋诉太子之冤，筑思子宫于湖，其城存焉。(45)

宿预州县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国。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剑挂树，则斯地也。(46)

官度台，去青口泽六十里，魏武所造也，破袁绍于此。(47)

敖山，秦时筑仓于山上，汉高祖亦因敖仓，傍山筑甬道，下汴水。(48)

以上诸例均为东晋末文人北征慕容燕、西征姚秦时所作。长期生长于南方的文人踏入汉魏旧地，故土的人文遗迹引发了东晋士人对历史的追忆，他们每至一地往往联想到在此发生的历史事件，虽多为客观记写，然寥寥数语亦为行记增添了历史的意味。

第三，备载异闻。从征文人饶有兴致地将征途中听闻的灵异故事、传奇事件记入行记中。如：

女水导川东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则水生，政薄则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恶之，寝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恶之，燕祚遂沦。(49)

济北郡史弦超，魏嘉平中，有神女成公智琼降之。超同室疑其有奸，以告监国。诘问，超具言之，智琼乃绝。后五年，超使将至洛西，到济北鱼山下陌上，遥望曲道头有车马，似智琼。前到，果是，同乘至洛，克复旧好，太康中仍存。(50)

东武县本有东武山，三日昼昏，山移在会稽山阴县。(51)

陕县大城西北角水漫涌起，勃郁方数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头发当与水齐。晋军至，发不复出，唯见水黑，嗟嗟有声，声闻数里。翁仲本在大司马门外，为贼所徙，至此而没。(52)

记载山水显灵、神仙怪异之事，充分体现了晋末南朝文人喜好猎奇志怪、信“神之不诬”的时代风貌。

著述体例上，记程均采用“地名甲+地名乙”的方式，表明两地之间的距离以及行走方向。如“堂城至黄蒿二十里，汳水又东径斜城下……黄蒿到斜城五里”“夏侯坞至周坞，各相距五里。……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53)。记事则采用“地名+景点记叙”的方式，一地一条，地名成为组织材料的线索。对景点的叙述皆平实简洁，多为客观叙述，少有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

二、交聘记的创作特征

南北朝时期，统一的帝国时代已不复存在，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成不同的军事割据政权，出使西域、南海等周边国家的交通路线被邻近的地方割据势力所把持。交通的阻隔使得各国都很少派遣使臣至西域、南海诸国，因而使臣记录出使至周边国家见闻的行记很少，现可知的仅一种，即北魏董琬记奉使西域的行记。大多数的奉使交聘记所记范围都局限于南北朝各政权之间。经过东晋十六国之间的相互混战，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都逐步稳定下来，双方实力相当，谁都无法吞并另一方统一全国。在这种情况下，互派使者、通聘友好成为外交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众多交聘记应运而生。据文献记载，有以下数种：北朝时期李绘、封述的《封君义行记》，李谐的《李谐行记》；南朝江德藻的《聘北道里记》，刘师知的《聘游记》，姚察的《西聘道里记》。另有《魏聘使行记》《朝觐记》作者不详，书已早佚，只在目录学著作中留有只言片语的记载。(54)

交聘记的作者都为朝内博学善辩之士，如李谐“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辩，当时才俊，咸相钦赏”(55)；江德藻“好学，善属文，美风仪”(56)；刘师知“师知好学，有当世才。博涉书史，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57)；李绘“素长笔札，尤能传受，缉缀词议，简举可观”(58)，李绘与其兄李浑、李纬，兄之子李湛皆为聘梁、聘陈之使节，被称为出自“四使之门”。

今存南北朝时期交聘记甚少，从仅存的佚文来看，主要记载交聘国之风土以及使臣之间的应对之辞。如记北地婚俗：

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59)

记北齐境内的奇异之树：

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团团如百子帐，经过莫有辨者。梁武帝曾遣人图写树形还都，大体屈盘似龙，因呼为木龙寺。(60)

记李绘聘梁与梁使的聘问之辞：

梁主客贺季指马上立射，嗟美其工。绘曰：“养由百中，楚恭以为辱。”季不能对，又有步从射版，版记射的，中者甚多。绘曰：“那得不射獐？”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为獐形。”自獐而鹿，亦不差也。(61)

三、西行记的创作特征

佛教自西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到东晋时期已经大为兴盛，众多僧人不顾艰难险阻到天竺寻求真经、学习梵语、翻译佛经，兴起声势浩大的西行求法运动。西行求法需穿越茫茫沙漠，攀登崇山峻岭，行程险恶，加之古代交通不便，动辄花费数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僧人纷纷撰述行记记录求法之见闻。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宋云作为北魏使臣出使西域，完成招抚西域诸国的任务外，西行记的撰写者主要为西行求法的僧人。今考据所得有两晋时期支僧载的《外国事》，法显的《法显行传》，宝云的游西域行记；南朝时期智猛的《游行外国传》，昙勇的《外国传》，法盛的《历国传》，道普的游西域行记；北朝时期慧生的《慧生行传》，宋云的《魏国以西十一国事》，道荣的《道荣传》，以及竺法维的《佛国记》，共计11种。(62)

此外还有西晋时期名僧道安的《西域志》。据《历代三宝记》著录道安撰“《西域志》一卷”，(63)《大唐内典录》亦著录道安撰有“《西域志》”。(64)是书早佚，《水经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征引其文数则。《通典》云：“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经法师《外国传》之类，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65)将道安《西域志》与法显的《法显传》、智猛的《游行外国传》、昙勇的《外国传》等同视为记僧人游历西域之书，但考道安生平，他未曾亲自到过西域，所记盖得自于传闻，与其他诸僧所作行记性质并不相同。

记程是行记必备的内容，西行记中记程采用“地名甲+经行距离+地名乙”的模式，两地之间的经行距离有时用里距来表明，如：

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

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66)

有时又用经行时间来表示；

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

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67)

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68)

僧人行记中对行程的叙写较同时期的行役记、交聘记更加完整细致，如：

发迹长安，渡河顺谷三十六渡，至凉州城。既而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

始登葱岭……而行千七百余里，至波沦国。……复南行千里，至罽宾国。再渡辛头河……(69)

用“发……渡……至……既而……入”“始登……至……复南行……至……再渡……”等一列动词或副词将经行地点连缀起来，为我们清晰地展现出旅行的线路。此外，西行记在记程的同时还有意识地标明时间，如“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十月之初，入嚈哒国”，记程与记日合用，成为后世日记体行记按日纪行之滥觞。

旅途中的见闻是行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行记主要记载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描写旅途的艰险。西行求法历经千山万水，旅途的辛劳让僧人刻骨铭心，如法显记从敦煌至鄯善国之间的沙漠地带云：“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70)智猛写过雪山的经历云：“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絙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栗。汉之张骞、甘英所不至也。”(71)着力渲染雪山遮天蔽日、深不见底、寒气逼人的险峻之态，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记叙所经诸国的地形地貌、山川风物、民风民情。如宋云、慧生记钵和国：

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

记乌场国：

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土气和暖，地方数千：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阳之上土。(72)

法显记中天竺的气候、人民生活水平、刑罚以及饮食贸易风俗：

中国(73)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74)

僧人在西行途中还特别关注所经各国的佛法兴衰、僧徒供养、佛寺的规模等情况。如写鄯善国云：“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75)写于阗国云：“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76)此外还常常记录与佛相关的事物，如佛顶骨、佛锡杖、佛法、佛影、佛钵、佛像、佛的圣迹、佛的传闻等。

第三，记录旅行中所见之人、所遇之事。如智猛《游行外国传》云：“至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在。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77)记瞻仰佛迹、礼佛设供之事。又云：“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沙门法显先于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见猛至，问云：‘秦地有大乘学不？’答曰：‘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祗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78)记录了寻访佛经的经历以及与婆罗门的对话。

《法显传》载寻得佛经、返回汉地途中的曲折经历云：“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崄。’法显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79)法显随商船返回汉地，航海途中遇黑风暴雨。商人认为是法显给出行带来不利，准备将其遗弃在海岛边，受到檀越（按：指施主，是佛教僧徒对施舍财物者的尊称）的阻难，法显才免遭此劫。

与同时期的行役记、交聘记相比，行役记、交聘记往往以“地”为记叙对象，关注所经地的地名、地势以及与此地相关的历史、传闻。僧人的西行记除有对“地”的记录外，旅途中所见的“人”与所发生的“事”亦成为其关注的对象，为我们呈现了旅行中的一段个人经历。

创作手法上，僧人记见闻多用叙述，文字朴实流畅。每当叙及与佛相关的事物时，常用描写手法。如法显写“行象场面”曰：“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轮车，缚竹作五层，有承栌、揠戟，高二疋余许，其状如塔。以白㲲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像。以金、银、琉璃庄校其上，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80)将车的高度、形状、数量、配饰的华丽、佛像的庄严一一道来。又如写佛影云：“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余步观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转近转微，仿佛如有。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模写，莫能及。彼国人传云，千佛尽当于此留影。”(81)从远看与近看、色彩与光彩、亲见与传闻等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佛影如真如幻的特点。

行记中除了对景物、场景的描写，还有对人物语言、心理活动的描写，如宋云的行记载进入乾陀罗国的见闻：

宋云诣军通诏书，王凶慢无礼，坐受诏书。宋云见其远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责之。王遣传事谓宋云曰：“卿涉诸国，经过险路得无劳苦也。”宋云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远求经典，道路虽险，未敢言疲；大王亲总三军，远临边境，寒暑骤移，不无顿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国，愧卿此问。”宋云初谓王是夷人，不可以礼责，任其坐受诏书；及亲往复，乃有人情，遂责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亦有尊卑；嚈哒、乌场王并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见魏主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读书，于理无失。”云无以屈之，遂将云至一寺，供给甚薄。(82)

宋云初以为蛮夷之族不可以礼要求，后来与乾陀罗国王当面交锋后才认识到国王亦懂得礼数，于是以礼责备国王，展现了宋云心理变化的过程。文中还记录了宋云与国王的对话，刻画了宋云不卑不亢、灵活机智的性格和国王狡猾无赖的形象。《法显记》中亦有多处记载法显的内心活动。如写慧景与法显同登雪山，不幸遇难时的情形：

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83)

又如法显、道整到祇洹精舍，想起此地曾是世尊所居之地，如今至此地却身不值佛，但见遗迹，不得亲闻佛法，感伤之情油然而起：

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84)

再如法显在无畏山的佛像旁看见晋地的白绢扇不禁睹物思乡，凄然泪下：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85)

“抚之悲号”“怆然心悲”“心常怀悲”“不觉凄然，泪下满目”等词语都展现了西行者远涉异域、举目无亲的悲凉心境以及同行间生死离别的真情。作者为僧人，故在叙写中并没有把这种感伤之情过分渲染，但这些质朴的文字却折射出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