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梳理

（一）古丝绸之路上的中阿交往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是两个古老的民族，在四个世界文明古国中有三个是由这两个民族缔造的，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早就把双方联系在一起，双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天然伙伴，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通过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海上的交流也留下了辉煌的记录。

张骞“凿空”后，丝路畅通，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釉陶等商品，特别是丝绸，大量西运，西亚、中亚各地商品也不断销往中国，形成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1]正是因为有了丝绸之路上的相互了解，先知穆罕默德在610年创立伊斯兰教后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说明中国在当地已有一定的知名度。穆圣归真后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者来华，时值唐永徽二年（651年），中国史学家将这一年定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元年。

在海上，唐代以前，中国已成为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国家之一。唐代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提及“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中国通向阿拉伯的航道，其多为中外学者引用，弥足珍贵。伊本·胡尔达兹贝所著的《道里邦国志》详细记录了东西交通路线、驿站及贸易情况，其所记录的有关中阿陆海交通路线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历史地志学参考资料。阿曼航海家阿布·欧拜德·卡塞姆在7世纪从苏哈尔航行到广州，这是中阿历史交往中的一段佳话，至今在广州还矗立着“苏哈尔”号帆船纪念碑。[2]

1405年，郑和奉命下西洋，旨在建立明朝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宣扬大明国威及进行通商贸易。他率领的最后一支船队于1433年回国，郑和船队先后出使航行7次。前3次，船队仅到达印度半岛，从第4次开始，远行至西亚和非洲，船队去过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佐法尔、亚丁、麦加、索马里等。郑和船队往往有200多艘船，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促进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相互了解、加强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船队访问过的国家纷纷派员回访。郑和结束航行半个世纪后，欧洲的一些冒险家开始对非洲和亚洲进行掠夺式入侵，开辟殖民地，掠夺资源。[3]

古代中阿交往主要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进行。古代官方层面的中阿交往主要包括：（1）以朝贡方式进行的官方政治交往，为中阿人文交流营造与确立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制度保障；（2）以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互市贸易为主的官方经济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为中阿人文交流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古代民间层面的中阿交往主要包括：（1）阿拉伯传教士与中国朝觐者的宗教之旅，为中阿交往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2）学术之旅成为中阿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相关人士撰写的见闻游记为中阿交往提供了史料佐证；（3）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的中阿商贸之旅，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念，为中阿交往提供了原动力。

（二）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三次建交高潮

新中国同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出现三次建交高潮，具体情况如下。

1.万隆会议开启了中阿建交的大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国家开展了气势磅礴的民族解放运动。新独立国家百废待兴，力求摆脱外界干扰，自立自强。在此背景下，亚非两大洲29个国家领导人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会议，体现了他们对联合自强的追求，激励着亚非人民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出席万隆会议的有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沙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9个阿拉伯国家。[4]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同这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表示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主张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呼吁解决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支持北非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周总理指出，“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5]可以说，万隆会议为中阿双方提供了一个进行了解的机会，加深彼此的了解为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埃及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是都持有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的共同立场，经历了相互了解，先民间、后官方，文化、经贸开路，两国最终达到政治上建交的目的。中埃在正式建交前已有文化和经济上的往来。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访华，中埃两国签订了文化合作会谈纪要，其规定双方互派老师和学生任教及学习。同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布·努赛尔访华，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及议定书，其规定双方互设享有一定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在中埃两国签订文化合作会谈纪要后，中国主管部门立即决定派1名老师、7名学生赴埃。在中埃正式建交前不到半年时间，两国完成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1956年5月16日，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断绝同中国台湾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使节。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6]

从1956年同埃及建交开始，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共有10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分别是：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7]

2.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带动了中阿建交的第二次高潮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不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对中国的外交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使节基本被召回，仅留下驻埃及大使一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受到了影响，1966年，双边贸易额为1.66亿美元；1967年、1968年平均仅为800万～900万美元。1965～1971年，中国没有再同新的阿拉伯国家建交，国内的极“左”思潮对中阿关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71年，第26届联大讨论中国问题时，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8]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扫清了一些国家同中国建交的重要障碍。促成第二次中阿建交高潮的原因除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还包括中国在外交上纠正极“左”思潮、美国调整对华立场等。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事业的立场也鲜明如初。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于6月6日致电埃及纳赛尔总统、叙利亚阿塔西总统及巴解组织舒凯里主席，对这些国家和组织抗击入侵表示支持和进行声援。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9]阿拉伯国家积极评价中国的坚定立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变对华立场，中美关系得到缓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为它的盟国和其他同它关系密切的国家同中国建交开了“绿灯”。

1971～1978年，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掀起了第二次建交高潮，这一时期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有6个，它们分别是：科威特、黎巴嫩、科摩罗、约旦、阿曼、利比亚。

3.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中阿建交的第三次高潮

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战略性调整。首先，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明确提出不与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借助一方对抗另一方，妥善处理好同大国的外交关系。其次，中国非常重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推行睦邻友好政策。最后，中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依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没有忘却这一属性，同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密切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是海湾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处于权威地位，沙特更是这一宗教的发源地，它们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双方建交推迟的原因之一。当中国以开放的思维、和平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在中国国内各种宗教都受到尊重、人民享有充分信仰自由这一情况被外界所了解后，中国和上述国家在建交上的障碍自然消除了。

1979～1990年，中国同吉布提、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等6个国家建交。至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新时期的中阿关系

随着中国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阿积极发展双边关系，进行政治、经贸、科技、文教、军事、卫生、体育、新闻等领域的合作，构建起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中阿双方关系发展如此顺利，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双方都未把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关系的考虑因素。政治上，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阿拉伯国家大多是伊斯兰国家；经济上，双方发展方式各异，但都尊重对方实行的制度，支持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做到“道并行而不相悖”。

二是双方相互支持，特别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时，支持立场更加坚定。阿拉伯国家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目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尚未恢复、难民问题尚未解决。

三是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以贸易为例，中国向阿方出口的多为机械、工业制品、纺织产品等，进口的主要是石油。中国生产石油，但无法满足需求，以2017年情况为例，中国产油1.91亿吨，消耗6.2亿吨，进口4.24亿吨，其中1.57亿吨是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占当年石油进口总量的37%。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中阿关系将持续健康发展。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简称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21世纪探索的新型合作模式。在2004年9月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阿关系被确定为“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中阿双方进入了集体对话与合作的轨道。这也成为推动中阿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机制，是促进中阿双方友好往来的重要平台。

2010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中阿关系进入了全面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在中阿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