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争论的来源之二：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对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都有显著增加。上文分析表明，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主要来自对东盟的出口，特别是对越南的出口，美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长则主要来自从东盟的进口，特别是来自越南的进口。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依据总量贸易数据，涌现出一种中国向越南出口、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的新贸易格局，取代了一部分传统上由中国直接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因此，很有必要讨论，中国-越南-美国正在形成一个紧密的产品贸易互动局面，对理解这个地区的贸易关系及地区一体化具有新的启示意义。

（一）价值链贸易的基本定义与统计进展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长期以来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双方在海关实际统计商品时存在很大的不同。美方的研究表明，2018年中国认为中美贸易赤字只有3233亿美元，而美方认为高达4192亿美元，这一差距中超过94%的量都是由五类货物构成，分别是电机、机械、玩具体育用品、光学和医疗设备以及鞋类等。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产品实际编码不同，另外则涉及中间品。据悉，2004年以来中美联合成立了统计工作组，双方的共识在于，主要的差异来源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其中大约一半的差异归因于“离开中国，进入中间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然后再出口到美国”的商品。[33]这种特性在经济学文献中被逐渐概括为中间品贸易，即基于价值链的增加值贸易。2018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其中“全球价值链”一词出现了12次，中方表示“支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的全球贸易统计制度等改革”。[34]

按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中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将生产过程分割并分布在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并不生产整个产品。”[35]与传统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统计只涉及两个国家（进口国和出口国）不同，价值链贸易卷入多个国家，这给统计造成了巨大困难。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权威学者判断，“贸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以贸易总值为基础的官方贸易统计存在着严重不足，已不能反映当前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同时，各类官方国际统计机构也充分认识到，建立以增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法则的重大意义，即需采用新的方法对全球生产分块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流动进行衡量。”[36]

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公布价值链贸易数据，但涉及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国际机构都已经发布相关报告或者公布数据库。如表1所示，目前主要有5种关于价值链的数据库，它们各有特色。[37]联合国贸发会认为，UNCTAD-Eora的价值链数据库主要是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看法。[38]Eora价值链数据库的数据已更新至2019年，被用于德勤、毕马威、安永、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亚马逊、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39]对外经贸大学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其报告中则认为，经合组织的ICIO由于覆盖范围大，包括南亚和东亚的13个经济体，更加适合分析。[40]据OECD网站介绍，2018年12月发布了根据ISIC第4版编制的ICIO最新版本，数据截至2016年，包括28个非OECD国家和经济体。[41]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由位于东京的亚洲研究所开发研制，每隔5年列出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目前数据序列为1975—2005年。[42]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研究部王直等人文章使用的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43]WIOD最早受欧洲委员会资助，于2009年5月开始设立，第一期于2012年4月结束，2016年发布了新版数据库，涵盖了2000—2014年的28个欧盟国家和15个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仅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且没有2012年的数据更新。[44]近年来，亚洲开发银行也有投入产出数据库，下文将进一步进行介绍。另外，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开发研制的贸易产业数据库（RIETI-TID2017），将贸易品按照生产工序分为原材料、中间品、最终品等重新整理，对于理解产业间的价值链关系也颇有助益。[45]

表1 全球确定贸易增加值的主要方法和机构

联合国贸发会2013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和贸易》即开始重视价值链问题。报告认为：“全球价值链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人们认识到，传统上计算国际贸易的方式可能不再胜任。越来越多的工作致力于清算全球价值链对全球贸易的‘重复计算’的影响，确定贸易中的附加值，确定附加值在终端产品最终消费前如何在国家间沿全球价值链移动。”[46]该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2010年全球出口增加值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8%，其中发达经济体约为31%（欧盟占39%、日本占18%、美国占11%），东亚和东南亚为30%。2010年，在19万亿美元的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中，外国用于进一步出口的贡献约为5万亿美元，这部分即是全球贸易被重复计算的部分。[47]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5年度的《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报告中首次纳入了价值链分析。[48]在价值链计算的相关方法上，《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报告所依据的是2013年底王直、魏尚进、祝坤福合作发表在美国国家经济工作局（NBER）的工作论文《量化双边和部门层面的国际生产分解》。2015年下半年，三位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该论文的中文更新版。论文指出，传统上被广泛引用的、由哈默斯等人于2001年提出的增加值出口率（VAX ratio）存在严重不足，因为没有考虑到重复统计问题以及隐含在其他部门产品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出口，这一指标并不能准确揭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49]

在王直等人论文的基础上，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份报告详细解释了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与基于价值链贸易的统计方法之间的差异。传统贸易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海关记录，分为进口、出口、再进口和再出口，并以总值的形式记录和列报。不过，这种方法没有勾勒贸易商品中的本地和外国含量，而生产活动利益的地域分配主要取决于组成部分的来源。例如，A国出口品中可能含有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品，而这个进口品本身也是B国或者C国从A国进口的零部件加工而成的。传统的总值计算就会重复计算向B国或者C国出口的A国中间品。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试图寻求通过将其产品的市场扩大到其领土范围以外来促进其经济增长。为了准确评估某一地区对某一产品的贡献，就必须计算出产品经过该地区并被生产加工之后的增值程度，包括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因此，需要了解这部分增值的进出口发生在何处，以便确定某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为进一步调整产业链位置的经济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撑新统计方法主要是投入产出表，以此追踪和估算出口产品及附加值贸易中的进口率。[50]

2019年9月，亚洲开发银行在其新版《亚太地区关键指标》中回顾了有关价值链研究的进展，并通过前向联系来讨论亚洲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所谓前向联系指的是，A国对B国出口的某一产品的增加值贡献，A国的这部分出口则列为前向联系。显然A国出口能否增加依赖于B国，但经济学家并不怎么关心这个政治经济问题。报告认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前向联系来自亚洲。从2001年到2018年，亚洲在世界总前向联系中所占的份额增加到30.2%。此外，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前向联系的主要来源。到2018年，中国产生了亚洲总前向联系的44.2%，日本只有13.8%。报告还认为，亚洲与北美的联系正在减弱，这表现在该区域向北美发送的前向联系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北美流入亚洲的前向联系所占份额也不断缩小。[51]

（二）东南亚与中美的价值链贸易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将通过全球价值链影响到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52]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有三个较为显著的地区，分别是北美、东亚西太平洋以及欧洲，在这三个地区价值链中，太平洋两岸的价值链相互联系要比欧洲的价值链更为紧密，分工更加细致。2018年12月，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亚太贸易投资报告2018》中指出，由于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区域一体化，该地区间接受到对从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关税的影响。2017年度，亚太地区出口总额中有69%的货物为原材料、中间品和资本品。其中，向中国的出口占这些货物出口的27%。[53]这些出口品被中国用作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因而也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了一个衡量地区内经济脆弱性的指数，结果发现，蒙古国是该区域最脆弱的经济体，其次是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和韩国，前者主要是出口原材料，后者则主要是有关机电的中间品出口。而东南亚经济体中，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面临着中等程度的脆弱性。南亚和西南亚以及北亚、中亚经济体面临的风险较低，这些区域并没有显著融入与中国出口挂钩的全球价值链，而且这些经济体出口也是多元的，对中国的依赖并不深。同时，该研究还构建了机会指数，结果表明，由于越南具备优质的劳动力优势，而且其最终品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因而很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中新的组装中心。[54]

由于越南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焦点，从前文数据来看越南也是对中国和美国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因而首先分析越南有助于理解增加值贸易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价值。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开发的基于生产工序的数据为扫描越南对华贸易、对美贸易的分工格局提供了快捷方式。如图7所示，从进口层面讲，2000年是转折点，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越南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占比上升，超过了50%，并很快超过70%。自2002年以来，以2009年为界，中间品和进口品在越南从中国进口中的占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者的比例是基本稳定的，中间品占比上升至70%，而最终品占比下降至30%左右。如图8所示，2002年以来，在越南对美出口中，最终品占据80%以上比例。因此，中国-越南-美国三角贸易关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从东亚的贸易格局变迁来看，这种关系在过去也曾出现过，表现为日本对美国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中国，而日本尽可能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越南正是通过从中国进口，改变了其贸易模式。

图7 基于生产工序的越南从中国进口

资料来源：RIETI-TID 2017。

图8 基于生产工序的越南对美国出口

资料来源：RIETI-TID 2017。

与此同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越南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提升机会。RIETI的数据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越南对中国出口货物中，中间品占比从不足20%迅速攀升至2017年的52.5%，越南从美国进口货物中，中间品占比也从2008年的37.5%攀升至2017年的57.9%。因此，在这一中国-越南-美国三角贸易关系中，中间品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间品进出口的显著特点是存在大量的与其他国家的零部件贸易。此外，2017年，越南对美最终品出口额为375亿美元，对华最终品出口额为104亿美元。因此，尽管中越总贸易额几乎是美越的2倍，但是由于越南的最终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美国的市场需求将决定越南参与价值链的方式，因而美国才是决定越南贸易政策的主要外部力量。

在最终品出口上严重依赖美国并非越南独有，事实上是东南亚国家的显著特点。如表2所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6国，无论是2012年还是2017年，最终品出口的最大市场仍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因此，单纯说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至少是不够准确的，尤其是当希望通过贸易关系获得政治以及安全上的启发时，更要重视最终品这个生产工序末端的市场在哪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菲律宾对华最终产品的出口额还下降了，当然新加坡对美国出口的最终品也在减少。就最终品的出口而言，东南亚明显分成了两极，一极是最终品出口迅猛增长，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另一极是新加坡和菲律宾。身处两极中间的是印度尼西亚，增长十分缓慢。从对美最终品出口占所有生产工序中的比重来看，最高的是越南，超过80%，最低的是新加坡，低于40%。而在对华最终品出口占比中，最高的是越南（36%），最低的是印度尼西亚（6.7%）。比较2012年和2017年，这些国家对美和对华出口的产品阶段所占比重基本是稳定的。因此，当我们说中国是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时，实际上是指中国是周边国家中间品贸易的最大伙伴，而不是最终品。而中间品与最终品贸易在政治或者安全上有什么不同，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未涉及，更不用说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研究。

表2 东南亚国家对中美最终品出口及其占比

续表

就衡量贸易对一国GDP的贡献而言，只有在国内产生的增加值才能列入，可以借助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来比较东南亚国家在日益扩大的贸易中的收益大小。如图9所示，2010—2018年，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太18个经济体用于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平均从73.3%上升至75.5%，增长2.2个百分点。第一类，增幅超过这一平均值的经济体包括越南（9.9%）、中国香港（6.8%）、中国（5.7%）、菲律宾（5.4%）、韩国（3.4%）和马来西亚（3.1%）。这些经济体显著提升了国内增加值在出口中的份额，国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域和产业都有所扩大。这一数据与上文得到的看法一致，东南亚的主要贸易参与者其国内增加值占比总体上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如最高的菲律宾2018年占比为71.7%。第二类是新加坡、中国香港这样的转口贸易港，2018年新加坡占比为38.1%，香港是42.1%。第三类，国内增加值占比高却并不能表明参与程度扩大，如蒙古国、印尼、文莱和缅甸，其主要是出口自然资源、石油或其他商品，这些货物的出口很少需要吸收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品。

图9 东南亚及亚太主要经济体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的占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整理。

如果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看，表2数据显示，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东南亚主要贸易国的最终产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由于缺乏有关最终产品的最新数据，还没有办法评估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整个东南亚的进展，但UNCTAD-Eora数据库提供的国内增加值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整体上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2018年比2017年上升0.2个百分点，而2012—2017年上升了2.2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贸易摩擦导致国内增加值上升的幅度减弱。事实上，这种变化不仅仅来自贸易摩擦。有的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趋势已经放缓，原因不仅仅是英国脱欧、贸易摩擦，也包括全球需求的变化、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加强以及生产活动向母国的回归。[55]就东南亚而言，2018年东南亚国家的分化依旧存在，一部分增强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例如文莱（0.3%）、马来西亚（0.1%），而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基本没有变化，减少的国家有新加坡（0.1%）、柬埔寨（0.1%）和菲律宾（0.1%）。

从世界银行的分类来看，东亚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不同的位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认为，虽然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同，但在全球价值链一体化的类型和升级方式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1990—2015年，在146个国家中，以下四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别显著：（1）商品；（2）有限的制造；（3）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4）创新活动。如表3所示，东南亚国家存在上述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这四种类型的价值链位置将如何对中美贸易摩擦作出应对。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设定的初始目标。

表3 东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