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女人

田鲁

许是因为天气太寒冷的缘故，亦许是因为第一班“急行车”开得太早的缘故，今天二等车厢内，不但没有往日那般拥挤，反而异常的寂寥。一排排地绿绒沙发似的三十多张坐位，在衔接头的等车的一头，只有一个商人式的俄国商人，身子笔挺的坐在那里看报，一动都不动，活像一座大理石的雕像。在相反方向的这一头靠近车门，便是郁达，林南和文君了。

火车不断的向前奔驰，好像一匹猛兽似的，又不知道饥饿，不知道疲乏，也不知道寒冷；虽是铁轨上，枕石上两旁的碎石小径上，田野上，都已洒遍了雪花。

外面虽是遍地已洒满了雪花，然而车厢内热气管，却很蒸发得温暖，车窗的玻璃上，都已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雪雾。从车窗中望出去，可以隐约的看见飞一般的田野，小河枯树回到过去生活的漩涡里。

沉默在他们中间有四五分钟之久，林南似乎是耐不住这凄楚的氛围的压迫终于先打开闷局：

“郁达，过去的已像梦一样的逝去了。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舍去你的旧梦来追寻新的幸福吧！”

郁达只扭转头来看看林南一眼，没有作声。

“你不要以为我惯说风凉话。”林南接着说：“现在我虽是比较快乐一点，可是在三四年前我亦会有过骸［刻］骨的迷恋的。那时我比你现在还要颓伤，还要堕落，整天沉醉在醇酒里；醉了就哭，就闹，就睡，醒了又去喝酒。我总是和你一样的固执己见，不肯接受朋友们的劝慰，但是不多久，我便觉悟了。”

“觉悟了，又怎样？”郁达蓦然的插进这一句，切断了林南的话：“天下老鸦一般黑，女人总是女人，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东西，难道会有两样的不成？”

“不然……”

“有什么不然哩！”郁达好像讨厌林南的噜苏似的，又很快的切断了他的话：“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很幸福了，看吧，不久的将来，你那位爱人的狐狸尾巴，亦会露出来的；到那时候她领略了你的新奇，明白了你的秘密，就不会再这样热烈的爱你，再顾全你的意志……我知道现在这些话，你决不会入耳的；好吧，败兴的话我不说了，还是听文君的吧。”

“好吧；文君，你说你的恋爱史吧。”林南脸上透出勉强的样子。

文君仍是沉默的靠在椅背上，不作声。过后眼眐［怔］住在玻璃上，用着郁悒的声音：

“即有约言在先，当然我不能违约的。”眼光移过了一个地方，声音仍是幽幽的：“郁达是幸福的，令人嫉妒的聚合，林南是怜楚酸鼻的生离，至于我自己呢，这里等你们两位来下结论的。不过我自己却以为是悲壮的；令人灰心，亦令人起决心的死别！”

文君略移动了下身子，喝了口茶，继续着道：

“我的爱人名叫金枝。金枝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诗友，酒友，同时又是志友。听我母亲说：他两位老人家，自从日本强占了我们高丽以后，便相约辞官隐迹在家，无论如何不再出仕。金枝的家和我的家，相隔只有一道五尺高的竹篱，后来这竹篱亦拆除了，便成为一家了。在家中他们两位老人，老是吟诗，喝酒；但是他们并不是为做雅人高士来做的，他们是胸中块磊太多了，不得不藉诗寄怀，以酒浇愁，所以在诗里酒后，都是一些忧愤的话。有的时候，譬如当月明风清之夕，或是空中飘着雪花的日子，他们酒喝醉了，便高唱国歌，相抱痛哭，在力竭声嘶之后竟以利刃刺胸，假如不是我母亲常常责以大义，他们两老早就自刎了。然而不幸的很，在一九二五年五月里，他们两位老人，虽未自刎而死，却被日本强盗挪去枪毙了。

“那时候我们一班朝鲜有血气的爱国青年，都起来秘密的作复国运动，在京城中，他们两位老人便是这运动中的主动者，我家便成为他们集会通信的机关。他们的言论行动纵是万分秘密，万分小心，但是像猫狗一般的日本侦探已早嗅到有不稳的气息了；过了不久，两位老人就被藉故逮捕，第二天清晨便陈尸在刑场上。

“我和金枝这时年纪都很小，什么事情都不大明了，母亲连夜带了我们化装逃走，先逃到东三省，后来才由平汉铁路辗转来到这里。

“因为找到了安身的处所，经济方面又有母亲的哥哥肯帮助，不致发生什么大恐慌。所以我们便安安稳稳在这里住下来了。当我们逃出京城的时候，那时我和金枝都还只是小学毕业，到了北平后，读书便发生困难。日本学校在北平的只有小学，而我母亲又不主张再学日本教育，这中国学校哩，事实上不但我们不认识中文，而且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当然是不行的。后来没有法子，我母亲就自己教我们国文；一方面又认识了一位中国的大学生教汉文，这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我刚好二十岁，金枝比我小两岁。

“金枝的母亲和长次两兄，都早已死了，在京城的时候，她只有一个亲人——老父亲。在北平除了我和我的母亲以外，第三个人她都不认识的。于是我母亲便成为她的保护人，唯一的亲人了。她对我母亲很孝顺、很柔和，好像对自己生母似的；我母亲亦把她当自己女儿般，什么地方都尽力的帮助她，指导她；待她同待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可是我们的年纪到底不小了，明白我们并不是真的同胞兄妹，更明白另外许多事情。于是我们平日的言语行动，都不能无拘无束的。由此就生出了许多不方便来。后来终于我母亲征得她的同意，我们便订了婚。

“当然我们亦明白我们是国家已被残破的遗民，当然我们亦懂得恢复国家的责任比自己的婚姻，要重大十万倍，但是事实上飘零在异国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母亲曾说过她所以如此的道理：‘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啊！金儿可说是家破人亡，她没有一个保护人，更没有一个亲人，而且我们现在不但受着政治的压迫，且还受着经济的压迫，我们无力典赁宽大的房屋，同样亦无力使她入学校，老是这样下去如何行呢？你父亲和她父亲又是那样要好，在我尚有一息之前，我不能不替她找一个归宿，了却我一番心愿。’

“订婚的那一天，我母亲按照故国的风俗，弄了一点较为丰盛的吃食，来祝我和金枝两人前途的光明。

“记得是这么一天，外面榴花似的阳光，撒遍了大地，风像已死去了似的，树叶子大都无生气的低着头，一动亦不动的。房里郁热得叫人不舒服，身上穿了一件汗衫还是热汗直流。但是为了行那种慎重的仪式起见，我们亦不得不穿着礼服。

“当我母亲替我们祝福过以后，金枝是伏在桌子上啜泣着，我也忍不住流了一些眼泪。可是母亲在这时候，却严肃地说道：‘金枝，你从今天起是我的儿媳了，我已把文君的终身幸福和作为，都交给你，你从今天起应该代替我尽力的帮助他，爱护他，纠正他；文君，你从今天起已变成大人了，你既然成了大人，你就应该知道怎样去爱护你的妻子，怎样使你的妻子不受疼苦，更应当知道怎样去作你的事业。要晓得我们是有国难归，有家难回的，我们是千辛万苦从自己家里，从自己国里逃到这异国来的，更要常常的记起你们的父亲，两个不到五十岁的中年汉子，是被日本鬼子捉去枪毙的，是尸首都没有人替他们收拾的殉国者，死有什么要紧？枪毙又有什么要紧？人活到一百岁终是要死的，咽气在床上，不同样是个死吗？我那时所以不顾他们的尸骨，而携着你俩偷偷逃走，这完全是为了两家的骨血，谅你们也是知道的。

“‘当我常看［带着］你俩不顾一切逃走的时候，在我心里有了这么一个感想，我觉得我所携带的两条小生命，并不是两家的子孙，乃是他们两位殉国者的灵魂，是我们大韩国的生命，我本来是个何等懦弱的妇女，但当想到这些时，我腿亦不抖，心亦不悸，竟能够勇敢的安静的把你俩带出虎口到中国的东三省，又到北平，又到武汉，又到这里，直抚育到现在。

“‘现在你俩是一天比一天长大了，一天比一天强壮了，而我却一天比一天老了，一天比一天衰弱了；然而我终于把我们大韩国的生命抚育大了。这，我觉得不但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他们两位殉国者，而且亦对得起全国的同胞，现在我的责任是卸除了，而你俩肩上所负的担子却重了，文君，金枝，记牢你俩的责任，记牢已经殉国的你们的父亲，记牢完全死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们，记牢恢复我们的大韩国啊！这不但我希望你俩，不但你们父亲在天之灵希望你们，就是全国的同胞，亦是这样的希望着你们俩人哩。

“‘我的子女是勇敢的誓死为国者，你俩假如承认是我的子女，就要听从我的话。’接着她很快的割断了她左手的食指，裂撕了一块麻布，血书了七个大字：‘大韩国独立万岁。’

“我和金枝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不是木石，我俩血管里久已沸腾了热血，久已私下里决定誓死去救国的；在那个时候，我俩感动着浑身都颤动着，流着泪，跪在母亲——伟大的母亲面前，吻她的手，谢她的养育，谢她的教训。

“从此我俩的热血更沸腾，我俩誓死为国的心更坚定。

“一年以后，母亲终于弃我俩而死了。

“我真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年幼的时候，夺去我们的父亲，和我们的国家，现在又夺去唯一爱护我们的慈母！我们从这以后，就一面诅咒上帝，一面痛哭我们命运乖离。

“我母亲弥留之际，还嘱咐我们不要忘记责任，别的，我们或者会忘记，至于我母亲的话，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想起她留给我们的话来，我便不由地哭了，哭有什么用？我们忍着心痛，在眼泪倒向腹中流去的时候，便把它葬了。

“大概在武汉过了一个多月光景，我们曾动身回故国一次。

“到了京都，因了母亲哥哥的介绍，得住在离总督署很近的李君家里。李君亦是个爱国志士，他还负着一个支团的领袖责任。所以他的家庭便成了支团的办公处，同样亦便是支团的议事室，自然这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不过危险虽然免不了，却从来没有被获过。因为李君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对于任何事都万分慎重的。

“一夜，那时是上月天气澄清的天空中，杂乱地悬着几颗小星，在那儿一闪一闪地吐出一点微光来。新月的光辉，泻满了大地，显得路灯格外灰黄暗淡了。街上市声渐渐地冷静下来，许多商店都闭上大门。路上异常冷落，只有几辆车子载着幸福的归去的人们。街头暗陬里躲着一两个警察，靠在墙边上打盹。

“时候是一点钟，李君家中的地下室里，挤满了从地道爬来的二十多位支团中的高级同志；他们都是日里看到李君在二楼窗口所摆的一盆兰花标语，而来参与临时紧急会议的。会议中所讨论的案子，便是：‘如何去对付次晨五时来替换的新总督。’

“自然我们懂得革命的方法是应该联合同胞一起起来共同奋斗，才能达到目的。注目于总督个人，似乎不是一种好的策略。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处在种种压迫之下，是没有别的国家可以援助的。像中国，虽是我们万分希望能帮助我们独立，可是中国本身还在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列强的欺凌，自顾尚且不暇，还说什么帮助别人呢？

“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做一次具体的反抗，要想做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运动，那是千难万难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转移目标，从全体仇人而移到个人身上了，不过我们并不是盲目的随便移动，也不肯使一个无谓的人牺牲。我们挑选一个目的物时，是必须经过会议讨论，看看这个目的物有否使我们同志流血的价值，否则我们不乱干的。

“这次新来的总督，是一个残暴成性的军人。对于我们是有着更进一步压迫的计划。因之我们会议中，便决定由一位同志拿炸弹去行刺，做一次示威运动，这当然是一种重大工作，虽然二十多位同志中个个都能胜任；但是既然担负了这责任，十分之九是不能生还的，所以主席亦不好指派。

“后来决定用摸纸团的方法，是拿一张白纸，裁做三十个小方块，在一块上写着：‘为了国家我来担负这个责任。’谁摸到谁就去。

“大家顺着次序从一顶呢帽里摸出一个纸团，放在面前以后，主席斟了一杯酒在台子中间，说：‘摆开来看吧，谁得到荣幸的纸团，谁就站起来喝这杯代表大韩国人民血汗的酒。’

“天，天，天，谁料想到立起来喝那杯酒的，竟是我金枝呢！

“那时我心痛得好像刀割一般，几乎放声大哭起来。但是金枝，她竟庄严地立着，脸上放射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纯洁的光辉，让主席在她胸口悬上国旗，让同志们恭祝她，让同志们向她行敬礼。后来她又极郑重地说：‘同志们，我非常欢喜，为了国家来担负这重大的责任，有这样好的机会使我们尽一点力。不过此去是非常危险的，是没有回来再和诸位聚会的希望，所以此刻我便给诸位一句临别赠言：祝诸位继续努力。’

“这么，我俩好像新婚，只是紧紧地拥抱着，吻着，流着泪。……

“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们的任务啊！

“最后的时间终于到了，她又紧紧的拥抱着我，给我一个最后的吻，便拿起李君送来的一个沉甸甸的布袋。

“那时我完全痴了，坐在一张椅子上，两手抱着头，眼睛直视着。

“我听到她下楼的脚步声，听到门的启闭声。过了三十分钟，我听到远远的马路上传来一种汽车的喇叭声，接着听到惊天动地的一次爆炸声。听到一阵排枪声。然而我还像【之】前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因为我已完全痴了啊！

“从这天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过我的金枝了！

“金枝是和我永别，为着恢复国家的使命……”

文君结束了语句！一滴一滴的泪珠，顺着面颊流下来。

文君的演述，好像一个将要咽气的病人的喘息似的，渐渐地迟缓了轻微了终于消失在一阵轰轰地车轮声中。早已噙了满眼睛的泪珠水，这时如同寻着了决口般的流了下来，落在厚呢的黑色大衣上。他幽长的叹了口气，瞥了身旁的郁达和靠在对面座位上的林南一眼，偏转头去，揩了揩眼泪，接着又吐了口长气。

郁达和林南都低垂着头，沉默着。

车轮仍就［旧］轰轰不停的向前奔驰着。

（载《防空军人》第2卷第5期，1940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