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总报告
Ⅰ General Report
R.1 “全面小康”进程人民生活消费总体评价
——2000～2017年民生需求景气检测
王亚南 刘杰 刘婷[1]
摘要：揭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应当用民生进步加以衡量。考察民生需求主要在于居民日常生活消费需求，其间蕴含“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诸方面发展。2000～2016年，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各类民生消费数据人均值持续稳步增长，2016年居民总消费为2000年的6.13倍，物质消费为5.65倍，非物消费为7.27倍。物质消费比重明显降低5.46个百分点，非物消费比重明显增高5.46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出现较大升级变化。居民总消费、物质消费、非物消费地区差逐渐缩小；居民总消费、物质消费、非物消费城乡比逐渐缩小。“不平衡的发展”在民生领域多有改善。但居民消费率从35.91%明显下降至32.37%，“十二五”期间略有回升。尤其应注意，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明显低于财政支出年增4.08个百分点。居民积蓄率从22.57%持续明显升高至28.44%，反过来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加重。依据历年动态预测检验，至2020年，全国居民总消费城乡比将明显缩减，地区差也将略微缩减；至2035年，全国居民总消费城乡比将继续极显著缩减，地区差亦将继续略微缩减。
关键词：全国 民生消费 需求景气 检测评价
揭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应当以民生进步加以衡量。考察民生需求主要在于居民日常生活消费需求，其间蕴含“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诸方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的“需求”主要就表现为日常生活消费需求。为了行文的精炼和修辞的变化，本书将人民日常生活消费需求简称为“民生消费需求”或“民生需求”。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于2006年开始研制，其演算数据库作为“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的背景数据支持一直在使用。面向日益临近的“全面小康”目标年，“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历时八年，于2014年成型。2018年，“中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又从中分解独立出来，既是“民生发展指数检测”的“姐妹篇”，又是“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的“扩展版”。现为第2个年度卷。
本系列研究在“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中首创城乡比倒数权衡测算，独创地区差指标及其演算方法，并基于城乡、区域无差距理想值设为逆指标；在“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民生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中，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城乡比、地区差检验全面展开，这正是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方面。相关检测不仅对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年2020年，而且对准我国“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目标年2035年，现代化国家的民生发展理应消除社会结构体制上的城乡鸿沟和地区鸿沟。
一 全国人民生活主要数据相关情况
民生消费需求增长离不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鉴于经济、财政背景分析主要集中于民生指数卷，这里民生消费卷集中于民生主要数据。全国城乡主要民生数据增长变化基本情况见图1，限于制图容量，图1未直接列出居民收入数据，而注明可据其他数据推算，另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数据置于后台进行相关演算。
图1 全国城乡主要民生数据增长变化基本情况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居民（1）非物消费、（2）物质消费、（3）总消费、（4）积蓄总量（亿元转换为%），（1）+（2）=（3），（3）+（4）=居民收入，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物质消费比、居民消费比（占居民收入比）（%），二者之差即为非物消费比，二者之比即为物质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二者之差再与居民消费比之比即为非物消费比重。囿于制图空间省略若干年度，文中描述历年变化包括省略年度，后同。
1.城乡居民收入、积蓄财富总量增长简况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年均增长12.99%，积蓄总量年均增长14.85%。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产值增长0.22个百分点，低于财政收入增长3.23个百分点。[2]
2.城乡居民消费总量及其分类增长状况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2.34%。居民消费年均增长率低于产值增长0.87个百分点，低于财政支出增长3.83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城乡居民物质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1.76%。物质消费年均增长率低于居民收入增长1.23个百分点，低于总消费增长0.58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城乡居民非物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56%。非物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居民收入增长0.57个百分点，高于总消费增长1.22个百分点。
3.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相关比值变化状况
全国居民收入中，2000年有77.43%用于全部生活消费支出，为历年最高比值；2013年仅有68.58%用于全部生活消费支出，为历年最低（最佳）比值；2000年有54.66%用于物质消费支出，为历年最高比值；2013年仅有43.65%用于物质消费支出，为历年最低（最佳）比值。居民收入与总消费之差即为居民积蓄，物质消费与总消费之差即为非物消费。
这几组数据链之间的相关比值可以通过结构化关系推算。居民消费比占百分比剩余部分（100与之差值）为居民积蓄率，即居民积蓄在居民收入里所占比例；居民消费比与物质消费比之差（差值）为非物消费比，也就是物质消费比占居民消费比剩余部分为非物消费比，即非物消费在居民收入里所占比例；物质消费比与居民消费比之比（商值）为物质消费比重，即物质消费在总消费里所占比例；居民消费比与物质消费比之差再与居民消费比之比为非物消费比重，也就是物质消费比重占百分比剩余部分为非物消费比重，即非物消费在总消费里所占比例。诸如此类的结构化相关性分析体现了数理抽象的优势，透露出严谨而精密的逻辑力量，通过数理关系推演充分揭示“数据事实”基本态势。
这17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比降低7.23个百分点，物质消费比降低9.28个百分点，反过来导致非物消费比升高2.05个百分点。继续深入分析，居民消费比与物质消费比升降方向及其程度有差异，意味着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变化，反过来又导致非物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变化。由这些相对比值关系变化就能够看出民生消费需求态势，从中体现出民生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 全国居民总消费增长及相关性分析
居民消费数据是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中“人民生活”统计主体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生需求主要就体现为居民消费需求。
（一）居民总消费增长基本态势
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消费需求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首。全国城乡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见图2。
图2 全国城乡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城镇、乡村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居民总消费城乡比（乡村=1）、地区差（无差距=1）。左轴曲线：居民消费率（与产值比）（%）。另需说明，近年来年鉴始发布2014年以来城乡综合演算人均值民生数据，与总量数据之间存在演算误差，对应年鉴同时发布的产值人均值和总量分别演算居民消费率有出入，本文恢复自行演算城乡人均值，后同。
1.城乡综合人均值及地区差变动状况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1.72%（由于人口增长，人均值增长率略低于总量增长率）。居民总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2530，最大值为2003年的1.3521。这17年间，全国居民总消费地区差缩小7.02%。这表明，全国各地居民总消费增长同步均衡性较明显增强，体现“全面小康”进程缩小居民总消费地区差距的有效进展。
据既往历年动态推演测算，全国居民总消费地区差2020年将为1.2428，相比当前略微缩减；2035年将为1.2212，相比当前继续略微缩减。
2.城镇与乡村人均值及城乡比变动状况
2000～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9.79%，乡村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1.70%，乡村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1.91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增长相关系数为0.4396，即历年增长同步程度为43.96%，呈很弱正相关性。倘若用城乡各自年度增长指数绘制出两条曲线，就可以看出，二者历年增长明显不均，其间均衡度较差。
这17年间，全国居民总消费城乡比最小（最佳，后同）值为2017年的2.2315，最大值为2003年的3.3505，前后对比城乡比缩小25.43%。这表明，全国城乡之间居民总消费增长同步均衡性明显增强，体现“全面小康”进程缩小居民总消费城乡差距的有效进展。
据既往历年动态推演测算，全国居民总消费城乡比2020年将为2.1189，相比当前较明显缩减；2035年将为1.6355，相比当前继续极显著缩减。
3.城乡综合居民消费率历年变化状况
2000～2017年，全国居民消费率下降4.45个百分点，其中“十二五”以来回升3.06个百分点。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政策以来，直到进入“十二五”期间，全国居民消费率才开始明显回升。
这17年间，全国居民消费率最高（最佳）值为2002年的36.23%，最低值为2011年的28.16%。具体展开逐年测算，居民消费率在2002年、2009年、2012～2016年升高，在2000～2001年、2003～2008年、2010～2011年、2017年降低，近年来仍未回复2000年初始值，更未达到2002年最佳值。这表明，“全面小康”进程中实现全国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步协调性尚待增强。还应注意，居民消费率下降程度大于居民收入比下降程度，反过来意味着居民积蓄率上升，亦即积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加重。
（二）产值与收入、消费、积蓄之间增长关系
分析产值与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消费、非物消费、积蓄之间增长关系，可以检测究竟什么因素对居民消费需求各方面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全国产值与居民收入、消费、积蓄增长态势见图3，因相关系数分析需有历年不间断增长指数，而制图空间有限，故截取2000～2010年（后台检测2000～2017年）。
图3 全国产值与居民收入、消费、积蓄增长态势
左轴柱形：全国产值、居民收入年增指数。右轴曲线：居民消费、积蓄年增指数，上年=1（小于1为负增长）。曲线间走势并行即正相关同步增长，上下交错对应即负相关逆向增长；相关系数1为绝对正相关完全同步，0为完全不相关，-1为绝对负相关完全逆向。曲线（5）与（6）之间形成横向镜面峰谷对应水中倒影负相关关系。
1.产值与居民收入、消费历年增长相关性
2000～2010年，标号（1）全国产值与（2）居民收入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相关系数为0.9098，亦即在90.98%程度上同步变动，呈很强正相关性，其间历年高低对比可见当年增长同步关系；与（3）居民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7587，亦即在75.87%程度上同步变动，呈稍强正相关性；与（4）物质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8511，亦即在85.11%程度上同步变动，呈较强正相关性；与（5）非物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4117，亦即在41.17%程度上逆向变动，呈稍强负相关性。
这些数据之间增长相关性表明，全国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带动国内居民生活消费向着非物质需求方向“升级”。倘若各地大体如此，对于“中国现实”特殊性的这一“逆规律性”揭示即可成立。
2.居民积蓄与收入、消费历年增长相关性
2000～2010年，标号（6）居民积蓄与（2）居民收入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相关系数为0.8261，亦即在82.61%程度上同步变动，呈稍强正相关性；与（3）居民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4082，亦即在40.82%程度上同步变动，呈很弱正相关性；与（4）物质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6703，亦即在67.03%程度上同步变动，呈较弱正相关性；与（5）非物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7751，亦即在77.51%程度上逆向变动，呈极强负相关性。
全国范围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中，相互间影响的正反方向、强弱程度一目了然。
特别是（5）非物消费与（6）居民积蓄增长曲线之间，形成横向镜面峰谷对应水中倒影，其间呈77.51%逆向增长相关性。“积蓄负相关性”对于非物消费显著成立，对于总消费不成立，对于物质消费不成立。经后台数据库扩展演算，非物消费与积蓄增长之间2000～2013年长时段逆向程度为69.63%，呈很强负相关；2000～2006年逆向极值达95.15%，呈极强负相关。非物消费包含文化消费，因而与本项研究早年揭示的文化消费需求之“积蓄负相关性”相通对应，甚至其间曲线走向图形也极为近似。
显然，全国居民积蓄增长“自然而然”地抑制了国内居民生活消费向着非物质需求方向更快地“升级”。倘若这一点在各地得到普遍印证，又可成为“中国现实”中的特定“规律性”“趋势性”发现。[3]
三 全国居民物质消费结构性分析
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中居民消费前四类——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以下行文分别简称“食品、衣着、居住、用品”）消费属于物质生活范畴，维系着人们衣、食、住、用“基本需求”。居民物质生活分类消费测算为民生消费需求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二，其中展开相关性分析又包含着三级子系统之一至四。全国居民物质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见图4。
图4 全国居民物质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物质消费单项（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四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食品、居住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保留3位小数协调整个物质消费比重演算小数四舍五入）（%），显示物质生活需求变化最大的两个方面。
1.食品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年均增长9.23%。同期，全国居民食品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2343，最大值为2002年的1.3251；城乡比最小值为2017年的2.0498，最大值为2009年的2.7374。这17年间，全国居民食品消费地区差缩小6.08%，城乡比缩小14.11%。全国居民食品消费比重降低13.68个百分点。最低（最佳，物质消费占比以低为佳，后同）比重值为2017年的29.26%，最高比重值为2000年的42.94%。
居民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值即为所谓“恩格尔系数”，用以检测维持生命“最基本消费”比重，可间接衡量民生超越“物质需求依赖”的富足程度。进入“全面小康”进程以来，全国居民食品消费“最基本需求”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这间接反映出人民生活从温饱“基本小康”向富余“全面小康”的发展进步。
2.衣着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衣着消费年均增长10.34%。同期，全国居民衣着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2069，最大值为2000年的1.3340；城乡比最小值为2017年的2.8744，最大值为2003年的5.7833。这17年间，全国居民衣着消费地区差缩小9.53%，城乡比缩小44.89%。全国居民衣着消费比重降低1.60个百分点。最低比重值为2017年的6.80%，最高比重值为2011年的9.91%。
在中国社会传统中，“衣食温饱”总是联系在一起，移植恩格尔系数成为“中国版”，应包括衣食温饱“基本需求”。在食品消费比重持续明显下降的同时，全国居民衣着消费“基本需求”所占比重并未明显降低，不过原有保暖御寒功能已经发生变化，更多地转而体现时尚、品位、个性等。难怪有不少相关研究者提出主张，建议把服装消费列为一种“别类”精神生活消费。
3.居住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居住消费年均增长15.87%。同期，全国居民居住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2年的1.1824，最大值为2017年的1.4048；城乡比最小值为2012年的1.3663，最大值为2014年的2.5469。这17年间，全国居民居住消费地区差扩大6.67%，城乡比扩大22.03%。全国居民居住消费比重增高10.37个百分点。最低比重值为2012年的11.24%，最高比重值为2017年的22.45%。
十余年来各地城镇商品住宅需求旺盛、市场火爆，居住消费比重变化甚大，正是千家万户拥有私家住房的“刚需”开支成就了当今中国房地产的繁荣。2014年居住消费人均值陡然高升可以这样理解，各地居民受调查户样本的长期偏差近年得到修正，由私家住房相对普及带来的居住消费剧增得以体现。
4.用品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用品消费年均增长10.69%。同期，全国居民用品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2365，最大值为2000年的1.5259；城乡比最小值为2015年的2.3946，最大值为2000年的5.8223。这17年间，全国居民用品消费地区差缩小18.96%，城乡比缩小58.69%。全国居民用品消费比重降低1.05个百分点。最低比重值为2004年的5.19%，最高比重值为2000年的7.18%。
十余年来各地城乡私家轿车市场升温，人们的消费需求高涨，而用品消费比重却变化不大，也许“间歇性”购车支出放到长年日常消费当中也不明显，或许已另行计入交通消费。
本项检测将全部物质消费视为“全面小康”民生必需消费，只看食品消费或者扩大为衣食温饱已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全国居民食品消费比重下降“让出”的余地却被居住消费比重上升“大量抢占”，这两项冲抵仅仅留给处在上位的物质消费比重下降3.30个百分点（另综合衣着、用品消费比重变化，整个物质消费比重下降5.95个百分点），否则2000年以来17年间全国居民整个物质消费比重（可视为恩格尔系数极致放大）理当显著下降。房价虚高已经明显影响到全国民生发展质量。
四 全国居民非物消费结构性分析
（一）非物生活分类消费增长分析
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中居民消费后四类——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以下行文分别简称“交通、文教、医疗、其他”）消费属于非物生活范畴，维系着人们社会交往、身心状态、精神生活等“扩展需求”。居民非物生活分类消费测算为民生消费需求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三，其中展开相关性分析又包含着三级子系统之五至八。全国居民非物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见图5。
图5 全国居民非物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非物消费单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四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交通通信、文教娱乐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保留3位小数对应整个非物消费比重演算小数四舍五入协调）（%），显示社会生活交往、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变化。
1.交通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交通消费年均增长16.17%。同期，全国居民交通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2570，最大值为2005年的1.4969；城乡比最小值为2017年的2.2009，最大值为2002年的4.8708。这17年间，全国居民交通消费地区差缩小14.99%，城乡比缩小48.11%。全国居民交通消费比重增高6.61个百分点。最高（最佳，非物消费占比以高为佳，后同）比重值为2013年的14.41%，最低比重值为2000年的7.02%。
民生消费需求已超越维持温饱的“基本小康”阶段，物质生活需求达到较高水平时，非物质生活需求迅速提升。交通消费比重持续显著增高，可以视为人们社会生活交往需求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不难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依据：全国每年有上亿人次出境旅游，数十亿人次国内旅游；电话通信已成为国民必需消费，手机及移动网络更是国内海量人群必备，当然电信行业垄断造成的高收费也不容置疑。
2.文教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教消费年均增长11.37%。同期，全国居民文教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2509，最大值为2009年的1.4596；城乡比最小值为2017年的2.4304，最大值为2013年的4.7213。这17年间，全国居民文教消费地区差缩小11.43%，城乡比缩小27.72%。全国居民文教消费比重降低0.63个百分点。最高比重值为2002年的13.82%，最低比重值为2014年的10.60%。
这里发现一个问题，多年以来许多研究者预期中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高涨”局面仍未出现。或许人民生活从满足温饱需求，到物质消费全面提升，再到注重社会生活交往需求，最后到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尚有待于“更上一层楼”。本项检测将居民文教消费比重值界定为“精神需求系数”，可直接衡量民生需求向精神层面提升的程度。
3.医疗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消费年均增长13.58%。同期，全国居民医疗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2422，最大值为2002年的1.4294；城乡比最小值为2017年的1.6787，最大值为2002年的4.1378。这17年间，全国居民医疗消费地区差缩小12.52%，城乡比缩小53.78%。全国居民医疗消费比重增高1.92个百分点。最高比重值为2017年的7.86%，最低比重值为2000年的5.94%。
医疗消费比重增高明显并不难理解，健康是人们的“共同价值观”，而若干年来医药费用暴涨、保健产业暴利也不容忽视。
4.其他消费人均值增长及其比重变化
2000～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其他消费年均增长7.96%。同期，全国居民其他消费地区差最小值为2017年的1.3438，最大值为2009年的1.4736；城乡比最小值为2016年的3.1969，最大值为2009年的5.6386。这17年间，全国居民其他消费地区差缩小6.42%，城乡比缩小34.21%。全国居民其他消费比重降低1.94个百分点。最高比重值为2001年的4.59%，最低比重值为2016年的2.39%。
其他消费属“非明确”项，包括除了非物消费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余消费开支，依据早年统计年鉴所列细目分类可知，家政服务相关支出包含其间。
恩格尔系数检测仅能对应“基本小康”阶段，即使扩展为整个物质消费也难以适用于“全面小康”进程。为此，本项检测将全部非物消费视为“全面小康”民生应有消费。综合全国居民交通、文教、医疗、其他消费比重变化，17年间整个非物消费比重上升5.96个百分点。这就是“国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具体体现及其精细度量。
“交通消费”作为“交通通信消费”简称，包含通信消费，而通信消费里的信息内容消费部分应当归于精神消费。假设全国居民信息内容消费占通信消费一半，通信消费又占整个交通通信消费一半，那么信息内容消费比重则上升1.65个百分点，再与文教消费比重变化合并演算，2000年以来17年间全国居民整个精神消费比重理当上升1.02个百分点。
至此可以归纳对比全国城乡居民物质生活、非物生活分类单项消费的增长变化差异。2000～2017年，各类消费人均值年均增长率、比重值升降变化（百分比演算更为精确）排序：交通消费年增16.17%，比重上升94.10%为最高；居住消费年增15.87%，比重上升85.92%为次高；医疗消费年增13.58%，比重上升32.29%为第三高；文教消费年增11.37%，比重下降5.22%为第四高；用品消费年增10.69%，比重下降14.60%为第五高；衣着消费年增10.34%，比重下降19.10%为第六高；食品消费年增9.23%，比重下降31.85%为次低；其他消费年增7.96%，比重下降44.13%为最低。
（二）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消费之间增长关系
分析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消费之间增长关系，可以检测究竟是什么因素对居民非物消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全国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消费增长态势见图6，因相关系数分析需有历年不间断增长指数，而制图空间有限，故截取2000～2010年（后台检测2000～2017年）。
图6 全国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消费增长态势
左轴柱形：居民收入年增指数。右轴曲线：非物消费各单项、积蓄年增指数，上年=1（小于1为负增长）。曲线（2）、（3）、（4）与（6）之间大体形成横向镜面峰谷对应水中倒影负相关关系。
1.居民收入与非物消费历年增长相关性
2000～2010年，标号（1）居民收入与（2）交通消费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相关系数为-0.5494，亦即在54.94%程度上逆向变动，呈较强负相关性；与（3）文教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2373，亦即在23.73%程度上逆向变动，呈很弱负相关性；与（4）医疗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4793，亦即在47.93%程度上逆向变动，呈稍强负相关性；与（5）其他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0527，亦即在5.27%程度上同步变动，呈极弱正相关性。
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表明，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也不能“必然”带来国内居民生活消费向着非物质需求，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方向“升级”。倘若各地大体如此，对于“中国现实”特殊性的这一“逆规律性”揭示即可成立。
2.居民积蓄与非物消费历年增长相关性
2000～2010年，标号（6）居民积蓄与（2）交通消费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相关系数为-0.7329，亦即在73.29%程度上逆向变动，呈极强负相关性；与（3）文教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4557，亦即在45.57%程度上逆向变动，呈稍强负相关性；与（4）医疗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8046，亦即在80.46%程度上逆向变动，呈极强负相关性；与（5）其他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0731，亦即在7.31%程度上同步变动，呈极弱正相关性。
在全国范围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中，相互间影响的正反方向、强弱程度一目了然。
特别是（4）医疗消费、（2）交通消费、（3）文教消费与（6）居民积蓄增长曲线之间，形成横向镜面峰谷对应水中倒影，其间分别呈80.46%、73.29%、45.57%逆向增长相关性。“积蓄负相关性”对于医疗消费显著成立，对于交通消费明显成立，对于文教消费基本成立，对于其他消费不成立。经后台数据库扩展演算，文教消费与积蓄增长之间2001～2010年长时段逆向程度为52.74%，呈较强负相关；2001～2005年逆向极值达76.30%，呈极强负相关。
显然，全国居民积蓄增长已经严重地抑制了国内居民消费向着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扩展社会生活交往、提升精神文化需求方向更快地“升级”。倘若这一点在各地得到普遍印证，即可成为“中国现实”中的特定“规律性”“趋势性”发现。[4]
所有这些分析结果叠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全国产值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对于非物消费增长仅有较弱影响，而居民积蓄增长对于非物消费增长却有极强的负面影响。全国城乡居民非物消费增长的“积蓄负相关性”与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积蓄负相关性”出奇相似。其实也不用奇怪，非物消费当中本身就包含着精神文化生活消费。
可以想见，一方面，中国人民生活消费已经突破了维持物质需求阶段，旺盛的“发展性”消费需求必定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城乡居民为求“自我保障”的积蓄增长依然居高不下，这两个方面的“博弈”仍在持续之中。倘若没有“积蓄负相关性”，或这一负相关效应减弱，那么全国居民医疗消费、交通消费、文教消费等非物消费将出现更高增长，“国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更加明显。
五 全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指数检测
综合各类数据分析检测，包括居民总消费合计数值演算、物质消费分类数据专项演算、非物质消费分类数据专项演算三个子系统指标测算，以及居民收入、居民积蓄两个背景子系统后台数据测算，共有二级指标（类别项）41项，三级指标（演算项）156项测算数值，汇总加权得出全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指数检测结果。全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指数变动态势见图7。
图7 全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指数变动态势
左轴柱形：左历年横向测评（城乡、地区无差距理想值=100）；右逐年纵向测评（1），上年基数值=100。右轴曲线：时段纵向测评（起点年基数值=100），（2）以2000年为起点（“十五”以来，以“九五”末年为基点，后同），（3）以2005年为起点（“十一五”以来），（4）以2010年为起点（“十二五”以来）。
1.各年度理想值横向检测指数
各年度理想值横向检测方法基本设置：①总量份额以上年为基准衡量升降变化（全国份额100%自为基准），②人均绝对值以全国平均值为基准衡量增减变动（全国自为基准），③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以假定实现无差距理想值衡量现实差距（全国亦然），④相关性比值以全国总体比值为基准衡量大小差异（全国自为基准），⑤相关人均值之间增长率比差以上年为基准衡量高低程度（全国亦然）。
以假定全国各类民生数据城乡、地区无差距理想值为100，2017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85.70，低于无差距理想值14.30%，但高于上年（2016年）检测指数0.30个点。各年度（包括图7中省略年度，下同）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全部各个年度均低于无差距理想值100；2004～2017年14个年度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指数最高值为2017年的85.70，最低值为2003年的81.64。
在此项指数检测中，综合演算之所以“失分”，就在于“协调增长”“均衡发展”两个方面尚有不小差距：①主要原因在于所有各类数据人均值的城乡比、地区差继续存在，有些数据的城乡比、地区差还比较大，以其倒数（数值越大其倒数越小）作为权衡系数势必“失分”较多。只要各类数据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缩小，检测指数就能够上升；只有彻底消除各类数据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检测指数才能够达到理想值100。②次要原因在于所有各类数据与其对应的经济、财政、居民收入、总消费等类数据增长率之间存在差异，假定全部相关对应数据之间实现同步增长，检测指数才不会“失分”，若增长率反超则反而“加分”。其余总量份额、人均绝对值、相关性比值各项指标，均以全国总体数值为基准测算各地高低差异，而对于全国总体“得分”无影响。
2.2000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各时段基数值纵向检测方法的基本设置：①总量份额值升降，②人均绝对值增减，③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扩减，④相关性比值高低，⑤相关人均值之间增长率比差大小，所有这些指标的检测演算均以起点年度为基数进行测算，优于起点年“加分”而逊于起点年“减分”，全国总体及各地概莫能外。各时段纵向检测同理，区别仅在于起始年度不同。
以“全面小康”进程起点年“九五”末年2000年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7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92.38，高于起点年基数值92.38%，也高于上年（2016年）检测指数7.61个点。各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指数最高值为2017年的192.38，最低值为2001年的100.31。
在此项指数检测中，综合演算“得分”逐年升降变化一目了然，“得分”升高源于多个方面：首先得益于各类数据总量占全国份额上升，人均值逐年稳步提高，其次得益于各类数据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逐渐缩小，再次得益于各类相关性比值有所升高（物质消费比值反向检测降低为佳），最后得益于各类数据与其对应的经济、财政、居民收入、总消费等类数据增长率之间的差异缩减甚至或有反超。至于全国自身份额指标，由于恒定份额100%自为基准，对于全国总体“得分”无影响。各时段纵向检测同理。
3.2005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以“全面小康”进程第一个五年期“十五”末年2005年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7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50.87，高于起点年基数值50.87%，也高于上年（2016年）检测指数4.71个点。各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指数最高值为2017年的150.87，最低值为2006年的101.39。
4.2010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以“全面小康”进程第二个五年期“十一五”末年2010年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7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26.51，高于起点年基数值26.51%，也高于上年（2016年）检测指数2.86个点。各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指数最高值为2017年的126.51，最低值为2011年的103.93。
5.逐年度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以上一年（2016年）起点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7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01.25，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25%，但低于上年检测指数1.12个点。各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2000年、2002～2017年17个年度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2002年、2004～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4年、2016年8个年度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指数最高值为2014年的107.74，最低值为2001年的99.91。
[1] 王亚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族学及文化理论、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研究；刘杰，云南省商务研究院副院长，云南省国际贸易学会会长，云南省消费市场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商贸流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内贸易、市场体系建设、居民消费、商贸流通研究；刘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2] 本项检测数据库运算无限保留小数，难免与按稿面整数或常规两位小数演算产生的小数有出入，此属机器比人工精细之处，并非误差。全书同。
[3] 本项研究针对各地分别取2000年以来17年间各自典型时段进行检测，这一“规律”普遍适用于全国31个省域，且绝大多数省域具有很高显著性或较高明显性。
[4] 本项研究集中于文教消费，针对各地分别取2000年以来17年间各自典型时段进行检测，这一“规律”普遍适用于全国26个省域，且绝大多数省域具有很高显著性或较高明显性，而对于福建基本成立，新疆、山西、浙江局部时段成立，吉林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