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全球化新探索

这些新探索其实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全球化带来了殖民主义的崛起以及一系列国际援助，最著名的是“马歇尔计划”。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理论，其实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过程，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它就意味着政府扩张，同时每一次扩张背后都是一个跨国公司建成的过程。

在经济学和商学领域，最著名的跨国公司理论就是GVN（全球价值网络），我们现在提出的微笑型曲线、上移价值网络、增加附加值都是基于这一套理论的。跨国公司理论最重要的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哈默尔时代开始探讨“如何在非控股条件下进行全球化扩张”，就是说不需要等到股权占60%～70%再进行扩张，这样的全球化扩张非常困难。在欧美，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重新审视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时提出了“跨国公司控制理论”，其主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在后发国家进行少量投入且仍可以实现权限控制。

首先是当年最著名的垄断优势理论。技术垄断和产业垄断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即便只控股10%，也能利用当地对其技术的严重依赖掌握百分之百的话语权。该理论强调了非股权控制理论，以垄断技术优势作为控制基准，这是跨国公司理论的一大核心。1995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跨国公司的案例分析——“北京吉普案例分析”，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讲的是跨国公司如何对一个技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进行控制，为什么投入10%～20%就能实现严格的控制。

其次是转移定价理论，如果跨国公司基于技术垄断优势实现了对某一领域的控制，接下来就依靠转移定价而非分红将收益吸收到母国。例如，在全球基于廉价劳动力吸收收益，不仅能进行生产控制而且可以在全球范围获得廉价资源，最终依靠转移定价把利润全部吸回母国，所以对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后是基于价值链的全球价值网络（GVN），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行销分销体系都是以其为基础的，全球价值网络针对的是有钱人群，以能挣钱为基准。

这三个跨国公司理论告诉大家，对投资国的控制来自早期的技术垄断以及后期的各类规则、资本与金融服务等，再通过转移定价和全球价值网络渗透到富裕地区的行销进行利润汲取。所以，发达国家的跨国网络体系的最大特征就是将大量利润转回母国，最著名的理论是“中心-外围”理论。“中心-外围”理论，包括我们当时所用的“依附性道路”理论，都在强调外围国家只是配合中心国家进行工作，其发展伴随整体且大量的利润外移，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全球化的基准利益是跨国公司为了在全球进行更大规模的套利和利润汲取进行分工。

其中，一个比较柔和的模式就是所谓的“黑字环流”理论。日本曾在亚洲共同体中起了很大作用，“黑字环流”理论是日本开启的一种亚洲新分工模式，指的是巨大的贸易顺差造成的黑字在亚洲区域进行环流，其作用比“马歇尔计划”更强大，中国也是很大的受益者。该理论的内容是，日本通过贸易获得收益，然后政府通过日元贷款和基金贷款支持后发国家，指定后发国家采购日本的设备进而形成产业分工。“雁形分工”加上贸易“黑字环流”使得亚洲区域实现了技术的更新和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这一套“黑字环流”理论加上贸易的拓展以及产业的转移，使得日本能够生产最高精尖的产品，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发展。这本质上反映的也是一个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价值逻辑，但是与原来跨国公司纯粹汲取利益相比分享了更多的好处。“黑字环流”理论对日本的产业升级和周围地区的产业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梳理了一些微观的内容，但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探索使用了完全不同于这几大理论的模式，目前已经形成包含70多个国家的合作体系。刚才我说过WTO是全球性的，谈判非常费力，后来出现了TPP等区域谈判。所以，中国沿着区域谈判的角度进行了“一带一路”的尝试，现在“一带一路”成为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过程，从原来的近邻合作扩大范围，形成了区域合作模式和金融服务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这些沿线国家进行货币互换，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性影响。在G20峰会和APEC峰会以后，中国开启了新的国际化进程，其遵循的理念不同以往，包括中国先开发、普惠、构建全方位互联互通等一整套内容，其中包容发展、使人民共享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题。

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现在很难继续了，近年来，全世界经济学家对此达成了较为悲观的共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看到了收入两极化，而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拓展实际上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原有的全球化模式由于共享问题越来越难以为继，所以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中心-外围”理论目前在很多国家重新抬头，“中心-外围”问题和汲取模式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国家一谈到加入区域性谈判都觉得不合适。

近几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发生了很多根本性变化，过去传统的以制造业为基准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跌出了世界500强榜单，而进入榜单的后发国家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所以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跨国公司理论也受到很大挑战。现在很多跨国公司主要从事服务业，市值最大的几个跨国公司几乎没有来自制造业或能源行业的。新的区域性谈判很多都和服务贸易国际化有关，而服务贸易国际化最大的特征就是规则先行。因为服务业和标准化商品有很大不同，如果没有一套统一的产权保护规则和纠纷仲裁规则，服务业是很难发展的。所以，最核心的就是产权保护规则，我们的自贸区也是这样，中国也因此成立了第一个知识产权法庭。服务业的规则比WTO复杂，和标准化商品的全球化谈判完全不同，它更多需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国家间的规则谈判，以使服务贸易体系比较好地扩展，所以不管特朗普如何反对，服务业的规则化都是未来全球化的热点。跨国公司从制造业公司向服务业公司转变后，全球化的进展必然还会沿着规则体系一体化继续前进。

而“一带一路”的扩展恰恰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中国周边的国家处于工业化启动阶段的居多，而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又有较多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后发国家都适用，同时中国也在“一带一路”的一般条款方面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规则，而发达国家探索的是与后发国家需求差异比较大的基于服务贸易的规则谈判。这样一来，我认为全球化不是停滞了，而是被更多的发展特征分割了，所以才越来越难，过去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规则“一统天下”，现在则变为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环境的不同规则的探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中国近三年的探索把中国的经验复制到“一带一路”之中。第一，我们经常说“想致富，先修路”，这是中国的准则，也是后发的伟大准则。没有发展何谈贸易，哪有价值流、现金流？“想致富，先修路”的思想是中国多年来最成功的经验，这不是发达国家愿意接受的。中国特别的地方在于，在贸易前或者开发前提供公共基础产品，以使一个地区发展起来。中国“一带一路”的模式可以总结为先置入区域性公共产品，这种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够推动区域间合作。修路是落后地区的重点问题，各个地区接壤的都是穷的地区，修路是一种特别适合的新的开发状态。有了路就方便很多，贸易的可能性也变大了，这是中国提供的第一个全球化经验，使很多地区受益。

第二，强调共享发展的理念。中国采取非常强大的贸易平台模式，与跨国公司的价值链体系有很大不同。比如，沿着“一带一路”往欧洲走或者往亚洲走，都能看到义乌商城的影子。义乌商城是一种商品集散平台，其作用是互通有无，它能使周围广泛的小生产者和小商人进行平台性交易，这也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中国的淘宝采取的也是贸易平台模式，阿里巴巴现在也开始在“一带一路”领域进行探索。在现在全球交易中，中国连续三年增长最快的出口是电商跨境贸易出口。裴长洪教授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专门讨论中国的贸易方式现在如何强烈地在后发国家替代跨国公司的GVN。中国的电商贸易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平台服务，小商家都能参与到电商平台里，所以它是一种可渗透到落后地区的新的国际化贸易方式。跨国公司一定要找挣钱的地方，要找人口聚集的地方，而平台贸易模式往往是渗透到比较落后的地区，还能在那里汲取营养，所以这是中国新贸易模式的一个很大贡献。

第三，中国引领的开发区模式。现在开发区模式在全球很多地区生根发芽，其发展结合一些中国的公司，也吸纳了一些海外的当地公司，中国引领新的全球化的经验，其好处现在已经很明显了，特别是使贫困地区有了共享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