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罗康隆

记得198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时，单位分配我编写《地理志》，在编写《地理志》过程中首次接触到“插花地”这一概念。“插花地”有时也称为“飞地”。谢景连所著的《“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以清水江下游地湖乡为个案研究》一书中所涉及的这块“插花地”，是贵州天柱县插入湖南会同县的一块“飞地”，也是当年我编写《地理志》所关注到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距离我的老家也不远，我对这块“飞地”的情况还算比较熟悉。1993年到湖南怀化工作，很多同事经常与我谈起这块“飞地”是怎么回事。因此，对“飞地”的研究也是很有趣的领域。谢景连博士也许正是怀着这样的学术兴趣开展了对“插花地”的研究。

“插花地”是指相邻行政机构的辖境，在空间分布上伸入甚至被包裹在其他行政辖境范围之内的特殊区段。对这样的特殊区段，学术界统称其为某行政机构的“插花地”，即古之所谓“犬牙之地”、“华离之地”和“瓯脱之地”。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放在全球语境下，“插花地”的概念恐怕就不一样了。比如美国之于阿拉斯加，再比如欧洲殖民国家之于殖民地。澳大利亚学者Brendan R.Whyte （2002）归纳出全世界飞地的类型。日本学者吉田一郎（2006）对全世界“现存飞地”和“历史上的飞地”做了纵向的比较研究。当然这样的情形不在该著作讨论之列。于此就不再做衍生讨论了。

有学者认为“插花地”区域，往往成为行政上的“三不管”地带，这样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问题的话，地球上没有无人管的土地，只是管理的方式不同而已，但在西方霸权话语下，因为殖民运动的需要，对瓜分世界领土寻找自我安慰的证据，出现了土地无人管理的说法。在这样的语境下，西方列强从16世纪开始在全球兴起了殖民地土地的瓜分浪潮。这是我们今天学术界需要反省的。

因为人类来到地球上，以其文化分野民族组建成社会，并以其文化努力地超越人类生物性的限度，让自然退却，使人类这一物种满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地球是一个以文化导向布满了人类的家园。但由于特定民族在文化上的作用，面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特定历史时期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不同，出于文化适应性的发展需要，特定文化下的民族不断扩散并满布其文化适应的地区，从而使得不同民族在地球上形成对生态、生计与生命的耦合体互有差异。由此一来，地球上形成了民族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去应对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但也随着文化代偿力的存在，特定民族可以依赖其长期积累的代偿力超越其文化适应的地区，于是由此出现特定民族的“迁徙”而不是“扩散”。这样的民族迁徙也是造成“飞地”的重要原因。

导致插花地产生的原因很多且错综复杂。要对插花地形成的历史背景、运行机制以及历史影响展开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凭历史文献的记载是难以做到深入浅出的，因为插花地往往处于行政上“三不管”、文化上多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上贫困与欠发达的地带。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单元”，这样的单元是不断运动的，消失、分裂、易地、合并、重组等都是可以发生的。因此，历史上的文献对这类单元的记载并不是经常的，只是当这一单元的变化影响了周边的政治单元时，才会留下一些零星的记载，而且这样的记载一般都黏附在稳定的政治单元的表述中。因此，要对这样地域性的政治单元展开研究，确实需要走进“历史现场”。谢景连博士的这本论著，就其方法论而言，乃是一部走进历史现场的产物。

其实，一个学者要真正走进“历史现场”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走进历史现场，不只是进到村里寻碑、看庙、查家谱，而是融入村落里有思想有文化有特定价值取向的人群。田野调查中真正有价值的资料不是靠“问”与“答”出来的，而是在参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感悟出来的。怎么去感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以语言的感受为例，在熟人社会中，相互的表达是不需要完整的句子来对话的，只要说出几个符号，对方就知道你要表达的内容，甚至用一些语气词或者手势就能够让对方明白你的意思，也许一个眼神就能让对方知道你要表达的含义。完整的语言在熟人社会的交流中是不常见，也是不会如此使用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即使你学会了对方的语言，也很难知晓对方在表达什么。更有甚者，每个民族、每个社区、每个聚落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典故、地方掌故、名人轶事、特殊历史人物、神话、俚语、谚语等。这些内容调查地点的人们是烂熟于心的，只要一开口就知道它们所指代的含义，这类所示在熟人社会中的交流中比比皆是。一旦乡民用这类所示进行交流时，即使你听懂了他们交流的“语言”，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他们所交流的内容。因此，我很怀疑那些学者说他们在田野调查中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并用当地人的语言开展自己的田野调查。这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在欺骗他人、欺骗读者。走进历史现场乃是走进一个村落的“互动实验室”。

好在谢景连博士在硕士阶段是从事民族学专业的学习，具备了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兴趣与基础，他在田野中除了收集遗存在当地聚落的各类碑文、石刻、契约、家谱族谱、告示、宗教科仪书、账本等文献资料外，还踏勘了三个村寨的古树、古井、老屋、祠堂、庙宇、渡口、古桥、古道等，收集到当地村落的神话、传说、鬼话、民谣、俚语、民歌、故事、地方掌故、名人轶事。在田野这个“互动实验室”里，以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事实的选择，来标注文化作为指导其生存发展延续的需要，而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以其特有的历史经验建构出文化策略来，从而形成特定民族的文化事实体系。学者则在跟踪这一特定的“建构历程”中，以被调查民族的文化逻辑为起点，建立起“互动实验室”的解释框架，从而通过在田野“实验室”的互动去了解对方的文化事实体系。谢景连博士完成的这部学术著作，不论是对插花地这一学术概念的讨论与澄清，还是对插花地延续时段的历史钩沉与现状描述，抑或是对插花地产生的原因分析，以及对插花地整饬经验与教训的总结，都力图在这个田野“互动实验室”里展开观察与讨论。这样的研究范式，不仅在讨论插花地问题时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也对历史学、民族学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更期待其为民族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研究带来更多的思考。

是为序。

罗康隆

2018年10月28日于吉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