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2014年8月，在广西忻城县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关于土司问题的国际学术盛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各方面人士近200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130余篇，代表了土司研究的最新成果。

长期以来，土司问题一直是一个关注度不高的学术领域，从1950年至1979年的近30年间，总共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足20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土司问题的研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土司制度中体现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对今天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因此更引起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关注。进入21世纪后，这一研究有了快速发展，而随着土司遗址申遗活动的开展，土司研究更有成为显学之势，新成果不断涌现。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土司制度的研究已经超越学术研究的范围，以文化载体的形式与现实接轨，其社会意义得以大幅度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广西忻城县则是其中更为突出者。因为忻城县有一座至今保存完整的土司衙署，被誉为“壮乡故宫”。这也是忻城县政府重视当地文化研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原因。

1988年，广西民委、广西民族研究所联合在忻城举办有关土司制度的研讨会，集中探讨了广西土司的起源和形成，作用与流弊，扩大了土司研究的影响。在那个时期，这是很重要的一次学术会议。进入21世纪，忻城县在土司研究上更是走在了前面。2009年4月，忻城县人民政府聘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60余人在该县召开土司文化研讨会，比起以往多由省（区）内学者参加，专门研讨一地或某个土司的会议，这是第一次集全国学者，全面探讨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研讨会，意义重大。与会者建议在忻城莫氏土司衙署建立中国土司文化博物馆，并努力筹建土司文化研究中心。会后又由忻城县政府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土司文化探究》。这次会议标志着新一轮土司研究的起步，学术界将不会忘记忻城会议的开创之功。

受忻城会议的影响和推动，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广西师范大学在桂林举办了“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忻城县也是积极参与者。与会代表形成共识，决定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土司问题学术研讨会，并积极筹建全国性的土司研究学术团体。现在，两个目标均已实现，全国性的土司研讨会已召开四届，第四届在忻城召开，这是对忻城县长期坚持土司研究的最好回报。同时，经上级批准，在忻城会议上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批准在忻城县设立土司文化研究基地。

本次会议，忻城县人民政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做了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忻城县人民也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关注度，使这次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土司制度及土司文化，既有对相关理论的探讨，又有对制度的研究，既有填补空白之作，又有配合申遗工作的论述。很多文章都能对当前紧迫的社会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特别注意到，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思想敏锐，勇于创新；更有一些地方文化工作者表现出对土司研究的热衷与成熟，令人欣慰。这次会议，忻城县的代表就提交了6篇论文，如忻城土司博物馆陈寿文先生提交的论文《西南地区土司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以广西忻城莫氏土司为例》，充分体现了忻城县政府和忻城人民对保护土司文化遗产的重视。

本文集所选论文基本上可以反映本次会议在学术探讨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对土司制度的作用、历史地位做出的新的探讨；二是对土司制度及区域土司的深入研究；三是结合土司遗址申遗工作的学术考察。毫无疑问，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我们充分肯定已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正视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从而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重视土司制度层面的研究。因为制度的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没有制度层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难以深入。例如，没有对土司地区赋税制度，包括蠲免、减征、赈济政策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乃至数字统计，不可能对土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正确、全面的评价。还有，近来人们关注土司文化，须知所谓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包括了诸多方面。脱离了土司制度的研究而谈土司文化是不可能深入的，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二是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如“土官”与“土司”，作为土司制度中的两个专用语，其本身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作为中央政府任命的世袭地方官这一含义而言，二者是一样的，即无论文武土职，既可称“土官”，亦可称“土司”。我们不能把二者对立，更不能将土官制度与土司制度对立，或硬加区别。作为学术研究，必须强调在概念使用上的规范性。三是要避免土司研究的泛化。“土司制度”这一用语是近人概括提出的，但这一内容却是实实在在记载于元明清三朝的文献中，哪些地区有土司（或称土官），是何职衔，何时授职，何时废除，文献中记载得清清楚楚，不是我们可以提出个标准而任意增加的。例如，东北的羁縻卫所、内蒙古的盟旗制度，均不能列入土司范围。

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是希望今后的研究更加注重科学性、严肃性，使土司研究健康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创新成果，从而为今天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学术上的支撑。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变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要对忻城县人民政府在土司研究中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对全国土司研究的鼎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同时，希望忻城县的土司文化研究基地充分发挥其作用，更期盼忻城土司衙署作为拓展项目能够成为中国土司遗址的第二期申遗单位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是为序。

李世愉

2015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