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思潮与学科历史的重构》：历史的回访：社会学学科史的方法与政治

对社会学的历史进行回访，学科史提供了一条最为直接的路径。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都会书写自己的历史。学科史讲述一门学科起源与发展的故事，内容上包括不同时期基本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进展，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对于学科实践者而言，他们由此熟悉了学科的创立者（founders）和贡献者（contributors），以及他们的事迹和成果。在今天的社会学教学大纲中，西方或者本土的社会学史成为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然而，历史的路径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无法向来自不同地方和时期的读者做出允诺，跟随它便可直抵社会学的历史根源。在学科历史的主干道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分叉和中断，更有一些曲径通幽处等待研究者的挖掘和重现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回访学科历史的方法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政治。

可以看到，虽然存在大量的学科史文献，但是对学科史的书写方法或者研究方法的讨论却存在不足。许多文献甚至隐去研究方法这一章的内容，直接对历史进行不同形式的呈现。这种隐身并不难理解，因为社会学理论主导了学科史的内容，而理论本身并不像经验研究一样存在具体与标准的操作化流程。但是，即便是对理论的历史呈现，也存在一定的方法论特征。本章计划从方法与政治两个方面，讨论不同取向及趋势的学科史书写，以及它们对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和梳理自身历史所构成的挑战。

尤其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我们对这门学科在中国实践的历史回访，并不是简单地进行经验性的文献回顾，或者对彼时社会学人物和思想学派进行分类整理与讨论。对学科历史的回访，不仅涉及方法问题，而且涉及应该呈现什么以及如何呈现，后者本身也是一个在理论上值得思考的问题。对社会学学科历史和背后政治意涵的讨论，为我们理解这门学科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展开、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一 学科史的书写：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

因为学科史具有提供象征意义与学科合法化的功能，这注定了它不是一个平静的领域。一方面，通过历史来塑造学科的集体认同，是每门学科的常规方法，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学科认同并不意味着它有效地凝聚了内部的所有共识。竞争与矛盾、分歧与冲突、选择与放弃，一定程度上对学科史的书写构成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史并不只是对过去的书写，它也受到当代社会变迁与思潮的影响。

伍尔夫·勒朋尼斯（Wolf Lepenies）和皮特·维嘉特（Peter Weingart）注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受到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历史中断（discontinuity）观念的流行；其次是对学科专业化发展造成子学科与学科结构调整的历史分析的需要；最后是社会变迁与学科形象所发生的变化。自1960年代以降，大部分社会和行为科学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都经历了实质性的变化。西方文明的进步信念减退，伴随着怀疑主义情绪的高涨，许多学科的自信心也降低了。对学科的“再历史化”（re-historicization）成为一种必要的回应。过去在主流科学发展中受到忽视和隐藏的领域被重新挖掘，学科认同亦被重新阐释。并且，描绘学科发展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那种半自然增长的叙事（quasi-natural growth）被政治冲突的词汇取代了。[6]希欧多尔·波特（Theodore Porter）和多罗希·罗西（Dorothy Ross）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社会思潮，使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在技术专家（technocratic expertise）与科学主张背后，社会科学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在这种情境下，社会科学的历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7]可见，学科史并不是对静态的学科过去的描述，它还成为一种当代的“需要”。

但是，社会学的学科史却呈现了一幅颇为吊诡的画面。在社会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ociology）中，历史通常意味着理论。社会学的历史也变成了社会学的理论（theories of sociology）。这种局面甚至反映在学者的职业认同中，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指出，大部分“社会学史”的作者都将自己称为理论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作为后果，社会学的历史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但是，这种理论化的历史是以历史感的缺乏为代价的。[8]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批评，即便是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存在建立理论系统（the systematics of theory）与历史的拙劣混合。对过去理论的批判性总结，辅以主要理论家的简短生平，构成了理论分类的内容，也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9]

在一些大纲性的教材或者理论专著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社会理论的结构、主要社会学思想家、社会学思想、社会学的传统、社会学的范式和社会学的主要思潮等。[10]社会学的遗产根据不同的标准被塑造和再造，理论家与理论的系统分类集合成一段历史，这种集合同时又是生产和制造“经典”（canon-making）的过程。其中，对某个理论家或者理论的拣选和“遗忘”，亦为其今后的重新出现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这里可以参考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个案，孙本文曾向中国读者介绍“现代社会学主要的理论与贡献”。[11]在他列举的理论家名单中，包括了施班（Othmar Spann）、季亭史（Franklin H.Giddings）、孙墨楠（William Summer）、乌格朋（William Ogburn）、马凌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孟汉（Karl Mannheim）等人。[12]显然这份名单与今天我们所感知或者“认可”的主要社会学理论存在区别。

在论及谱系学与历史的时候，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我们寻找事物历史的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关于起源的神圣认同（inviolable identity），反而会是其他事物的相互倾轧与不一致（disparity）。[13]在塑造学科认同的时候，社会学需要制造“经典”，这同时也是一个排斥与屏蔽“非经典”的过程。一方面，这种拣选与遗忘反映了学科史的书写动态，它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领域；另一方面，它还是学科史书写政治的一种体现。在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对社会学传统的梳理中，1985年他概括了冲突论传统、涂尔干传统和微观互动论三个传统。但是在1994年，理性与工具主义传统成为社会学的第四个传统。与传统一样，经典社会学家的列表也是一个存在变动的领域。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对社会学“成型时期”（formative period）的梳理认为，不能简单地通过社会理论来理解社会学的历史。在这门学科的成型时期，理论家之外，还有社会研究、社会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实践者，如心理分析学者、政治科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同样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14]从“成型时期”来看，这一术语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意涵。但是，斯科特的方法依然是对个体社会学家的分类与描述，呈现一个较社会学传统起源叙事扩大了的分类系统。

对于这种建立理论的分类系统，默顿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追寻社会学理论“真实的历史”（authentic histories）。我们需要揭示社会学概念的复杂起源，了解它们发展的方式，并考察理论与社会学组织的互动，关注理论的传播和过程中发生的变动，以及它们所受到的文化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影响。[15]这一方案将关注点从理论的内部结构，拉伸到外部环境中来。对理论的变迁及过程的阐释，是历史考察需要关注的内容。

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回应了默顿对建立理论系统分类的批评，提议以建设“社会学的新历史”（new history of sociology）来克服这种纯粹知识分类系统的局限。他认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对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学科史的书写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尝试。[16]社会学家的个人体验和他们所处的环境逐渐受到重视，社会学的国家传统（national traditions）研究也开始兴起。在组织与制度化建设方面，发行了专业的以学科史为主题的学术期刊，如《行为科学学刊》（Journal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和《社会学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国际社会学会（ISA）也专门设立了历史社会学委员会。[17]这些变化，在制度层面显示了学界对社会学及其历史的重视。

此外，非西方社会学、性别和少数族群话语，对传统的社会学学科史书写，越来越构成挑战。理查德·F.哈米尔顿（Richard F.Hamilton）对美国社会学学科史文献的观察发现，社会学史的书写在不同时期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中，并且面对来自社会思潮的直接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社会学的男性化写作受到质疑，19世纪的女性作家哈蕾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1876）被重新挖掘，当作社会学的奠基人来对待。另一个例子是杜·波伊斯（Du Bois）（1868～1963），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也被重新视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18]马蒂诺和波伊斯在社会学的重新现身，表明了社会学的学科史并不是一块固定或者一成不变的领域，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它在不同时期面临改写的必要。

前述柯林斯概括的传统或者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确立的范式，内容上仅仅以欧洲或者西方的社会学家为中心。这种方法也越来越受到批评，特别是来自后殖民国家社会学的挑战。社会学在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被概括为新的传统。随着传统的扩容，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也因此而消解。此外，性别话语的兴起，亦挑战了社会学父权制的学科史书写。在传统的学科史叙事中，社会学之父（founding father）的垄断地位受到强烈质疑。历史上那些处于隐身状态的女性社会学家被“重新发现”，进入学科史，甚至被塑造为先锋抑或经典。[19]

二 制度与环境：外化的历史研究

在学科史书写中，存在理论化与经验化的两种取向：第一种方法理论化或者历史化学科过去，理论或者理论家仍构成学科史的主要内容，但是存在重视社会史与制度性情境的趋势；第二种方法表现出经验研究的取向，甚至采用标准的社会学方法考察过去。研究方法、社会学教材和社会学专业组织，这三者构成了学科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建立过去理论的分类系统，成为呈现社会学学科史的一种普遍方式。但是，具有理论化取向的叙述，仍试图超越这种静态的系统分类。社会科学兴起的历史在皮特·瓦格纳（Peter Wagner）这里，被视为对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后政治哲学困境的一种知识回应。在方法上，瓦格纳将历史与理论结合，尝试揭示社会学知识的生产形式、理论建构模式和历史上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被瓦格纳展开为两部分的内容。首先，描述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这门学科的进展与西方社会的政治与制度发展联系密切（closely associated）。社会科学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知识发展，还必须考虑制度性情境的因素。其次，瓦格纳追溯了社会科学几个核心概念的历史：选择和决策（choice and decision-making），行动和制度（action and institution），文化、社会、政治和现代性。上述概念的缘起及变化，是社会学历史中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20]

在此之前，罗伯特·A.奈斯比特（Robert A.Nisbet）也有类似的以概念为核心的学科史研究尝试。为了超越学科史的传统剧目式的人物出场列表（dramatis personae），建立理论家与系统学派分类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存在将思想史简化成个人思想史（biography of thought）的风险，第二种建立系统、学派和主义分类的方法对思想的处理缺少生气。奈斯比特借鉴哲学家亚瑟·O.拉夫乔伊（Arthur O.Lovejoy）的概念史研究，提出同样可以对社会学的“单元-概念”（unit-ideas）进行分析。根据普遍性、连续性、特殊性和完整性的标准，他列举了五对社会学中无法回避的核心概念：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society）、权威与权力（authority-power）、地位与阶层（status-class）、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the secular）、异化与进步（alienation-progress）。在奈斯比特看来，这五对概念构成了社会学的核心标志。[21]

瓦格纳通过追溯概念的起伏（fluctuations）来反映这门学科的历史轨迹，在方法上与雷蒙·威廉斯（Raymord Williams）对关键词的文化研究相似，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意涵。在另一类研究中，如前述斯科特对社会学“成型时期”的分析，选取学科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段进行研究，亦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性。勒朋尼斯对社会学前史（prehistory）的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认为社会学在欧洲的兴起可以归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它介于科学取向与文学追求之间，同时面临来自二者的压力。[22]这里的前史在社会学中，是一个相对而言受到忽视的领域。在正统的学科史叙述中，实证主义定向的社会学，是科学导向战胜了文学追求之后的结果。换言之，被屏蔽的文学已经被驱逐出了学科史的领域。勒朋尼斯的研究再现了那段社会学的“正统”确立之前，充满张力的历史。类似的研究可以参考阿尔伯特·H.海尔赛（Albert H.Halsey）对英国社会学的历史分析，在英国社会学的发展与成型（shaping）史中，科学与文学之争，亦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历史情境。[23]

约翰·海尔布隆（John Heilbron）建议我们在理解社会科学起源的时候，采取长时段的视角（long term perspective）。不同于勒朋尼斯所关注的学科前史，他认为前史或者早期历史（early histories）是相对而言较为模糊的说法，故提出“前学科史”（predisciplinary history）的概念，在时间跨度上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的历史也被分为“前学科阶段”和“学科阶段”。在前学科史中，社会学并没有完成制度化建设，无法在现代大学中获得合法席位。学科的实践者们也缺少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的专业头衔，他们大部分由文人（men of letters）而不是有社会学头衔的教授构成。[24]虽然社会学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局面尚未到来，但是这一时期文人学者们所热衷讨论的概念，诸如国家、社会和经济，为日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制度化铺平了道路。

海尔布隆比较了学科史书写的两种常见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学科的“内史”，它对文本进行阅读、比较和阐释。在认识论上，认为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可以发现它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因为特定的文本，是对其他文本的变化（variation）或者回应。较之于第一种方法完全以文本为中心，第二种方法称为学科的“外史”，它将情境（context）视为分析的重心。文本之外的社会关系和情境，成为理解文本的关键因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种方法认为文本不仅是作者的思想和话语，同时也是阶层与社会结构的反映。在海尔布隆看来，内史与外史的方法都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和还原化的倾向。前者完全依赖文本，忽视了文本以及知识生产的社会性因素，乃至“内”直接被等同于“非社会”（non-social）；而后者则过于强调知识外的结构性因素，并不重视实践者所具有的独立性。[25]

受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影响，海尔布隆将此运用到学科史书写中，尝试知识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考察社会理论在法国知识场域的兴起。海尔布隆认为前者有效地解决了内史与外史的方法论困境，社会理论不仅是特定社会结构或者利益的反映，同时也是生产者工作的后果。实践者在工作中形成的关系，他们处置的资源与具有的惯习，对社会理论的建构至关重要。在法国的历史情境中，从贵族的沙龙到学术团体，再到独立的科研机构，社会理论在这样的知识场域中兴起并发展，社会学也最终确立为专门化的学科。

布迪厄的理论尝试化解行动与结构这对社会学经典主题之间的矛盾。在海尔布隆这里，从事知识生产的实践者构成了特殊的行动者。对法国知识场域的历史进路及其变迁的关注，在社会史这一维度，正如瓦格纳在欧洲的政治与制度性情境中考察学科史，亦体现为一种外部的视角。与前述书写外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后者的决定论成分持怀疑与批判态度。

此外，在默顿尝试寻求的“真实的历史”中，提议关注理论的历史动态以及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这种选择不仅含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同样也是学科历史外化的一个表现。对历史上理论的流动、接受乃至误读进行研究是重要的主题。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修正”历史上发生的误读，还原一个“更准确”或者“更真实”的理论与理论家。对这种流变的历史研究，本身便是对学科或者学术历史的一种呈现。詹妮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对涂尔干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被接受状况的研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普拉特揭示了涂尔干的理论及著作到达美国之后，如何从研究“群体意识”（group mind）的社会心理学家，一个被批判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功能主义的先驱，乃至最后成了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26]普拉特的研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理论家，其经典地位并不是在开始阶段便确立的，它的形成来自一个历史过程的塑造。

事实上，在勒朋尼斯和维嘉特看来，学科史的“外化”（externalized）书写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一趋势中，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所置身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成为阐释的对象。考虑到学科史具有的象征意义与提供学科合法化的功能，这种合法化并不将知识文化当作价值追求。在文本与人物构成的“内史”中，学科的历史实践被处理为可以对外界干扰免疫的活动。但是在外化的历史中，它的合法化功能没有前者那么积极，它甚至破坏了一般学科史中营造的英雄成就与精英主义的神圣氛围。日常的社会活动，亦可能是其塑造的学科形象。[27]

这种外化的趋势无疑会对非西方社会学造成一定的“困惑”或者挑战。古典或者经典社会学这一说法，它以时间性的“古典—现代—后现代”来划分这门学科的轨迹，本身便存在将社会学当作一门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学科的倾向。这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叙事为这门学科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历史描述。然而，这种清晰性的获得建立在一种线性时间的基础之上。当代学者有理由质疑这种从古典到后现代的叙事时间，完全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时间观念进行组织排列，非西方社会和社会学的历史经验作为他者，可能被排除在了这种时间结构之外。非西方的社会学，它们很难将自己的历史完全吻合地置入这一时间线索中去。因而，在梳理和建立社会学学科历史的时候，需要结合基本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以概括自己的学科与学术历史传统。

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的内容，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作为非西方社会学的一种形式，便是对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扩张与自身作为殖民地历史的一种社会学回应。同样，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回访，亦需要将这门学科置入中国20世纪社会剧烈变迁的大背景中去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对自身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学需要建立一门纯粹的，与西方社会学无涉（irrelevant to western sociology）的学科史。事实上，即便是在阐释文本相互影响与关系的学科“内史”中，相比于西方社会学有足够丰富的古典资源可以依循，非西方社会学在梳理自身历史谱系的时候，依然需要面对西方他者的存在。

三 方法与机构：从理论分类到经验考察

在经验取向的学科史研究中，研究方法回归了学科史的讨论，社会学教材与学术组织的历史也成为研究对象。相对于前述理论化的研究，因为研究主题与对象的关系，后者甚至可以使用如访谈和文献分析这类标准的社会学经验研究方法进行考察。

如前所述，社会学理论主导了学科史的书写，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理论本身。研究方法虽然是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学科史中长期处于隐身的地位。作为后果，在漫长的学科历史中，研究社会的贡献全部由理论家独占了。例如，在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的畅销书《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中，两位学者带领读者穿越一个世纪，探寻社会学理解和研究社会的历史。但是，在这场旅行中，从齐美尔到米德、再从曼海姆到米尔斯，社会理论家依旧垄断了这场“发现社会之旅”。由此带来的假象是——“社会”是由理论家发现的，这项工作和使用经验研究方法的学者无关。[28]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撰写《社会学主要思潮》的时候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学存在两个主要来源（principal sources）：其一是政治-社会思想或者学说；其二则是管理统计、调查或者其他经验观察。阿隆本人在书中回避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他谦虚地称自己的能力与旨趣决定了只能选择去讨论社会学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方法的历史。[29]“南方理论”的代表，澳大利亚女性学者瑞恩·康奈尔（Raewyn Connell）也批评在社会学制造经典的历史中，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存在相互分离的状况。虽然历史上发生过大量的量化研究、民族志和生活史研究，但是它们在经典化的历史中根本就没有被提及。[30]方法及其实践的缺席，无疑带来了一幅尴尬的学科史画面。

在历史中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研究方法重要性的丧失。事实上，量化或者质性研究方法，业已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标志性“技艺”。作为学科从业者的必修科目，市场上也存在大量以研究方法为主题的文献。但是，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工具主义或者技术的角度讨论方法。在缺少时空情境指涉的情况下，研究方法被当作了科学、客观、中立和透明的研究工具和媒介，经由适当调整，可以由任何人运用到任何地方。对学科实践而言，缺少历史的理解，容易导致狭隘的误读与盲目的技术复制。

当然，方法的历史并没有被完全忽略。即便在技术性的表述中，偶尔也会涉及简略的历史。只是这里的历史，更多表现为方法的哲学或者认识论传统。例如，在解释“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的时候，罗素·舒特（Russell K.Schutt）指出，对历史与哲学的忽略，将使我们无法充分地理解定量方法的性质。在舒特的描述中，量化方法是通过数字来呈现经验事实的收集技术（a collection of techniques）。社会世界被认为是通过观察而可知的（knowable），并能量化它的特点。舒特建立的历史谱系，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潮。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挑战了传统常识，更意味着一种实证主义精神的胜利。对物理世界的理解，摆脱了宗教与哲学教条的束缚，从而进入现象观察的领域。

但是，这种哲学或者认识论传统的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方法的形成和实践的历史。普拉特对研究方法在美国历史的考察，为后一种研究提供了范例。普拉特选取1920年至1960年这一时段，考察经验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学不仅对美国是一个重要时刻，对世界社会学亦是如此。正是在这一阶段，美国社会学逐渐形成了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并对美国之外的社会学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普拉特认为自己对研究方法的历史进行考察，目的是扭转社会学史中的不平衡现象——社会学的历史被当作了理论的历史，虽然会涉及一点方法论的讨论，但是常常停留在抽象和哲学思辨的层面。因而她选取一个不常见的角度，考察研究方法的历史。[31]在呈现历史的方法上，普拉特的研究与建立理论分类系统的方法截然不同。一方面，她没有就方法谈方法，进行纯工具主义和技术角度的讨论，而是将其置入美国社会与制度性的情境中来分析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遇到的挑战；另一方面，她采用了标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当时活跃的美国社会学家进行了非结构化的访谈，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访谈资料之外，普拉特还将彼时美国社会学学者之间来往的书信纳入分析视野。默顿曾批评社会学对理论历史的考察，局限在了描述理论体系的公开出版物或者公共文档上，但是它们无法反映社会学概念或者理论的真实历史。默顿类比了教科书上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的实践过程之间的差异。[32]要追寻社会学“真实的历史”，对历史上学者之间书信往来互动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公开出版物的局限。因为书信具有的私人化特征，它将社会学家的“后台”呈现给了学科史研究者。

事实上，普拉特对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具有“外化”学科历史的特征，研究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经费，以及学者的学术生活和院系的内部团结（internal unity）作为重要的制度情境，都被她纳入分析视野。如果说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代表了社会学的“前台”，那么方法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和发展，以及学者的个人体验则代表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后台”。普拉特的研究还揭示了方法教科书或者学科史中鲜有提及的学者的困惑或者疑问。在方法论的讨论中，理论与方法实践之间的关联总是易于成为争论的焦点。在1950年代的美国，功能主义和社会调查在美国成为主要趋势，二者在学术上被认为存在密切的联结，但是普拉特的访谈却揭示了学者在实践中产生的疑问，许多人并没有在研究中看到这样的联结。故而，普拉特认为功能主义和社会调查在同时代都很重要，但是二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态相关性（ecological correlation）而不是因果或者逻辑关联。

普拉特的研究带有明确的学科史取向，但是学者的讨论并不限于方法在一个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机构也不是研究方法唯一嵌入的制度情境。麦克·萨维奇（Mike Savage）对研究方法在英国实践的研究，不仅描绘了方法的历史轨迹，更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方法实践来揭示英国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变迁。在萨维奇的认知中，研究实践留下的不仅是方法的历史，同时也是社会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实践，越来越成为当代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在追溯方法的时候，它所还原的并不仅是作为记录的经验性的数据，同时还呈现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33]

为此，在这类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在社会与历史的情境中理解方法的实践，学者对方法的理解也超越了纯粹的研究技术。事实上，在早期社会学致力于改造社会的社会工程中，方法被当作了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或者工具，而不仅仅是学者发现事实（fact finding）的学术研究。在1920年代的美国，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被当作一种含有实用目的工具，与之相对的则是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社会调查与研究区别开来，并直接被视为一种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方法。[34]这种对方法的理解，无疑赋予社会调查巨大的政治能量与功能。事实上，即便到了1950年代，马克·阿布拉马斯（Mark Abrams）仍将社会调查视为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他充满激情地赞扬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调查和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的约克调查将英国从暴力中解救出来，使它走上经济民主之路。[35]事实上，在阿布拉马斯的理解中，社会调查在英国的兴起，本身意味着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即从早期针对个人的道德与形而上学的说教，转变为现代的量化管理。[36]

可见，一旦我们将方法置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它所具有的政治内涵和社会属性并不是简单的工具主义可以概括的。更为重要的是，方法的实践不仅是一个生产“事实”的过程，它的研究对象乃至社会本身也都会受到实践的影响。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和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历史研究，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科学的技术实践是如何影响西方社会的。奥斯本和罗斯的研究初衷，是比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践的差异。在一般的认知中，自然科学通过一套方法和程序，它的研究结果可以制造新的、先前没有的现象（create new phenomena）。而社会科学的实践，则被认为不具备自然科学这样的性质，它不会生产现象。但是，奥斯本和罗斯的研究揭示了社会科学实践同样也会生产现象。不同于自然科学快速地产生和发现结果，社会科学生产现象的节奏或者速率非常缓慢。并且，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容易被察觉。通过回溯公众舆论测验的历史，奥斯本和罗斯揭示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实践如何在西方社会的个人身上发生内化（internalization）。在他们看来，民意测验的历史实践使人具有了“意见”。人们了解到研究者的期待，并能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也具有了“可被研究”（researchable）的特质。[37]民意测验在今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一项传统，这与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是分不开的。也恰恰是因为方法的这一属性，萨维奇可以通过展开方法的实践，来反映英国社会的文化和认同变迁。

经验研究方法的兴起，在欧美的现代性表现为对自身工业化进程与建设福利国家的需要。但是在欧美之外的非西方社会，特别是在殖民地社会中，方法的实践成为殖民地治理的重要手段。这里的方法包括广义的地图、人口普查和调查等方法工具（methodological devices），它们被运用到帝国主义的统治计划中，暗含了秩序与权力的意味。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中，制图术与人口普查的方法实践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直接来源。并且，现代统计技术的使用改变了对殖民地人口的传统描述方式。从宗教、精神与文明的理解，变为可计量化与物化的人口统计呈现，他们成为可以通过知识施加治理的总体。[38]这种统计呈现，将非西方社会的土著居民纳入西方的可以理解与施加治理的知识体系中去。他们不仅是“可知”与“可被研究的”，同时亦是“可被治理的”（governable）对象。

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我们比较熟悉的是1930年代对布朗及其人类学说的引进，其社区研究方法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研究方向。但是历史上布朗对社区研究的推广，包含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内涵。布朗本人曾亲自参与培训殖民地管理者和官员，认为自己的比较社会学结合殖民地政策与方法的研究，相对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在实际应用方面的不足，更为有效地满足了学生的需要，成为可供英国学生统制和教育土著的科学基础。[3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对殖民计划的认同，而是在历史上表现为一种中国化了的理解，将其纳入自身的现代性计划。[40]

作为治理工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在回顾其历史的时候，无法回避它所包含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这也意味着单纯的技术描述与讨论暴露的局限。对非西方社会学而言，追溯自己“被研究”的历史，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成为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在对社会学方法论去殖民化的讨论中，琳达·T.史密斯（Linda T.Smith）指出，在殖民地土著居民的集体记忆中，他们对“研究”（research）一词充满了苦涩的回忆，是土著字典里最肮脏（the dirtiest）的词之一。它直接将“土著”同问题联系起来，并持续将前者当作“问题”来建构。[41]

这里概括了关于方法的两种历史：其一是普拉特式的对方法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其二是考察方法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实践的历史。前者更接近一般意义上学科史的范畴，而后者具有社会史乃至政治史的意味。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档案与文本解读依旧是重要的形式，但是访谈形式的调查，使之与理论化取向的学科史区别开来，体现出经验性的特征。

在学科史的研究主题中，研究方法的回归之外，更为直观地体现经验性特征的学科史书写，是对社会学教材与组织制度历史的考察。这种研究并不是对概念或者理论的历史讨论，在可操作性上，更易于使用标准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它们可以根据需要生产自己的“数据”（data），通过对数据的阐释来揭示历史。

社会学教材作为这门学科的公共知识库，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可以反映出这门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形象。普拉特对英国大学社会学教材从1949年到2003年的分析发现，社会学的知识内容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它反映了社会学与英国社会经历的变迁。可见，社会学教材并不是封闭的知识体系，它是可以反映制度与社会情境的社会产品。[42]普拉特强调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社会学教材，从单本教材到系列丛书，从民族国家社会学到跨国社会学，教材的历史动态不仅反映了学科本身的变化，亦是不同国家社会学之间联系的反映。对社会学教材的考察，足以揭示这门学科的文本与观念，相互传播与影响的历史。就价值取向而言，对教材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历史取向，它会考虑高等教育与市场因素的影响，与前述理论化的内史研究存在区别。

除了方法与教材，普拉特的研究还包括专业社会学组织机构的历史，包括国际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ISA）[43]和英国社会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BSA）[44]。普拉特曾担任ISA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对组织的一些内部事务比较熟悉。在她的描述中，ISA的历史，不仅包括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经费来源、成员变化、期刊设立和学术活动，对于组织内部的政治也有涉及。从1948年到1997年，覆盖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普通读者亦能从中了解到社会学研究旨趣在国际情境中的起伏与流变。

在BSA的研究中，除了利用学会留下的历史文档，她还对一些关键人物与活跃分子进行了访谈，并从内部动态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来揭示BSA的历史变迁。英国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女权运动对学会的影响、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增长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BSA的制度及结构产生了影响。相似的组织机构研究，有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与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对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分析。他们注意到社会学史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对社会理论的阐释与再阐释，对方法的探讨也停留在哲学层面，较少有人关注社会学共同体本身的变化。其制度分析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对资源的竞争，使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包括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成员数量的变化、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在不同时期的差异等。[45]

值得注意的是，对社会学学术组织或者国别社会学的研究，虽然体现出较强的经验性特征，并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访谈材料，但是这种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取向，尤其是具有知识社会学的特点。特纳对美国社会学的分析，与海尔布隆对法国社会学早期历史的考察一样，强调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制度情境的重要作用。他们都借鉴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并将其应用在对社会学自身历史和组织的研究中。在另一项对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中，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特纳从物质资源、组织资源和象征资源三个维度，来考察美国社会学的学科整合性。其中，象征资源代表了学科成员对学术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包括在方法、目标和评估标准上的一致性。物质资源则提供了学科整合的经费和物质基础，长期拥有稳定和充足资源的学科，更易于实现整合。此外，组织资源则是学科整合的关键要素，它管理和控制分配物质与象征资源。这三种资源的整合程度，决定了今天美国社会学的学科状况。在特纳看来，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整合程度最高的一门学科，而社会学则可能是最为分化的一门学科。特纳亦呼吁社会学在理论上应该发展整合研究（integrative studies），尤其是发展饱受责难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zing），后者实际上蕴含了整合不同理论传统与经验发现的希望。[46]

当然，特纳的建议虽然为建设一门学科整合程度高的社会学提供了方向，但是社会学是否应该以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为模板复制和发展自身，乃至应该如何发展和建构这种宏观整合的社会理论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特纳亦注意到了这二者的差别，当社会学选择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它的复杂性决定了这门学科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取向与多元化路径。

四 小结

本章梳理了社会学学科史书写的方法与政治。作为塑造学科认同的重要领域，学科史的书写不仅要记录历史，同时也要选择与屏蔽历史，这种选择与屏蔽是书写政治的一种体现。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非西方社会学的兴起、女性以及少数族裔，那些在历史上隐身的社会学家被重新发现，进入历史的领域。就书写方法或者研究方法而言，它在文献中并不显著，有时候甚至为写作者所忽略。但是，对历史的呈现，不管是建立人物流派的知识分类系统，还是经验性的历史研究，均存在一定的方法论特征。

对将社会学理论等同于社会学历史的不满，使学者开始关注理论之外的社会情境，以及理论本身在组织与制度情境中的生产、传播和流变。对“真实的历史”的追求，学科史书写也表现出“外化”的取向。这种外化的历史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理论或者理念的历史脉络与逻辑被置入生产它的外部情境中去考察，学科的历史具有了社会史的特征。在对研究方法历史实践的考察中，更是摒弃了纯粹技术和工具主义的理解方式，转而关注不同的研究方法实践的政治，以及它如何与地方社会相互交织。历史上对这门学科的社会工程观理解，以及它在帝国治理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为方法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

可以看到，对学科历史的回访与书写实际上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对象和主题，而绝非只限于关注狭隘的理论体系。在方法和机构的历史之外，一些未曾或者较少受到关注的主题在当代研究中被重新纳入分析的视野。斯尼萨·迈尔塞维奇（Sinisa Malesevic）对古典社会学的再阐释，质疑社会学之父们作为学科奠基人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角色。在他看来，战争和暴力的概念与主题实际上蕴含在了古典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中。在对社会变迁关键机制的理解上，古典社会思想对战争和暴力有深入的分析，并在认识论和道德观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今天的社会学，应该在和平主义叙事之外，重新回访古典社会学研究暴力和战争的历史。[47]此外，萨维奇的研究还关注英国社会学历史上被忽视与被误读的学者。以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Bott）为个案，萨维奇揭示了波特的深度访谈方法，以及在阶层认同上的探索，代表了战后英国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但是在学者塑造的社会学史中，波特的贡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萨维奇亦希望通过对波特研究实践的考察，可以在关注“伟大人物”和学派历史之外，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48]

另一方面，对非西方社会学而言，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书写外化的学科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会挑战我们对社会学固有的理解。传统学科史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可能会在外化的历史褪去神圣色彩。对方法历史实践的研究，揭示了这门学科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社会学或者方法的去殖民化成为今天后殖民社会学的目标之一。同时，外化的历史为非西方社会学重构自身的历史提供了契机。社会学的世界主义形象面临民族国家传统的冲击，非西方社会学重构的历史势必需要结合自身社会的历史轨迹，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便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