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判断的基本依据

田天亮

摘要：党的十九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有着坚实而深厚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从理论依据来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极具理论科学性；从历史依据来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吸取了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彰显历史传承性；从现实依据来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凸显现实针对性。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层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判断的基本依据进行分析，是准确理解这一判断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历史必然性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基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社会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标注国家发展历史方位、反映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特定范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奋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握住历史的接力棒，坚持以科学的社会矛盾理论为根本指导，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认真审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战略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层面来审视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逻辑、准确把握这一科学论断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脉络，还有利于探寻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多重路径，对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理论依据：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指导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而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党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理论，无一不有着坚实而深厚的理论基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底色和科学精神，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

（一）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

社会基本矛盾是在社会有机体的无数矛盾体系中起着本源的、总制动作用的矛盾，它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表现方式。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集中表现，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化形式。准确认识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为根本理论指导。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曾经做过非常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这段论述实际上阐明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明确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科学的阐述，对这一问题做出系统论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既有相适应又有相矛盾的一面，是属于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认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他高度重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经典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明确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创新性阐述和整体性运用。他先后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6]，“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7]。正是在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生产关系取得重大进步”，进而认识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需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战略判断。

（二）坚持以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指导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显然离不开对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坚持和继承。如同对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做出系统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概念，明确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中共八大首次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的阐释，认为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9]，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初步阐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重新确认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0]。此后，至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坚持了这一科学理论，并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形势的变化逐渐深化了这一认识。这些科学论断蕴含了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精髓，主要包括：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方”和“需要方”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在生产一方，解决主要矛盾的基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坚持并发展了这些理论成果。

习近平明确指出，“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11]。他还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科学方法来审视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需要的变化，提出“社会生产能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等诸多科学论断。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坚持和继承，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断。透过分析不难发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生产方”和“需要方”之间的矛盾，只是生产方和需要方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本质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的具有非对抗性质的社会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生产方”，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途径依然离不开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同样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以党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直接理论来源的。

二 历史依据：认真吸取了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

高度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就是在不断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深入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需要认真汲取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吸取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战略判断。这一科学判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历史思维，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

（一）吸取了党在改革开放前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历史将如何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56年9月，党的八大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明确的概括。这是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科学判断。邓小平多次指出八大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在这一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2]。但是，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至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经由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逐步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13]归结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党和国家长期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4]，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他明确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15]，这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并借鉴改革开放前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科学指导。改革开放前，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要从“需要和满足需要”、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明确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来解决主要矛盾。同时，党在这一时期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失误教训，昭示了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凸显了长期坚持科学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致力于解决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沉痛的教训警示着党和国家绝对不能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要始终对国际国内社会的阶级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改革开放前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判断的重要历史依据。

（二）吸取了党在新时期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认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初步科学界定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6]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首次阐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对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全面而准确的论述，认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求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恢复并完善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重新开启了党全面而又准确地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及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二大坚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并将这一判断载入现行的党章总纲。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将其与社会主要矛盾联系起来，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角度阐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直到十九大之前，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党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党和国家的阶段性任务逐渐深化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取得了重大成果。基于对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阶段、动力、任务等问题进行了独创性的论述，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这一认识的引领下，我国成功开启并顺利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习近平明确指出，“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17]。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是要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始终坚持这一科学判断丝毫不动摇，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此外，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来把握主要矛盾，从“生产方”和“需求方”来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将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途径来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这些成功的经验也需要坚持和继承。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下大功夫总结与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18]。正是在汲取党在新时期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战略判断，对党的成功经验的借鉴充分彰显了这一判断的历史传承性。

三 现实依据：切实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和需要及其关系的状况从总体上、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时代发展、社会发展的状况。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我国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最根本的就是要科学审视我国的社会生产状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状况。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生产方”和“需要方”构成的，对当今社会发展现状的总体分析实际上就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揭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我国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状况及当今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这一论断切实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产的发展现状

党的八大以及十一届六中全会，都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生产落后，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在那个时期确实比较低下，生产的物质文化产品还较为匮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社会生产的总体状况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从社会生产的总量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由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有关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0万亿元，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工农业产品如钢铁、煤炭、水泥、谷物、肉类、茶叶等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钢铁、煤炭、水泥等产品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状况。从社会生产的质量来看，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运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高铁和轨道交通技术、船舶制造技术、移动支付技术领先世界先进水平，天宫、蛟龙、天眼、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这些鲜明的例子充分揭示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不再落后”的现实状况。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从总体上来说，再用“落后”一词已经难以准确、全面而又客观反映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

（二）反映了当今我国人民群众需要的现状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对人民群众需要状况的科学分析是审视当今社会发展现状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与社会生产不再落后相对应的是，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8000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脱贫攻坚也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基本建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社会生产的需要也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一方面，人民群众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低档型”向“高档型”转变，从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向劳有多得、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提升。另一方面，人们的需要范围也得到不断拓宽，从物质生活需要逐步拓展到对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社会和谐、安全保障、政治清明等方面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1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20]。

（三）反映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

虽然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当前我国的社会生产依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发展总量与发展的人均值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位次落差，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水平，人均GDP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生态建设水平、国家治理水平等其他方面还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国内范围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个问题造成或派生的。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差距显著、生态等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以区域发展为例，2016年人均GDP排在前九位的均位于东部地区，超过了6万元，排在后八位的均为中西部地区，低于4万元。发展的不充分现状主要表现在我国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社会创新能力依然不足，资源利用不够充分，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我国的供给状况时曾经明确指出，我国供给的产品没有变，“但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清醒地认识到当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1]，他要求全党同志“面对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同志要有所作为、有所进步”[22]。正是基于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科学审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需求的现实状况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明确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23]。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到我国的“社会生产不再落后”，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不仅局限在“物质文化层面”，还充分地认识到当前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从而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总之，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客观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凸显了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极具现实针对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把握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从而对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判断。深入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判断的基本依据，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深刻体会这一判断所彰显的理论科学性、历史传承性、现实针对性，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判断所具备的理论价值、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更能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准确认识和把握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必须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将其作为认识、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理论工具；必须深入反思并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从中寻求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宝贵经验；必须审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适时掌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提出应对之策。总之，只有深入理解并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依据，并以此为基础重视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维度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