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前言 从“公地悲剧”谈起

关于生态危机发生和加剧的深层原因，“公地悲剧”理论应该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公地悲剧”是英国学者哈丁于1968年提出来的。众所周知，人们赖以生存的众多自然资源如荒地、草场、水域、矿山、森林等具有“公地”性质，即某一特定的人群都是“公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这样，人们一般会采用两种不同的心态来对待“公地”：其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指只受益不担责）的心态；其二，“反正是公地，我不用别人也会用”（自我中心）的心态。正是在这两种心态的支配下，人们往往会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化公为私”，直到“公地”被彻底破坏从而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当然，“公地”之所以产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地具有稀缺性。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日趋短缺，为了抢占有限的资源，或者说唯恐别人多占而自己少占，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往往以不当的手段最大化地抢夺、占有本已稀缺的资源，从而导致资源开发利用的无序化现象，加重了生态危机。可见，“公地”所具有的公共性、稀缺性等特点，是造成其“悲剧”及加重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非常不幸的是，“公地悲剧”在我们的身边大量而经常地上演着，我们每个人可能既是“公地悲剧”的制造者，又是“公地悲剧”的受害者。例如，我国北京等地前些年（当然也包括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就是有着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北京市，汽车拥有量超过600万辆。这么多的汽车所排放的尾气无疑加重了北京的空气污染。然而令人无奈的是，对“雾霾天”的厌恶甚至恐惧，并不能遏制具有购买实力的人想买车的欲望。面对空气和道路等“公地”，买车人可能会这样想：其一，我不买别人也会买，这样，即使我不买也不会减轻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其二，买车是一种利己行为，虽然可能会加重空气的污染程度，但空气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呼吸，为何我不买呢？基于这样的认识，买车人最后基本都选择了买车的自利行为。在我们身边，可能很少有人会基于买车能加重空气污染的顾虑而取消买车行为。对于政府采取的“摇号”“限行”等举措，不少人都是有微词或怨言的。这样，在越来越多的具有私利性质的买车行为的影响下，具有“公地”性质的空气被污染，道路被挤占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开车是部分人的行为，但受到污染的空气所具有的公共性，同时也赋予了污染危害的公共性，即空气污染之害一定会播撒到每个人的头上，当然也包括那些“无辜”者的头上。这种现象正是人们在“公地”面前的一种集体自杀或集体堕落的现象，换言之，“公地悲剧”最后一定是整个人类的“集体悲剧”。

那么，如何抑制破坏“公地”的私利行为呢？有两种现实的做法：其一，在可怕后果的“前景”反馈下，由政府等出面，强制遏制人们的私利行为，把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或人们能接受的程度，这是一种主动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和不满。其二，任由人们“集体堕落”，最后在可怕后果的“打击”下，如伴随着空气的污染而出现了较高或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人们要么被迫抑制相关的私利行为，要么呼吁政府或某一社会组织出面采取限制措施以拯救环境，这是一种被动的做法。但令人深感忧虑的是，当今世界，人们在环境问题上普遍采取了这种被动的即“见了棺材才落泪”“撞了南墙才回头”的做法。然而铁的规律一直在敲打着人们利令智昏的头脑：你怎样对待环境，环境就会怎样对待你！

在当今人类的发展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四个越来越”的现象。所谓“四个越来越”，是指“人口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人口都想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结果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使“越来越多‘无辜’的人”也深受其害。这“四个越来越”的现象，不仅北京有，全中国有，而且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以北京市为例。首先，尽管2017年，北京的常住人口17年来首次实现了负增长，并且在2018年出现了第二次负增长，但目前北京仍有2100多万的常住人口。事实上，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北京市人口增加了637万人，是前一个10年所增人口数量的两倍多。其次，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想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以标志人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的小汽车拥有量为例，截至2018年末，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608.4万辆，虽然增速放缓，但仍比2017年末增加了17.5万辆。再次，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势必给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目前，北京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致使一些自然资源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常年紧张，尤其是水资源短缺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人口众多特别是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北京的生活垃圾大增，目前北京深陷“垃圾围城”的窘境。最后，越来越糟糕的生态环境必然将其危害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其害。2001年至2010年，北京市肺癌的发病率增长了56%，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1/5为肺癌患者。虽然癌症包括肺癌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严重的空气污染绝对是其中不应小觑的因素。

“四个越来越”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是因，越来越糟糕的生态环境是直接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其害或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的“报复”性发生则是次生性的反馈结果。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在其关于人类困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要求人类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没有利用的可耕地很多时，就可以有更多的人，每个人也可以有更多的粮食。当所有土地都已利用，在更多的人或每人更多的粮食之间权衡就成为绝对的选择。”[1]但遗憾的是，整个人类似乎并不打算做这样的选择，依然固执地沿着越来越多的人都要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的轨道向前发展，即便生态再脆弱、资源再枯竭、环境再被污染也要“一条道走到黑”，但这样发展下去，人类还有明天吗？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了美国环境科学家科马克·卡利南在其所著的《地球正义宣言——荒野法》“第一版前言”中所发的疑问：“在我们的超级、科技、数字化、基因工程、全球化、奇异社会等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我们的地球家园和人性正在颓坏、腐烂。你是否曾经注视过孩子们那明亮、清澈的双眸，并试图解释鲸鱼为何被捕杀、森林为何被焚毁？为何享受阳光浴是危险的，又为何许多小溪都是毒性的？为何现在的青蛙会长有五条腿，为何中东的青少年像发疯了一样参与杀害别的孩子？你是否也曾想过，为何我们大多数人在如此卖力地工作的同时却还有一些人无法就业，又为何极大的满足感和归属感是如此的飘忽不定？”[2]

总之，“四个越来越”的发展现象充分说明了：其一，在人天之间，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为影响的密切关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3]可见，人类善待环境其实就是善待自己！其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因此，我们要想走出“四个越来越”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在对人的生产和生活进行规范约束即在进行生态化改造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追求一种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通过对前两个“越来越”的有效抑制，以缓解或消除后两个“越来越”的后果。

注释

[1]〔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56页。

[2]〔美〕科马克·卡利南：《地球正义宣言——荒野法》，郭武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一版前言”第12页。

[3]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4]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