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南宋浙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南宋浙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思想文化成就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浙江又素称“文物之邦”，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思想学术传统，尤其是南宋的事功之学对于形成浙学传统和浙江精神乃至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南宋浙学研究对南宋时期浙东事功之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精神对整个浙学传统和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它对当代浙江及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无疑也是当代浙江学者应该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促进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从以往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来看，人们对南宋浙学的认识和评价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而且普遍对南宋浙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认识不够，具体体现为：一是认为它只是一种非主流的、边缘化的思想学说，仅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其地位和重要性难以与同时期的朱陆诸学相提并论；二是虽然大多数人都承认陈亮、叶适等的浙学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的分歧乃至对立，却又大多认为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把南宋浙学简单地归入宋代儒学至少是传统儒学系统中去，从而看不到浙学思想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和意义。显然，这些观点所体现出的处理思想史的方法实有简单化和非历史主义之嫌，既没有充分考虑到南宋浙学在思想史上作为一个独特个案所具有的复杂性，又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性的情景和过程中去加以把握，因而无法解读出其所具有的丰富蕴涵和思想特质，更难以理解其对浙学传统和当代浙江精神的形塑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具体的历史的视角出发，真正深入探讨南宋浙学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是不难发现其新的思想史价值和意义的。
从思想史上看，南宋浙学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就在于它们超越了传统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化约论立场，开创了在宋儒注重道德心性修养的价值关怀之外，构建新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在从北宋到南宋的思想文化传承演变中，由于受北宋熙宁改革失败及后来宋室灭亡的影响，南宋社会的主流思潮开始拒斥一切改革而逐渐转向保守和封闭，尤其是宋代理学所倡导的注重道德教化的性理之学一步步成为在社会现实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话语。南宋理学虽然有朱陆之别，但那主要是理学内部的区别，它们的总体特征还是一致的，即都严分理欲、崇尚修养，“皆谈性命而辟功利”（黄宗羲语），强调性命义理之学的优先地位，以修身内圣作为重建社会人心秩序的根本。而陈亮、叶适等事功之学强调经世致用、力辟空谈，反对将理欲、公私、义利切割为绝对对立的“两截”，主张以实事实利、治世事功、制度建设作为评判伦理德性价值和挽救社会现实危机，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从而开创了在宋儒思想的主流话语之外，把知识分子的知识关怀与现实事功、道德修养与制度建设紧密地贯通起来的新的政治、社会秩序构建的根本途径。这种贯通内圣外王的新的思想范式，从思想特征来说，属于事功主义的“经制之学”，与宋儒的道德中心主义相对立；从学派属性上说，属于“浙学”，与朱陆的“闽学”“江西之学”相对应。与长期以来偃武修文、崇理尚德的内在化思潮在客观上往往导致保守、消极的社会影响相比，南宋浙学以其事功主义、“经制之学”有力地颠覆了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以一种更切实、可行和有效的方式引导了具有新的近世化色彩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创建路径。
其次，南宋浙学在开创构建新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的同时，也开辟了一片完全不同于宋儒及一切传统学术的新的研究领域，构建了一条新的思想学术路径，具有自己鲜明的思想特色和创新性。实际上，南宋浙学把思想学术的主要兴趣转向了传统所谓外王之道的探讨研究，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问题、历史价值观问题、具体的财政税收等民生问题都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对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和见解。最具有意义的是他们敏锐地发现了制度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十分重视对历代各种制度的研究，力图通过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研究探讨“可措之于用”的制度建设路径。这就是南宋浙学不同于宋儒及传统学术的创新性。从思想史上看，不少学者还是认识到南宋浙学的这种创新性的。宋代陈振孙认为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务为新奇，无所蹈袭”。[12]全祖望认为：“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13]近人钱穆指出：“水心论学，实在要轶出当时正统理学之轨辙，另来一套新花样。”[14]他们也正是在肯定了南宋浙学的创新性基础上，承认浙学是可以与朱学、陆学鼎足而立的重要思想学说。全祖望认为：“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15]其实，正如黄百家指出的，叶适、陈亮两派的思想最为接近，“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故同被称为“浙学”。[16]以至就连南宋浙学的主要论敌朱熹也一再地表示陈亮的思想“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纵横奇伟，神怪百出，不可正视，虽使孟子复生，亦无所容其喙”。[17]叶适在评论陈亮时也说：“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18]这样看来，学术界长期以来把南宋浙学的思想属性归入传统的儒学系统中去，从而在实际上有意无意地抹杀了南宋浙学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和意义，这是有简单化和非历史主义嫌疑的处理思想史的方法。尽管南宋浙学不同于宋儒及传统学术的创新性思想学术体系还不够系统完备，也不够深刻并且大多未能付诸实践，但是它已经是代表着传统学术思想向近代学术思想转换的范式，已具备近现代学科化、专业化学术思想的初步形态，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型提供了可贵的探索。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以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学术史观重新解读和梳理浙学史，恢复其作为中国思想史上十分辉煌而独特的、富有光彩的思想学说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些传统的说法、“定论”的突破，对于重新理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新梳理、系统总结浙学史，发展当代浙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通过研究南宋浙学可以进一步对浙学传统和当代浙江精神的形塑和发展加深认识，并且予以积极的推进。南宋浙学作为扎根于浙江这块大地上的思想学说，是真正来自草根的一种平民哲学，它充满了求真务实、讲求功利的实践理性追求，也富有传统文化中稀缺可贵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包容开放精神。的确，在浙学历史上，这类浙江精神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浙学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往往都无所师承、不傍门户、异军突起、自致通达。他们不怕孤立，敢于突破传统、批判权威，虽处非主流、非正统，甚至被视为“异端”、怪物，也仍然能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杰气概和“狂者气象”，坚持创新，特立独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知卓识，从而形成一种可贵的浙学传统。[19]而当代浙江的经济社会的较成功发展所展示出来的独立自主、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等浙江精神，不能不说正是这种浙学传统的一种继承和体现。由此也可见，南宋浙学思想的特有意蕴和价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早已经积淀为我们以往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的一部分，始终发挥着其应有的影响。南宋浙学思想实际上已构成可以对浙学传统和当代浙江精神的形塑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思想资源之一。它还有利于解读“浙江现象”，推广浙江经验。针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浙商”全面崛起等的“浙江奇迹”，以南宋事功之学为个案对浙学传统和浙江精神做追根溯源性的研究，有利于超越一般的经济文化层面去探讨产生“浙江现象”的哲学、思想等深层次的动因，寻求浙江和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精神动力。叶适、陈亮等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虽然其事功之学早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叶适、陈亮等人的事功之学毕竟又是与浙江这一特定的地域及其相关的人文背景密切相连的，因而不能不带有自身的独特气质和面貌。可以说，南宋浙学思想既是浙江的思想文化精神传统及其独特的性格气质的典型体现，又反过来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极大地丰富了浙江固有的历史文化精神，形塑了浙学的优秀传统。
最后，深入系统地研究南宋浙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演进路径、它与地域环境、民间文化传统、不同的思想学说间的相互关系、互动机制等，厘清若干思想学术史上的是非，探求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有利于挖掘南宋浙学及整个浙学中所蕴含的根本性的“本土性问题”及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揭示其所具有的现代性和普遍性价值。显然，这种研究对于探讨在目前日益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所谓“地方性知识”的价值特别及其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精神的构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以及当代问题意识下学术思想的本土化途径等问题都会富有启迪作用。浙学本身乃是一种具有初步的现代性的学术思想范式，因而它又自然地具有极深刻的现代性和普遍性价值，包含有可以导向现代理性和现代社会构建的丰富可贵的精神资源，如平等精神、制度建设、工商社会、市场经济、自然人性论、民本思想、批判意识、独立自主精神、自强自立的主体意识、秩序理念、市场意识与公民责任、理性原则、人文关怀、权利意识、主体性观念、追求功利实效、从道德人向经济人的转向、价值观上的世俗化取向等等。这些具有重要的现代性和普遍性价值的思想资源，无疑值得我们深入系统地研究挖掘，并标举出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尽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