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华语电影的概念衍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海峡两岸和港澳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承袭、嬗变。在西方及海峡两岸和港澳这样一个交叉和复合的语境下解读电影媒介的文化身份，是华语电影面对国际化和民族化双重诉求的自觉追求，也是文化研究者力图透过影像寻求文化根性与向心力的不懈努力。

第一，文化身份的探寻始于全球化大语境下对本土电影的突围与坚守。对华语电影叙事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探析固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全球化的概念成为学术探讨的一个关键词之后，有关文化身份的探讨便从未停息。在学术界，中国的电影文化和文学文本常常成为诸多西方学术关键词的脚本，从“后殖民”到“东方主义”，从“恋母情结”到“恋父情结”，从“新写实”到“后现代”等，西方理论界的学术关键词与中国文艺实践的仓促嫁接比比皆是。在对这些理论话语进行回应的时候，要么断章取义曲解了关键词的原意，要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身在文化承袭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及当下语境的关系，从而无法对自身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做出一种积极和理性的回应，这种焦虑使得我们对华语文化的阐释一直沉浸在失语的困扰之中，也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诉求的矛盾抉择的一个必然表征。

第二，文化认同问题是华人社群在全球化时代自觉的身份建构意识。文化认同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中国学界的诸多关注，它同样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凸显出来的。文化的认同危机在中国本土最初衍生于救亡及维新的运动之中，洋务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风行、20世纪80年代启蒙热情的高涨以及90年代的文化反思都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尤其是在当下，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在确立经济独立地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身份建构展开了思考。华语文化身份也成为一个超越地域更大社群的自觉诉求，这个表现为华语文化出路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华语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建构社群未来文化归属所做的积极的努力，是其在主流与边缘之间对身份的迷失、坚守与憧憬。

第三，文化认同的碎片化现状。文化认同问题衍生出一系列的概念之争，但常常流于碎片化，西方与东方、精英与民间、电影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错位，使得这个关于探寻文化出路的问题只能成为文化精英层面对全球化或者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种仓促回应。由此展开的以“文化身份”“民族化”“全球化”“霸权”“东方主义”“后殖民”为关键词的学术探讨，大多不外乎是学术外交。更多的讨论尚未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实、制度现实、道德现实尚处于一种有意无意的疏离状态，而对文化认同的表述和判断，则缺少积极而有效的价值导向。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确立华人社群、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成为当下人文科学领域无法逃避的问题。这种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身份建构的困惑与憧憬，在影像媒介中无疑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展示。

第四，海峡两岸和港澳电影人的同源性与差异性。海峡两岸和港澳的电影人虽然传承了华语文化的血脉，但是在身份建构上呈现出多元而驳杂的特征。作为有着共同文化根性的华语电影，传统文化的滋养让我们有着近似的价值体系建构的基点，但是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变迁又使得这些社群形成了相异的文化抉择。因此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伪民俗”的“第五代”和“地下”叙事的“新生代”，以及港澳台特定的文化环境都未承担起华语电影叙事的文化身份的建构责任。华语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成为一种自觉的“邀宠”，是对国外主导的经济文化秩序的一种“臣服”，我们的电影文化成了西方消解现代性的感伤和怀旧的“盆景”。与此同时，主旋律电影叙事却常常遭遇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双向冷漠，以商业化诉求为目的的电影叙事又常常招致学术精英以“缺少人文情怀”为由的口诛笔伐。特殊历史境遇使得港台电影人在影像中建构着一种尴尬的文化身份，他们在寻找中迷失，在迷失中寻找，在主流文化的召唤和疏离中徘徊和抉择。随着这种区域阻隔的消除，跨地域的交流和跨国的人才流动成为一种可能，一个更大规模的想象社群构建成为全球华人的一种渴望。如何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更大的社群范围内张扬和重塑华语文化的身份也自然成为华语电影人的自觉追求，在价值多元的叙事表象之下，梳理和阐释华语电影的文化向心力也应该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所在。客观地说，与华语电影在国际各大影展上大放异彩不协调的是，真正严谨地对这些作品及其地区特殊的历史变迁、地域文化、政治脉络进行研究和梳理的文化批评却比较滞后，尤其是从内地（大陆）、港澳台不同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不同阐释，都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对这些获得国际奖项的作品在接受层面上的解读，剖析影像叙事中这种认同的错位，有利于我们寻找华人社群“生命共同体”的文化经验。在“三维”的差异叙事背景之下，可以发现这些影片内在的向心律动，自然也可以触摸到在共同文化根性的基础上海峡两岸和港澳电影叙事的多维延伸。对表现在电影叙事中的认同危机的探讨，也将有利于我们认识华语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建构的方向。

第五，从国际获奖华语影片的叙事文本中考证不同语境下的接受度和评价，通过凸显电影接受过程中的认同差异来进一步认识华语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的彷徨与抉择。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这些差异进行考察和分析，能够让我们真正厘清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历史、政治、经济及由此所衍生的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寻找文化建构过程中真正的价值基点，确立跨文化语境中人的主体性建构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起点，从而真正认识到电影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的重叠，认识到电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隐性广告的实质。跨文化背景下的认可与疏离表明消费主体对叙事文本文化身份的想象，渗透着消费主体在特定文化土壤下所滋养的审美情怀，奖励本身也同样彰显着文化层面的国际秩序。而域外电影节的认同与本土的疏离又常常形成富有悖论意味的文化景观，多元视角的交织往往让同一个电影叙事文本衍生出复杂而多元的意义。文化输出的自觉与主题建构模式及人文景观缠绕在一起，使得影像文本最终成为一个被彼此借用的符号，成为创作者和阐释者建构意义的共同载体。

第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奖华语电影的梳理和分析，是华语电影成就的一次相对集中的总结和展示，以确立世界电影发展史上华语电影的文化影响力；对建构在获奖影片基础上的批评文本的甄别，有助于我们对当下华语电影叙事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寻找和确立文化批评合理的价值基点，与创作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自说自话；对获奖华语电影接受错位的研究，能让我们深入认识到交织在文化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凸显出电影文化作为隐性政治的实质；海峡两岸和港澳电影的并置比较与对好莱坞以及亚洲新电影的审视和借鉴，能够让我们摆脱狭隘的个人化视野，积极捕捉华语电影叙事的向心律动。这些获奖影片不但是华人社群三十年来心路历程的纪录和摹写，也是华语电影人对自身身份的自省与重建，从获奖电影的叙事文本出发，描绘出华语电影发展历程中内在的文化轨迹，自然便于我们探寻在不同历史文化空间中富有差异性的身份建构意识。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以获奖影片为文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态。其一，针对全球化文化发展趋势的一种策略性研究，积极为民族电影的发展寻找可行的方法和思路。针对好莱坞电影对华语电影文化的覆盖和倾泻的危机来确立自身电影发展的市场策略和制度革新，尹鸿的专著《尹鸿自选集》对好莱坞整体发展历程及其发展特色进行了相对详尽的介绍，对好莱坞的工业化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二，对华语电影自身的文化表现形态进行描述和线性的梳理，包括几代电影人叙事的主题的变迁。陈旭光的《中国当代影视文化研究》以当代影视作品为文本，对几代电影人镜头下的影像叙事进行了集中的比较和概括。其三，对在中外不同的电影叙事进行有意识的比较，如中日、中韩、华语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华语电影与欧洲电影比较等。其四，对华语电影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趣味进行概括。颜纯钧的《与电影共舞》对华语电影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富有个性化的解析，凸显了文化视野下华语电影的文化品格。其五，对华语电影的叙事背景进行分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型为电影叙事所带来的变化。戴锦华的《隐形书写》便是结合电影个案文本进行系统文化解析的代表。其六，对中国国际上获奖影片文化内涵的深入解析和批判。以王岳川、王一川等以“后殖民”和“东方主义”为关键词的研究为例。其七，域外华人学者对新时期华语电影的评价。以张英进对华语电影的域外误读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为参照（张英进《影像中国》）。其八，对港台电影叙事困境的认识和分析。前者以焦雄平对台湾电影的线性梳理和个案评价为代表，后者以列孚对香港电影独特的体认和深描为圭臬。其九，内地（大陆）与港台电影叙事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比较。上海戏剧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钱春莲针对内地（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青年导演进行了并置性的研究，寻找和确立了新生代电影人在富有差异性的文化语境下独特的叙事策略。其十，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的新视野。蒋迈与秦立彦合作的一篇文章，综合介绍了域外华语电影研究的新作《银幕上的中国：电影与国族》（裴开瑞、法克哈著）、《以形象说话：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访谈录》（伯瑞著），这些针对域外华语电影的研究论著，为我们客观地了解华语电影在西方视界下的观视方式提供了重要文本。

综上所述，在对华语电影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除了海外的华裔学者之外，更多的华语电影研究还是缺少真正的跨文化视野和比较意识，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电影制作者走向联合的背景下，影像的批评也应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宏观审视华人群体在影像世界里所呈现的文化向心力。在一个文化走向多元的时代，斩断文本与社会的整体联系的接受方式，任何静态的审美观赏态度或纯粹的电影语言的技巧分析，都很难真正理解文本的真实意图。最终将导致在具体的解析过程中，要么是脱离文本的对结论的抽象演绎，要么是依托文本的个人化色彩浓郁的感悟和体验。很显然，文化阐释更适用于阐释当代电影现象，它侧重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本进行分析，而这种文化研究的视角将更有利于激活电影叙事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强调电影可产生单一、稳定的文化身份不再可能，民族电影的研究范式也有些过时，而突破狭隘的地域、时间和学科限制和强调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显然更适合全球化的语境。本书以获奖华语影片为例，以文化研究的视角，从具体的文本话语环境、叙事本体和接受对象出发进行文化认同的解析。综合跨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叙事文本和批评文本，以比较的视野分析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叙事的文化身份，由此来审视华语电影叙事中所涉及的文化身份问题，从而考察身份建构的复杂层次话语系统和权力关系。

本书将分为六个部分对获奖影片的文化身份问题进行解析。

第一，梳理华语电影叙事遭遇危机的全球化背景，阐释如何看待好莱坞电影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解析全球化为华语电影叙事带来的文化动力，求证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的制度革新为华语电影叙事带来的生机。通过对华语电影叙事的商业困境、艺术困境和文化困境的多重解析确立华语电影叙事存在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成功模式的解析，寻找华语电影叙事可借鉴的资源与策略。

第二，通过对文化认同概念的解析确立理论和价值判断基点，从文化认同的视点切入华语电影的叙事，分析华语电影叙事中异质文化元素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认同的种种可能与限度。建构多元共生而又不乏根性血脉传承的文化诉求方向，完善华语电影文化自身产业化循环的生态体系。

第三，通过对获奖影片文本的解析，比较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人在叙事过程中充满差异性的认同策略和叙事模式，通过梳理好莱坞电影中华人身份的变迁检索和确证华语文化在他者视域中的改写，并以获奖影片意义与价值的“增值”与“贬损”为切入点，阐释空间的复杂性。以认同的错位成因解析华语电影叙事身份危机，并确立本土和域外多维的认同机制。

第四，在差异性的认同文本中解析海峡两岸和香港获奖电影认同错位的复杂成因和表现形式，以求同存异的包容策略寻觅华语电影多维叙事表现形态中积极的文化因子。以“民俗”“地下”“家国情怀”“浪子心态”等关键词解析华语电影叙事在本土和西方所遭遇的双重误读，进而解析误读背后深广的社会及文化成因。

第五，通过省察亚洲新电影边缘叙事中的文化基因表述策略，为华语电影的叙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主要通过对日本、伊朗、韩国和越南四个亚洲国家获奖电影作品进行文化解析，对其电影叙事的文化策略和经营分析，总结出华语电影叙事和华语电影身份建构中可借鉴的经验。

第六，在比较中确立华语电影叙事未来可能的身份和建构策略。在开放的文化制度的支撑之下，在整合华语电影文化圈优势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华语电影叙事的困境解析，合理借鉴日本、越南、印度等国家电影本土化叙事策略，预测华语电影必将迎来开放、多元和辉煌的未来。

澳门电影诞生时间较早（1893年），但仅限于存放电影放映设备，并未拍摄本土题材的电影；诞生之初拍摄制作的影片多为外国人拍摄的外国电影，且在回归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沉寂状态。即便回归后也出现了一批独立电影人，甚至举办了国际电影节，但真正在华语电影文化圈乃至国际上持续有一定影响力的导演和作品相对较少，加之笔者对澳门电影关注也不是很多。故此，在本书中没有涉猎澳门电影，日后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