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汇集了我在医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大多数文章已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还有少数是学术报告的整理稿，其中有些也在报纸上刊载过。2018年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成立后，创系主任韩启德院士提出学系发展的“六个一计划”，其中包括出版一套学术专著。我因此有机会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整理，汇编成集，很荣幸被收入“北大科学文化丛书”中。本书分为中国近现代医学史、医学思想史、医学社会文化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医学编史学和医学史教育等六编，每编收录的论文反映了我围绕相关主题展开的思考与探究。
1991年，我参加邓铁涛先生和程之范先生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的编撰时，发现对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研究非常薄弱，很多基本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我就医学名词翻译的标准化、医疗卫生的建制化、近代医学教育以及医学学科史等问题开展了研究，论文发表后获得学界好评，并促发了一些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更广泛、深入的探讨。青蒿素是我国医药界研制成功的第一个一类新药，具有重要的科学史研究价值。由于青蒿素的研制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开展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项目，因此对青蒿素成果的评价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也成为科技史研究者所关注的议题。2008年初，在一次聚会上，我与饶毅教授谈及此事，他也很有兴趣，并提及他曾指导研究生做过一些研究，但后因故未能做下去。于是，我们商议共同指导一位研究生来开展这项研究工作。200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黎润红乐意承担此项研究，全身心地投入资料收集整理、人物访谈、档案查寻。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北京、上海、山东、四川、云南等地参与青蒿素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研究成果获得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好评，是现代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
医学思想史研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然而对什么是思想史尚无一个确切的定义。作为从临床医学转入医学史研究的跨界者和医学院校讲授医学史课程的教师，我非常关注健康观、疾病观、生命观、死亡观的历史变迁，关注医学模式转变对医疗卫生事业产生的深刻影响。我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的整体医学运动，指出这场运动是西方社会对生物医学模式下高新技术迅速发展、医疗保健费用激增的回应，整体医学力图突破生物医学模式，提供更多元化的医疗保健，以满足人们的保健需求。不同的医学模式下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差异，不仅关联医生的诊断、治疗，而且也关联到病人及社会对疾病的反应，关联到医患之间的利益与冲突；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的健康权利。因此，我指出医学思想史研究应当基于对过去的理解来分析与批评当下的问题。医学思想史将揭示医学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及其社会后果的复杂性，阐明疾病产生的生物学因素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更好地理解临床治疗的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的价值。
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医史学家亨利·E．西格里斯特（Henry E. Sigerist）就呼吁开展医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和医疗保健问题的关注，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许多社会文化和历史学者进入医学史研究领域，拓展了医学史研究的面向。我开始关注医学社会文化史研究起因于20世纪90年代初艾滋病问题对我国的影响，1994年中华医学会在医学史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艾滋病：从疾病史到社会史》的论文，次年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2003年是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建立五十周年，我在韩启德院士的指导下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文，阐述了分子生物学革命不仅使医疗卫生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并形塑了当代的社会文化。2015年北京大学召开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做了“新文化运动与卫生启蒙”的报告，就新文化运动中健康与政治的互喻、疾病作为政治修辞、卫生知识传播与规训、医学成为文化批评的公共话题等问题展开论述，指出公共卫生观念与实践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联接国家、社会与个体的最佳结合点，展示了科学文化的实用价值与世俗特征。我结合20世纪20年代性腺移植技术在中国传播的案例，揭示了返老还童观念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影响。
中外医学交流史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利用英国《皇家学会通报》考察了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在18世纪初如何被英国医学界接受并用于预防天花，利用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藏的《英吉利国新编种痘奇书》研究了19世纪初牛痘接种技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百年之间，人痘西传与牛痘东来，勾勒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轨迹。我对西医传入中国早期医学传教士合信（B. Hobson,1816—1873）与中国第一位留学西方的医学生黄宽（Wong Fun, 1829—1878）的研究，呈现了中西方医学交流中的精彩一页。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为改变世界格局开始加强互动，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为推动中美两国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我拜访了时任艾格尼丝·斯科特学院（Agnes Scott College）校长的布洛克（Mary Bullock）女士，她曾长期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任职。基于布洛克赠送的《美中交流通讯》并查阅了相关史料和档案文件，我对中国首次赴美医学代表团的活动，以及美国医学界来华访问，了解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传统医学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究，指出中美外交关系恢复前期医学代表团的互访，在中美关系史和中美科技外交史上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对推动两国的医学发展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为后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吴瑞先生发起的“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是中国当代生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我曾拜访吴瑞先生及参与此计划的顾孝诚先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访谈了多位通过该项目赴美的科学家，较完整地梳理了该项目从创意到实施再到结束的全过程，并论述了该项目对我国生命科学发展的影响，分析了“脑流失”（brain drain）与“脑收获”（brain gain）之间的时间效用问题，得到了当事人及学界同行的好评。
医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medicine）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了极大的拓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学科交叉不仅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人们全方位、多维度地审视医学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我在这一编的文章中论述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需要进行的创新和突破，如应该充分利用医院所保存的丰富的病案，来研究我国近现代疾病的主要构成及其演变趋势，研究人们健康观和疾病观的变化，研究医疗制度、医患关系的变化等。我呼吁加强我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在疾病观念史、疾病生态史、医学文化史、医学制度史、全球健康史等领域有所突破，与国际同行开展对话，提升中国医史学的学术影响力。
本书最后一编是关于医学史教育问题的讨论。作为医学院校的医学史教师，我从教三十余年来一直为本科生开设医学史课程，也深切体验到医学史教育与教学的酸甜苦辣。我回顾了我国医学史教育的历史，考察了教材建设、课程设计、医学史研究生和师资培养等方面的情况，指出医学史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缺少打通医学史、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的人才，这直接影响到医学史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我认为医学史作为一门融合医学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在医学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史教育并不仅仅限于考察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和教益，即通过学习医学史，学生能从更广阔的时空来审视医学的发展，从多维度来审视当代医学所面临的难题，更加全面地理解医学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正确认识医学的目的，把握医学发展的趋势。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艾英、高迪二位老师为本书编辑出版投入了大量精力，她们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让我深深感动，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
张大庆
2023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