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印刷、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对中国前近代社会的研究

印刷、艺文文化与科举考试

这是一项关于中国前近代印刷文化的研究1，主要侧重于讨论印刷对于文化生产的影响。众所周知，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16、17世纪，则表现为 “艺文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即“公”）通过商业出版的延伸不断扩张，并影响着“艺文文化” （literary culture） 的生产。

本书中的“艺文文化”指的是透过文字所表达的各种文学和艺术形式，包括那些与文字相关的艺术，如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歌曲、舞蹈、戏剧、地方民谣等。本书建构“艺文文化”的概念，目的在于有别于“文学”和“文艺”的概念。“文艺”一词目前已成为各种表演艺术的统称， 而“文学”一词是指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其含义不包括利用文字的艺术形式，如书法、绘画、篆刻。因此“艺文文化”在内涵上涵盖了文学、文艺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但又不同于“文学”“文艺”和“艺术”这些名词单独所包含的内容。因此，“艺文文化”包括“文学文化”和“艺术文化”。

在这个时期的一种新的“艺文文化”（“士商”的艺文文化）的产生过程中，印刷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是笔者正在探究的问题，本书便是这一大课题中的一部分。2这些研究聚焦于印刷和商业出版对艺文公共领域的深刻影响，以科举考试为切入点，揭示了前近代中国出现的广泛的文化转型。

印刷对中国前近代文化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然而，本书的论题主要集中在论证商业出版对艺文文化的生产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日益扩大的艺文文化精英层与皇朝政权在取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的争持。首先，商业出版的扩大促成了艺文文化职业阶层的增长，其中包括作者、编辑、编纂者、评注者、批评者、出版者和校对者，而这又正是“士”和“商”两种职业相结合的一种形态。3笔者的研究正着眼于“士商” 这一参与艺文文化之商业生产的特定群体。

其次，书籍市场的扩大使艺文从业者声名鹊起，使得他们在朝廷考官之外别树权威，并进而挑战考官的权威。这一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上，更反映在散文的写作风格中。一种新的文学权威在艺文公共领域（公）中建立起来，同时，借助着商业出版的扩张，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话语空间也被开辟了。

作为商业和产业生产增长的一部分，出版业的繁荣大大促进了文学流派数量的增加，并创造了全新的、呈扩大态势的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他们的阅读兴趣纷繁且复杂，这是皇朝固有的意识形态所无法满足的。编辑者、批评者和作者们，凭着在商业出版市场上得来的名声，获得了评鉴的权力。他们通过书籍“超附文本”（paratextual）所开拓的话语空间来表达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并借此挑战文化生产领域中的皇权。4书籍出版的增长为士商提供了一个不断膨胀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士商们可以商议、挑战，甚至颠覆科举考试官员们的权威性，建立与官方标准迥异的新模式来界定什么是“优秀文学”。通过编辑评选科举时文（八股文），他们表达对遴选不公的愤懑和批评，进而通过动员考生制造舆论和利用评论家的文社组织来干预官府选拔人才的运作。

学者对这个时期印刷文化对于文学和女性的一些影响已有研究。5然而，上面提到的许多重要变化还没有引起注意，或者更精确地说，还未被察觉到。因为这里存在着两大障碍：一是笔者称为“偏汉学”（sinologistic）式的研究方法；二是当时中国文人记录自己经历的文学表述中的语言迷雾，实际上，这种隐喻性的表达模式使很多深刻的变革隐没了。正如下面会解释清楚的，作为一种历史写作“习业”（practice）6，“偏汉学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科学理论、概念和方法论，而社会科学的发展，除最近的一些新理论之外，一直以来都是以欧洲社会研究为基础的。那些诸如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启蒙运动、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资产阶级、礼和宗族等的概念和理论，都与关于“现代欧洲崛起”的各种版本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7纠缠在一起。对于那些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些概念的学者来说，他们接受了不同学科对这些观念所赋予的习惯用法，因而错误表述了中国的“习业”，在使用这些观念的时候便自动复制了那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8这种撰写历史的模式在中国前近代印刷和文化研究的领域内是很普遍的。所以，笔者的这项研究可以说就位于中国印刷史和明清变革时期的文化史这两个历史进程的交汇处，这是近现代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关于中国印刷的影响和明末清初变革的本质的研究，在汉学历史中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佳的研究对象莫过于李贽（1527—1602年）——一个反对传统观念的重要人物。

中国近代的反传统思想之谜

李贽是晚明时期的一位畅销书作家。他曾在题为《读书乐》的四言诗中惊呼道：“世界何窄，方册何宽！”9这句诗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能够在书籍中找到一个更大更丰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并非来源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它们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可以是一直渴望的世界，也可以是一个甚至在梦中见到都惧怕的世界。李贽周游在书籍所营造的不同世界中。他发现了什么呢？作为一个读者，他沉醉于阅读书籍与批评诗文、小说、戏剧和佛经的快乐之中。在他眼前展开的无尽视野中，邂逅的人和事时常使他感动落泪，有时又会让他开怀大笑、手舞足蹈。李贽边读书边思考，之后突然得出了一个结论。10他发现，他同时代的那些伪善而堕落的文人和官员，与孩子们纯洁、自然、真实的“童心”相比，简直是羞耻不堪。他折服于《水浒传》中那些杀死贪官污吏的“反贼”，敬慕他们的忠诚和勇敢。他发现王阳明（1472—1529年）的著作中有关于平等的思想。他敢于嘲弄传统的圣贤，因为圣贤只知道把儒家经典祀奉为真理的唯一来源和文艺的典范。11在狄培理（de Bary）看来：“晚明时期个人主义思想的浪潮在李贽这里达到了最高峰。”12

李贽在孤独的、无休止的阅读中获得了大量的个人感悟，这些感悟无不使他的读者们为之着迷。学者们倾心于他对官方正统——朱熹道学——的那种破除迷信式的批判。1602年，李贽在狱中自杀，这种行为被誉为“殉道者”对“自身信仰”所做出的牺牲。13然而，李贽的反叛思想对中国、对世界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李贽“反叛”的原因并不在于对一种社会新秩序的憧憬。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总结到，李贽“所受的教养是儒学，死时亦是一个儒者”14。在他看来，不仅仅李贽“激进”的观点微不足道，那一年发生的所有的事，甚至整个明朝发生的事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李贽对虚伪官场多么无情地抨击，对平等思想多么大力地弘扬，“对个体解放不懈地追求”，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过马丁·路德那样的果断言行，也缺少伊拉斯谟（Erasmus）般的自信。15可见，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李贽与那些欧洲的思想大师们比起来真是相形见绌了！按照黄仁宇的解释，李贽确实从孩提时代起就“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16。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孕育了“高度僵化的社会”，阻碍了大明帝国的发展，而且使明朝发生的一切变得“无足轻重”。黄仁宇认为：

在这个时候，无论皇帝是勤政的或者是昏庸的，他（万历皇帝）的首辅是进取的或者是因循的，高级将领是富于谋略的或者是无能的，文职官员是廉洁奉公的或者是贪污舞弊的，出色的思想家是激进的或者是保守的，最后的结果，所有人都不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我们的故事只有一个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猪）年的年鉴，必被视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本书作者强调］。17

黄仁宇用“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这样一个说法来为他那部众所周知的晚明史著作做总结，这个结论清楚地说明了撰写中国历史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理论问题。对于黄仁宇和其他很多研究者来说，不仅1587年是无足轻重的，中国的整个过去都要被谴责为“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尽管个中确实存在着对改善政治环境的努力和摆脱社会不公正的期望，就如同李贽那悲剧性的斗争一般，可是这些努力注定不能为中国带来任何重大的彻底的改变。不管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如何、本质如何，它们根本无足轻重，因为中国始终未能越过那道“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失败的记录”便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命运。也正是这种“失败的记录”使中国跟其他非欧洲社会一样，沦落为西方的异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