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国巴陵会馆藏文献概介

在德国巴陵会传教士在华传教期间，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字记录。这些珍稀的史料文献藏于位于德国柏林格奥尔根教堂大街69号的巴陵会图书馆中。在这些传教出版物中，巴陵会传教出版社纂辑刊行的传教手册是差会广泛发行的传教宣传文本，在1890—1937年间陆续出版《新传教文集》（Neue Missionsschriften，1890—1907）、《儿童传教文集》（Missionsschriften für Kinder，1890—1906）、《新传教文集（新系列）》（Neue Missionsschriften [Neue Folge]，1905—1937）、《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Missionsschriften für Kinder [Neue Folge]，1909—1914）、《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Kindermissionsschriften. Neue Folge，1926—1936）和《小开本儿童传教文集》（Kleine Kindermissionsschriften，1937）等传教系列手册，每种发行规模5—91册不等，但制式基本统一，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发，其中来自中国传教区的作品近60册。巴陵会发行的传教手册并非胶着于新教教义的纯粹宗教性文本，具有极强的叙事倾向，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百态、民众群像、礼俗事象、民间传说、宗教信仰以及最为偏重的信徒证道故事等母题。重要的是，这些出版于世纪之交的传教出版物在当时的德国堪称一种“大众文学”，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对于同时代基督徒的中国形象认知“有着深远影响”，尤其对于德国乡镇的基督徒来说，这些文本是他们“感知非基督教异域”的“主要信息来源”。15 此外，因沿循相近的叙事逻辑和书写动机，或基于相似的观察原型，传教手册的文本内容存在互相借鉴、利用的情况，呈现出明显的互文现象，随文刊印的插画也多有重复。若将考察范围延扩至同期德国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征引则更为常见，诸如和士谦（Carl Johannes Voskamp）在《龙旗之下与十字架标志》（Unter dem Banner des Drachen und im Zeichen des Kreuzes，1900）一书中针对儒家学说表述的看法便是对花之安（Ernst Faber）观点的全盘接收，尽管两人各属不同的传教差会，秉持相异的传教理念。因此，巴陵会传教手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呈现了彼时新教来华传教群体的对华态度，清楚反映出中国是如何在“西传”的过程中被虚构、歪曲，最终形成至今仍旧根深蒂固的谬误形象。

此外，故事集《中国传说和童话》，长篇小说《狗垒——中国人及其家庭生活》《中国妻子》，杂文集《在龙的魔咒和十字架的标志下》《紫禁城》等传教士作品亦是本书考察的对象文本。

不同于同期来华的德国外交官、作家、商人等群体，传教士狂热的宗教信仰使其在感知与审视中国时镀上宗教的滤镜，不同的关注倾向与感知方式营构出相异的中国图景。作为德国虔敬派传教差会，巴陵会传教士追求“基督再临”和“神圣新秩序”，他们以努力实现“中国归主”为宗教理想和行为动力，广布教义和发展海外传教被认为是实现追求的直接体现和途径。巴陵会传教士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社会全面进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化文明被视作基督教文化的组成部分。面对深受帝国主义侵扰的中国民众的本能拒斥和敌视，作为垦荒者的巴陵会传教士面临或退守故土，或勇毅迎战的两难抉择，过度的信仰内化令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常陷于入主出奴的二元对立困局，困守于基督教——“异教”、光明—黑暗、高尚—堕落等结构化对立中。德国巴陵会传教士所建构的中国形象是摇摆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半虚拟图景，本书以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为理论依据，采用文本细读的分析方式，从整体和内部两个面向深入文本，梳理概括以德国为认识主体的巴陵会传教手册所建构的主观中国镜像，解构传教士的东方主义话语逻辑，探究传教士采用的典型叙事策略。从巴陵会传教士对相关中国事象的载述与想象中，挖掘传教士群体的叙事心理，探讨传教士书写者在“严肃、真实、忠实”的出版原则背后潜藏的隐性书写倾向，及其与基督教意识形态和西方社会文化导向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