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治

德法不足以自行，中国式管理将法治提升到德治的层次，以安人为最高目标。

《论语·为政》篇中，记载着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有人把它解释为“通过道德来管理”，这显然很不合适。什么叫道德？不说还好，越说越让人觉得一头雾水，实在很难说明白、听清楚。而且凭借道德，又怎么能够管理，岂非空话而不切实际？因此在德治和法治之中，大家还是宁可抓住法治而舍弃德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把德治和法治分开来看，认为德治是通过道德来管理，而法治则是通过法制的手段来管理。实际上，德治和法治应该合起来看，两者原来是一回事，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

“为政以德”，孔子的本意应该是“为政者自身，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下面隐含着“在实际运作时，仍然以法制为基础，也就是依法行事”的意思。

孔子说过：“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意思是管理者自己的品德修养良好，主要表现在爱人。我们常说的安人之道，便是具体的爱人措施。这些措施，通常会以制度的方式来呈现，很容易被看成法治，而不是德治。

制定安人的制度，很可能出于爱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态，秉持“对员工好，便是对公司好”的态度来制定合理的规定。也可能出于不信任的心理，唯恐员工得到好处却不认真负责。甚至有一些交换的味道，想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必须接受某些交换。可见法治的背后，有德治的成分。管理者有德，制定出来的制度，通常更加人性化。而管理者无德，那就防弊重于兴利。深信员工占公司的便宜，处处加以设防。如果管理者有才无德，则交换的气氛浓厚，随时可见了。

制度实施时，如何执行？更多是法治背后的德治在做最后的决定。有德的管理者，执行时会衡性论理，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做出合理的判断。无德的管理者，执行时毫不关心当事人及其亲友、同人的感受，一切依法办理，弄得人心惶恐不安。

安人之道配合上经权之道，便是法治和德治取得协调的结果。合理合法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方式才能收到安人的效果。这一点是法治所难以顾及的。管理者自身的恭、宽、信、敏、惠，成为能不能爱人的德目。兹分别说明如下，以供参考：

1.恭。一般人常把恭和敬并列，说成恭敬。其实恭代表仪容方面的德行，主要表现在“管理者的态度，不致引起对方见侮受辱的心情”。所以有礼貌、和蔼，便是恭。而敬指行为方面的德行，主要表现为管理者的行为，不骄亢，不威胁，更不能粗暴。孔子讲的“恭则不侮”，意思是恭的态度，不致侮辱他人，并不一定有办法保证对方不来侮辱。对同人有礼貌，如果同人以不礼貌相向，这时候就需要宽容，展现宽的德行。

2.宽。宽的意思是宽大、宽容、宽恕。孔子说“宽则得众”，便是说心胸广阔的管理者，可以包容更多的人，得到更多、更广大人心。我们常说心胸有多大，事业的规模便有多大。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但是既然聚在一起，就是有缘，便应该加以包容。用宽大、宽恕、宽容的心情，来对待他。至于信到什么程度，不妨因人而异。有大信也有小信，只要不毫无信任就好。

3.信。孔子在所有德目当中，说“信”的次数最多，可见其重要性。但是孔子特别指出“言必信”的人，大多为小人。我们对于这一点，应该特别深入地研究分析，以免产生误解。这一句话的关键，在于“必”字。孔子认为，不管是不是具备应该遵守的条件，而只知道一味地守信，最后想守信都不能守信，当然成为小人。不应该守信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守，势必会丧失守信的价值，守得毫无意义。管理者要守信，一定要配合“好学”的习惯。不但要终身学习，而且要学正当的东西，才能够坚守信用。知人才能够合理地信任，知己才能够适当地调整信用的程度。凡轻诺者必寡信，所以不能够轻易承诺。要不要承诺，承诺到什么程度，那就要做到什么程度了！

4.敏。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我们大家都不是天生就知道那么多道理的人，必须勤劳地学习古老的道理，体会出新的法则，以便信守不渝。“敏”字并不是敏捷、快速的意思，反而是我们常说的勤劳之意。古老的道理，由于历经时间的洗礼，经得起长期的检验，比较值得学习。但是环境不断变迁，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所以继旧开新，从古老的道理中悟出新的法则，才是勤劳的果实。管理者要敏，保持勤劳的良好习惯，必须收到孔子所说“敏则有功”的效果。有了这样的功效，惠的能力自然展现。

5.惠。惠有三个意思，那就是“爱”“利”和“恩”。管理者具有爱人的心态，然后用以利人。经由利人的行为，使人觉得受到照顾而感恩。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直接指出利即是惠。可见爱、利、恩之中，以利为重点。管理者做出有利于同人的决定，孔子所说的“惠则是以使人”便能够表现出来。大家都乐于执行管理者的指令，自然同心协力，从各方面努力，在安定中不断追求进步。

孔子的言论，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经难以设身处地地真正体会到当时的情境，无法完全掌握原来的用意。后来，人们又一直依据朱子的解释来理解，很难赶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我们最好“温故而知新”，为其赋予时代的意义，更为合用。

把上述恭、宽、信、敏、惠加在一起，合起来看，不外乎一个“仁”字。仁而合义，把仁爱的心，发挥到合理的地步，那就叫作“德”。所以德治的意思，是管理者的爱心，在法治的基础上予以合理发挥，构成合乎人性化的管理，以求己安人也安。

现代人受到二分法思维的影响，喜欢把事情分开来看，而不知道如何合起来想，以致看到法治，便满脑子依法办事，说什么“有法必须依”，好像不凭良心也无所谓。而想到德治，就认为缺乏制度，充满了温情，好像想怎么样，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喜欢去做，那岂不成了无法无天？只要冷静一些，很容易觉察这种极端的观念实际上都行不通。应该把德治和法治合在一起，看出一体的两面，很快就能明白，德治需要法治的支持，而法治需要德治的指引。由于一谈起法治，大家就会重法轻德，所以我们才多说德治而少谈法治，希望大家重视道德。

宋代政治家司马光说过：“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能是道德的工具，品德才是才能的统帅。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有如人的指和掌，法治必须围绕着德治进行，才能运用自如而合理。

商朝的纣王，设置“炮烙”的刑制。证明管理者德行不良，照样可以通过制度来害人。只不过最后害了自己，虽然是自作自受，却还是先害了太多的臣民。

三国时代，袁绍讨伐曹操，命令陈琳写一篇檄文，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曹操当时正卧病床上，头痛不已。看到檄文把他的祖宗三代都臭骂一番，又气又怒，责问作者是谁。后来曹操击败袁绍，逮捕了陈琳，却并没有依法处罚，反而赦免了陈琳，让他负责起草文件的工作。曹操的品德修养不算好，尚且能够如此，足以证明法治之外，必须兼顾德治。

秦始皇是历史上最知名的皇帝之一。由于重法轻德，以致他死后不到三年时间，大秦帝国便宣告灭亡。

传说舜曾经告诉禹：“只要你不矜持自夸，天下便无人能够与你争能；只要你不从事征伐，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你争功。”唐太宗这位卓越的领导者，便是永远保持一种谦虚的心态，向他的臣子说明：“人们说做天子的，可以自认尊崇，而无所畏惧。朕则认为，天子应该自守谦恭，常怀畏惧。”他认为做天子的，若自以为是，妄自尊崇，不守谦恭之道，有谁肯犯颜谏奏？因此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无不反躬自问：是不是合乎常理？贞观之治，便是由于唐太宗的德治而实现。

维护管理者的权威和地位，最方便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制度化，使同人知所自制，而不敢触犯规章。秦始皇重用法家李斯的意见，希望秦朝千世万世延续下去。不料只传到二世，人民纷纷起义，赵高逼着胡亥自杀。三世子婴继位，先下手为强，把赵高杀了。自己也没有占位多久，就被民众推翻了。我们不能说法治不好，只能够说管理者的品德不好，未能实施德治，这种法治是不会长久的。

像“赵高”这样的人，一听名字，就令人觉得“糟糕”，聪明如秦始皇、李斯，竟然放任他为非作歹，是不是愈加证明法治只能用来对付好人，却便宜了歹徒？

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秘不发丧，把死尸运回咸阳。日子久了，尸体发出臭味。赵高假传圣旨，向地方官员要了很多鲍鱼，分装在各个车上，以资遮盖。秦始皇统一天下，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修筑万里长城，可以说非常了不起。可惜他只重法治，不能为政以德，执行得过分严苛，正好给了小人假传圣旨的机会。陈胜、吴广带头起义抗秦，秦朝的统治很快就被取而代之了。

法治是基础，不能不加以重视。然而德法不足以自行，立法、执法、守法的，都是人。如果不重视道德，不能做到上位者以身作则，而下属同人都自觉自律，这种法治是不可取的，维持不久。中国式管理，由法治提升到德治的层次，以安人为最高目标，原因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