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

姜奇平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姜奇平，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是推动互联网在中国起步的最早的启蒙者之一、中国互联网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本文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的角度，带领读者认识新质生产力。并将激活数据潜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方向，探索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时代的结合问题。为此，本文将新质问题划分为生产要素问题、现代产业体系问题和制度环境问题，分别探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和以实体（如土地、劳动、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不同。业界普遍认为，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有通用、复用的独有特征，充分激活其潜能，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做优效率，在现代产业体系中优化附加值结构，在生态市场体系中优化发展环境并释放数字化红利。

本文的重点不是比较“旧质”与“新质”的不同，而是区分工业化、数字化两类新质内部的不同。

一、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基本内涵探析

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是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上新在哪里；二是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上新在哪里。生产力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分支问题：一是在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背景下，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侧重的“新质”有何不同；二是从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形态上，发展工业产业与发展数字产业在“新质”的理解上有何不同的侧重。对于生产关系问题，我们要辨析：按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按信息生产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制度创新上有何不同的要求。数据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分析结构如图1所示。

从技术角度看，生产力的质主要是指效率的性质。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与工业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相比，效率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知识点。

以往一直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中只有一种技术，即工业技术。“效率”这个概念本身也一直被默认为专业化效率，它在现实中构成做大做强的效率基础。本文则认为，在工业技术之外还有另一类效率，即多样化效率（如鲍莫尔曾提出演奏莫扎特音乐四重奏的效率），它是“做优”的效率。因此，如果将“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的侧重点放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科技上，那么就需要将“效率”的发力点从“做大做强”升级到“做优”。这样可以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在数字时代发展的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时代特征。

下面从选择、发展新科技的角度来理解新质生产力，分别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角度展开解析。

（一）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以先进生产力创造新质态价值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者通常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中的“质”具有价值论上的含义。价值本身就是经济意义上的“质”。数据科技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由于创造了新的价值，因此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解决GDP发展中无法区分高质量与低质量这一工业化问题，使“新质”体现出不同于“旧质”的价值。

1.“新质”使用价值：数据生产力具有新质态价值

第一，数据生产力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数据生成体现了生产力的先进性。

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首先是新的使用价值，即新质使用价值。“新质”就是新的使用价值具有的性质。创新就是创造“新质”，即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活动。

新质生产力是人类利用物质、能源和信息三大资源创造价值的根本能力。在三大资源（使用价值）中，生产力的“新质”不仅表现在新质材料、新质能源的开发上，更表现在新质数据的意义生成中。

在数字时代，数据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要在质上提升生产力。它是与质量、创新、体验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

第二，以激活数据潜力为核心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做优”的效率。

支持高质量发展，在效率上主要体现为“做优”，“做优”是指事物结构的质的变化，是在品质上的优化，本质上是在质上提升生产力。信息与质具有天然的联系，信息能力主要是一种辨析质的能力，不同的信息给人们带来的是不同质的信号。

按照钟义信的定义，本体论层次的信息就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事物的生成就是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质承载并显现在信息中。

基于从信息中产生的生产力，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信息生产力是当今社会发展产生的新质生产力。其根本作用在于：在质上提升生产力，以实现人类需求的多样性、无限性和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有限性。

2.创造新质价值，离不开数据

第一，新质生产力创造新质价值，这种价值是通过创新创造的。

从价值，如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看，新的使用价值带来交换价值上新的附加价值，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是创新劳动价值。赵培兴称新质使用价值为创新劳动价值。创新是产生熊彼特所特指的“新价值”的活动；而由信息、知识、数据创造出的附加值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价值本体。因此，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在创新附加值上是一致的。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新，离不开数据的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新的劳动者利用新的劳动工具作用于新的劳动对象的过程。其中，新的劳动者不同于传统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体力工人，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能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适应先进数字设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信息决策能力、自主意识的新型人才。新的劳动工具包括高端智能设备、计算工具，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自动化制造相关技术、设备及数据基础设施，也包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新的劳动对象是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由数据构成的可以驱动实现对应实体功能的符号存在，如虚拟现实。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三新”（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工具、新的劳动对象）的组合过程。例如，在一个数据要素中，数据要素可以与新的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形成具有叠加、放大、倍乘效果的新组合，由此形成具有复用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这“三新”的组合过程离不开数据化，这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数据。

3.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围绕新质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涉及许多具体的工作，如激励创新、支持研发、重视人才等。然而，从历史全局来看，需要提前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对产权制度和劳资关系的深远影响。

新质生产力中的复用可能引发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改革。在数据要素市场化中，这种改革鲜明地体现为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和数据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对现代产权制度构成了根本性冲击。为了保护生产要素供给的新方式，需要进一步推进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产权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道路。

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可以使其他主体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倍乘。若乘在资本上，则可以让资本价值倍乘；若乘在劳动力上，则可以让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价值倍乘。历史上，增进资本的制度设计较为常见，工业化过程中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首先让资本获益；而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改变这一趋势，让劳动者成为赢家？

通过数据要素倍乘劳动要素的作用，可以将普通的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从而使劳动者在获得劳动报酬的同时，也能通过要素收入获取剩余回报，这取决于社会对制度的选择。惯性思维认为数字化发展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这种观点需要修正，我们应当看到数字生产资料共享带来的新可能性，这种新可能性能够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提升公平性。

为此，一是应将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增加劳动者要素收入放在首位。应按照人力资本的标准来塑造新一代劳动者，并通过合伙制、合作制释放多样性红利，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力者。例如，农民工要进城打工，若他们学会使用计算机，则可以在农村电子商务或城市快递服务中成为掌握订单的决策者，从而获得高于打工收入的报酬，并全面提升个人能力。二是需要全面激活科技创新与市场创新，使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要将高度依赖研究投入的创新与高度依赖营商环境的创新结合起来，创造适应异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结合起来。三是应大力投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包括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据要素场，建设连接、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并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还须加强适应人类更高发展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的多层次建设。四是深化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核心的产权机制改革，探索建立新的生产资料管理制度，培育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五是推动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国内外开放体系建设，尤其是推动央国企平台向集团外开放，通过具有生态交互功能的大前台、对外对内服务的双中台和经营流量的强后台，促进资本、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更充分流动，构建国企与民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二）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GPT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技术支撑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研究者通常从“专用性”“通用性”的角度来理解新质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的技术载体具有“专用性”这一根本特征；而信息生产力的技术载体具有通用性这一根本特征，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

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是一个制度经济学概念。威廉姆森通常将GPT与SPT（Special Purpose Technology）作为一对相对概念来使用，这里的General与Special分别对应经济学领域中的“通用性”与“专用性”。

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市场收益，既可以依赖独有的科技创新，也可以通过差异化的优势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能够利用通用目的技术与通用性资产来实现。通用目的技术中的“通用性”确保了用于经济目的的质的差异化成本的合理性。例如，仅通过不同的0-1代码组合，就能实现功能上的多样化，与实体产品的相同功能相比，这种方式不污染、不耗油、不耗材，同时显著提高了增值性。

二、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演进

新质生产力虽然是新提出来的概念，但是其反映的现实内容早已存在，并经历了一个客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对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多样化、创新与音乐四重奏的效率

在经济学中，质与量是一对历史上就已存在的矛盾。虽然工业化主要围绕提升量的效率来展开，这种量通常指的是规模的量，在经济学中特指同质之量（同质性假定），但质从工业化开始，就已经包含在量的对立统一之中了。不同的质可以通过多样化（或“范围”）这一概念来表示。

多样化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与专业化相并列，作为分工的两个相反方向之一。多样化（或“范围”）是亚当·斯密直接使用的术语。杨小凯曾指出：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多样化推动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后人分别将其称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规模的扩张表现为量的扩张；而质的扩张则表现为范围的扩张，这可以理解为人的个性选择范围（体验）和供给选项范围（创新）的扩张。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能够降低人们选择多样化的成本，并提高选择多样化的效率。电子商务则明显增加了用户的选择，这正是这一规律在起作用的例证。

在历史上，最早从效率的角度将质的差异视为经济发展主要问题的有3位著名经济学家。第一位是张伯伦，他发现经济活动中质的差异会导致均衡点发生系统性改变，其规律是均衡点会随着差异化、多样性、异质性程度的提高，按比例由MC（边际成本）向AC（平均成本）移动。AC-MC因此成为测度质的差异的一个不变价值尺度。

第二位是熊彼特，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创新理论，即新质生产力理论。他认为，创造新价值就是创造新的、不同于以往的质。工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同质化，其价值增加主要是同质价值在量上的增加，这被熊彼特称为物质的“循环流转”。创新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新质生产力理论，通过新质的不断涌现来创造价值。

新质还具有比创新更全面的含义。创新体现了供给方面的新质，而体验则代表需求方面的新质。在迭代过程中达到供求一致的新质就是抽象意义上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要求创新与体验的供求双方达到平衡。

第三位是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他提出著名的“演奏莫扎特音乐四重奏的效率问题”。他意识到“质的效率”的存在（如莫扎特音乐四重奏中音质、音色的处理效率），这种效率不同于“量的效率”。“质的效率”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及其服务化过程中，而“量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及其产业化过程中。

对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数据的作用机理与技术的作用机理类似，是通过作用于主体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来提高效率的。传统技术可以理解为专业化效率技术；而数据则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技术，即多样化效率技术。根据国家数据局等部门推出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就是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推动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协同，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突破传统资源要素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要素的多样化效率体现在其通过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创造多样化的价值增量，并在多次使用过程中突破传统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下的产出极限，如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PPF），从而不断提升数据质量，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新质生产力并不仅仅与信息生产方式相关。例如，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可能只是工业技术的发展结果。这些工业技术创造的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新质，而非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新质。在现实世界中，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处于混合状态，因此，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应共同发挥作用，结果显示，根据新旧动能投入比例及产业化与服务化产出比例，能够形成它们之间的融合比例，即两化融合比例。

（二）以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发展新动能

2004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认识到，ICT革命主要体现在服务业的发展上。这意味着，鲍莫尔关于以质的效率为导向的服务业的效率猜想，可能与信息业的效率是同一个问题。数字经济展现了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新方向，即从以专业化效率为主转向以多样化效率为主，以及从以规模经济（做大做强）为主转向以范围经济（做优）为主。

质的效率的改变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科技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使主要生产要素的质从不可复用变为可复用。将数据视为新型生产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理论的特色之一。在数字经济中，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要素上表现出复用这一新型特点。复用是数据独有的新质，数据独具“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这意味着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本等其他主体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通过“数据要素×”行动，可以发挥数据要素对于最终应用的倍增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与社会分配，从而事半功倍地实现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意味着质的效率的提高，沿着这一新思路展望未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这种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不同于工业化的空间与基础设施。经过思考得到的初步结论是数据空间与数据基础设施，它们可能不同于工业空间和工业基础设施，最核心的不同在于它们以“场”为核心原理。从“场”的视角来看世界，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例如，《周易》是一种场有论，它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论，旨在为变易（而非实有）搭建世界模型的框架，而不只是静态地提供软硬件这些“东西”。为此，需要使数据场与数据融入当下，数据基础设施也需要为变易（活动、使用、应用、利用）“修路搭桥”，即建设生产要素场。

三、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新质生产力不等于科技，而科技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是推动包括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内的产业体系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如图2所示。

观察国际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无一不依靠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在战争或地域冲突中，数据能力能够构成战斗力的核心要素，从战略层面改变战场感知、决策与反应的综合态势。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生产力对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战略性支撑作用。

“十五五”期间，应把数据基础设施摆在各项基础设施的首位，并加紧建设。应在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的基础上，建设面向应用的数据基础设施，以落实新质生产力。应保障数字化和服务化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使其跻身世界领先位置，甚至助推中国成为相关领域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服务于未来国际竞争的大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是目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由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推动，旨在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代表科技和产业的长期发展方向，会在未来发展成熟并实现产业转化，形成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力。

要转变那些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观念。例如，发展服务业，实现传统产业的服务化和数字化升级，究竟是务虚还是务实，是否具有生产性等，这些都涉及对生产力性质变化的新理解，认为只有大量消耗物质和能源的产业才是实业，才属于实体经济，这种观念已经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须更新。

新质生产力不仅涵盖科技创新，也涵盖市场创新，如熊彼特所说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数据要素的充分发挥不仅可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与内容产业的繁荣，这些都属于朝阳产业的范畴。

“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践形式，应鼓励探索释放新质生产力潜力的实践形式：一是数据要素乘以行业应用，形成“数据×行业”，如“数据×农业”“数据×制造业”“数据×服务业”等，赋能实体经济，改造传统产业，进一步提升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二是数据要素乘以企业应用，形成“平台×应用”，即“平台企业基础业务×平台企业增值应用”，实行“提供数据要素本身不收费，但按照使用效果收费”的有偿共享模式，数据要素通过流量共享、流量转化等形式直接赋能应用企业，再从有收益的应用中获取会员费或使用费。将数据资产定价从产前转向产后，从而通过应用为数据要素间接定价，在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中，消除交易所产前定价中“贝塔值”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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