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身困祁门，进退维谷

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日，曾国藩率军抵达安徽南部的祁门。

皖南虽到处是山，军事上却非常重要。这里不仅是太平天国屏蔽天京的战略要地，而且太平军要进军江西、进军浙江，都要经过皖南；曾国藩如果要援救江苏、援救浙江，也必须经过皖南；要挡住太平军进入江西，也须守在皖南。曾国藩到皖南后，太平军为解救安庆的第二次西征也将要开始，于是，皖南的战斗一下子激烈起来。原来在皖南尚有个督办军务大臣张芾，曾国藩到皖南不久，清廷命张芾进京，把皖南的战事全交给曾国藩指挥。

这时候，皖南的形势极为严峻，东面的重镇宁国已经被太平军围困，守将周天受天天请求救援。曾国藩给曾国潢的信说，皖南四府一州，现在只有徽州一府无恙，此外到处都是太平天国的军队。鲍超的霆字营虽于六月中旬（8月初）到齐，但鲍超还没有来，没有统将，不能作战。这也暴露了湘军编制上的弱点。湘军的基本单位是营，每营大约五百人，营之上是统领。每个统领，视其能力的大小带多少营，少的只有两营，多的可达十多营甚至数十营，统领直接指挥各营。统领之上是曾国藩、胡林翼这样的总指挥。后来兴起的新军不是这样，新军营之上有团（清末称作“标”），团之上有旅（清末称作“协”），旅之上有师（清末称作“镇”）。师长指挥旅长，旅长指挥团长，团长指挥营长。如果师长出了问题，还有副师长、参谋长。湘军一旦统领出了问题，如死或伤不能指挥，他属下的各营几乎就指挥不灵，有时简直是一盘散沙。湘军采取的办法是一旦统领出了问题，他属下的各营往往被遣散。所以湘军的体制虽然比绿营得力，但它仍不是真正的近代军队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军队。这种弱点，在以后的甲午战争中全部暴露出来。

直到七月二十四日，张运兰方率部抵达祁门，张部有些留在湖南郴州驻守，这时他只带来三千人。曾国藩命张运兰向东援宁国，但中间旌德有太平军阻隔，须冲破此关才能到宁国。鲍超还是没有到，曾国藩只好命鲍超部下宋国永暂时统带鲍超的霆字营，在张运兰的北翼经太平向泾县进攻，与张运兰军互相呼应。但是这时太平军也增强了兵力，除了原在皖南的杨辅清、刘官芳等部外，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也从浙江赶来。张运兰和鲍超两部均被阻隔在宁国外围。曾国藩听说是陈玉成亲来，又因为鲍超没有到，主张稳扎稳打，过于持重，实际上陈玉成并没有来皖南，来的是李世贤。由于湘军没有猛进，失去了救援宁国的机会。宁国被围已七十天，粮食已尽，援兵不到。八月十二日，天降大雨，宁国清军火药不能点燃，太平军趁机进攻，清军各营溃散。统将周天受战死，宁国被太平军占领。

宁国失守，曾国藩重新调整部署，釆取守势。张运兰部驻防旌德；鲍超于八月二十日到祁门，即命守太平；七月中旬，曾国藩曾奏请以李元度为皖南道，此时命李元度率新募之平江勇三千进驻徽州。同时，曾国藩又请已授四川总督的骆秉章暂缓入川，以便让左宗棠早日投入皖南战场。

就在此时，浙江战场上，嘉兴被太平军攻占，杭州危急，清廷一会儿命曾国藩东援，一会儿又命左宗棠赴浙江增援。而在北方，英法联军于七月八日占领天津，稍后又向北京方向进攻。此时的清政府，可说是真正的内外交困。然而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曾国藩反倒镇定下来，决心靠他和胡林翼这样的英雄来拯救天下。八月七日，他写信给胡林翼说：

天津之事，决裂至此，惊心动魄，可为痛哭。侍昨寄希庵（李续宜）信云：“方今天下大乱，人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云云。此后侍与老前辈（对胡林翼的尊称）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

决心虽下，但仗还是要一场一场地打，而且曾国藩在皖南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

李元度带领的平江勇是新成立的未经战阵的军队，因此，曾国藩曾反复嘱咐李坚守勿轻出战，说是“阁下新集之军，宜合不宜分。宜在徽郡坚筑营垒，或守城垛，以‘立于不败’四字为主。阁下与凯章（张运兰）稳住五日，则人心固矣”。对张运兰等部，也是如此指示。曾国藩嫌徽州兵单，又命礼字营两千人增援徽州，并再次坚嘱李元度不可轻易出战。不料李元度过分轻敌，不听曾国藩指示，日日出城向太平军挑战。甚至让日行军一百二十里刚到的礼字营出队四十里找太平军交战。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李元度连续向太平军挑战，太平军避不与战。到二十四日，太平军李世贤部大举进攻，李元度中埋伏大败而回。太平军乘胜攻城，李元度只守了一天，徽州便于二十五日失守。曾国藩不得已，让鲍超回驻渔亭、张运兰回驻黟县。在左宗棠没有来到之前，兵力不够，他只好函请李续宜带二、三营来帮忙，李续宜接信立即带四营前来，曾国藩方稳住阵脚。

让曾国藩更没有料到的是，李元度失守徽州后，竟没有收集败兵，回祁门大营待命，而是在浙、赣交界处徘徊，这在湘军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李元度学问精深，在幕府也是个难得的高参，但是直接带兵却非其所长。曾国藩初时尚为李元度惋惜，到得知李元度确实没有阵亡，便一面后悔用非所长，一面裁撤李元度的平江勇，一面准备弹劾李元度。他九月十一日给曾国荃和曾贞干的信中说：“次青走出皖南境外，至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至今尚未回老营，尤可骇异。”打败仗又不告而别，的确该遭弹劾，如果此风蔓延，以后湘军如何打仗？然而，弹劾李元度的举动却遭到了几乎所有幕僚的反对，尤其是李鸿章。

李鸿章反对弹劾李元度是有来由的。当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李元度就入幕府，以后曾国藩客军江西，连吃败仗，困苦艰难，朝廷不信任，地方官给白眼，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幕僚都走了，但是李元度没有走。他和曾国藩，完全说得上是患难之交。曾国藩闻父丧欲回湘乡时，念念不忘的就是李元度。在给李元度的信中写道：“年来相从最久，惟阁下尝尽千辛万苦，不堪回首一一细思也。”另一封信又写道：“国藩因大故而去营，惟于足下处深自负疚，刻刻不忘，务祈善自保重！”在他决定在家守孝，也就是撂挑子不干时，他又写信给李元度，信中说了让他终生刻骨铭心的“六不忘”，这六不忘，三个指彭玉麟，三个指李元度。参见前文，不赘。

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和他的老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曾国藩来说，弹劾李元度是整肃军纪，即《三国演义》中孔明挥泪斩马谡之意。当年湘军刚出战时，连他的亲弟弟曾国葆都遣散回家，因为不如此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现在对李元度也是如此。依照曾国藩的性情，现在弹劾了，将来还可以再用。李鸿章带全体幕僚往争，并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拟稿。”李鸿章仍不退让，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侍留矣。”曾国藩更加生气，脱口说出：“听君自便。”就这样，李鸿章离开了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曾国藩在气愤中，甚至对李鸿章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耳”的评价。对这段旧事，稍后的人有指责曾国藩的，也有指责李鸿章不识大体的。其实两人都有负气的成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的奏折终于出奏了，建议给李元度的处分是“革职拿问”。而将败不归队，不顾主将的亲兵营营官孔旭日、余大胜立即正法。

不料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这以前，李元度就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有联系，被曾国藩弹劾后，他想改换门庭，经王有龄奏请，赏给按察使衔，回湖南募勇，取名“安越军”。这使曾国藩更加恼怒，因为王有龄本是何桂清系的人，可以说是曾国藩的政敌之一，于是曾国藩再次奏劾，将李元度革职，交左宗棠差遣。曾国藩对湘军系统的人不经主将允许，擅自投入别系控制很严。咸丰十一年末（1861年底1862年初），鲍超部将陈由立不经鲍超允许，私自投靠河南巡抚郑元善，曾国藩以将领违抗军令，立即奏参，将其革职。在曾国藩看来，如果湘军将领任意投靠别人，不服军令，湘军将不成其军。曾国藩对李元度做得太绝，后来他也有些后悔。在奏参陈由立的奏折的附片中，将李元度事与陈并列，后来曾国藩在奏折后批：“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曾国藩奏参的另一军官）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果然后来李瀚章等编辑《曾文正公全集》时，就没有收入涉及李元度的这件附片。湘军攻占金陵以后，曾国藩又上折密荐：“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曾国藩还说，李元度只是“战阵非其所长”，自己用违其材，过在自己，请朝廷量予录用。再加上其他朋友的举荐，李元度终于起用，在曾国藩活着的时候做到了云南按察使。李元度撰成巨著《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为之作序。

曾国藩死后，李元度作长诗悼之，其中有一段这样说：“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震与雨露，一例是春风。”这段诗道出了李元度与曾国藩生死相随的往事，而一句“雷震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也说明李元度对曾国藩的处分表示谅解。再往后，李元度又与曾纪泽结成了儿女亲家。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曾纪泽

正当曾国藩在皖南极力抵御太平军，并试图收复休宁时，太平天国李秀成部也于十月进入皖南。十月十九日，李秀成军破羊栈岭，随即占领黟县，距离祁门只有几十里。曾国藩打定主意，如李秀成来攻，则坚守待援，决不逃跑。但李秀成部的战斗力似乎不强，鲍超、张运兰合军与李秀成交战一次，李秀成损失四千多人，而李秀成的目的又是江西，遂绕道向南。这时候，太平军在皖南赣北有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多路大军，曾国藩兵力不足，被挤压在祁门、黟县、休宁一带，东西南北都是太平军。而且曾国藩也没有挡住太平军向西进军，李秀成、李世贤、黄文金纷纷绕过祁门一带闯入江西。咸丰十年十二月四日（1861年1月14日），曾国藩在给家乡的老弟曾国潢的信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

左宗棠军虽已到江西，为保祁门粮道，同时也是抵御进入江西的太平军，曾国藩让他驻守景德镇、乐平一带，又命鲍超率部回援景德镇。左宗棠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周围太平军兵力常常十倍于他，甚至不止十倍。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三十日，李世贤十万大军攻占景德镇。

曾国藩三子曾纪鸿，清著名数学家

景德镇是此时祁门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景德镇的失守，导致祁门、黟县、休宁驻军米粮接济全断。因此，曾国藩图谋攻下徽州，他认为：“若能打开徽州，尚可通浙江米粮之路；若不能打开徽州，则四面围困，军心必涣，殊恐难支。”但是鲍超已赴援景德镇，曾国藩身边并无得力战将，只好亲自出马指挥。三月五日起，曾国藩指挥留守老营的湘军进攻徽州，但是攻了几次都没有得手。三月十二日，反被太平军趁夜劫营，湘军二十二营中有八营在夜战中吃了败仗，虽然伤亡并不多，但是曾国藩已彻底失去了再次进攻的信心。他命军队退守休宁，只盼左宗棠和鲍超能够收回景德镇，或北岸湘军攻占安庆。这时候，曾国藩的心情也坏到了极点，他三月十四日写给曾国荃和曾贞干的信说：“自去冬以来，实无生人之趣。季弟劝我之言，外人亦有言之者，而不知局中度日之难也。看书久荒，下棋则毫无间断，甚至一日八九局之多。”他甚至写好了遗嘱给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在遗嘱中，把他自己的优点缺点作了一番剖析，又对儿子嘱咐了一番，从这篇遗嘱中，我们颇能看到曾国藩的为人和他的思想，文笔也不错。因此，著者把这封遗嘱照录出来，请读者一同欣赏：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1857为农历丁巳年，1858为戊午年，即咸丰七年、八年——著者）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我们读古书，常常看到书中说某位名将当紧急危难时刻，从容镇定，谈笑自若，其实推断他们的内心，可能并非如此。名将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都会有恐惧、担心、焦急、不安、惊惶等心理出现，只不过有的人掩饰得好，有的人不会掩饰而已。我们看到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上面说的几种心态，他在祁门期间几乎都有了。当然，人与人也不会一样，有的军人贪生怕死，结果可能成为千古笑柄；有的军人为了一种信念，虽知危险在前，但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曾国藩是个理学先生，理学教导人做人，虽然常常迂腐可悲，但是又特别强调气节，所谓“临难决不苟免”、“视死如归”就是，也许他的信念未必正确，但其人只要认定，便会一去不回头。当然，这也是本书开头所说的湖南人的性格。曾国藩正是如此，虽然他也怕，也急，也焦虑不安，但决不会临阵脱逃。这便是他与那些绿营常败将军最大的不同之处。

曾国藩的运气总算不错，攻徽州虽然不成，但徽州太平军也没有进攻他的临时驻地休宁。过了几天，就从左宗棠那里传来了好消息。原来景德镇是太平军趁左宗棠不在之时攻破，左宗棠回救不及，且为太平军所败，遂退到乐平休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以为左宗棠此番挫败，已无力再战，便分派一部分军队往攻曾国藩的驻地祁门，留主力与左宗棠作战。三月六日，太平军进攻乐平，左宗棠分兵三路反击，太平军大败。三月八日、十日再战，左军又胜。李世贤见状，将赴攻祁门的军队全部调回抵敌左宗棠。十三日，李世贤督大军再次进攻乐平。十四日，当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左宗棠突然挥军反攻，太平军措手不及，被左军再次大败，死四五千人。经过这几次战斗，李世贤损失近二万人，已无力在江西立足，遂放弃景德镇，转赴浙江另图发展。由于左宗棠的胜利，祁门大营也转危为安。此时左宗棠已是三品京堂，因为此次胜利，曾国藩随后奏请将左宗棠的“襄办军务”升格为“帮办军务”。

祁门的危险解除，离开祁门的事该提上日程了。自从曾国藩进驻祁门，他的幕僚高参们就有不同意见，尤其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李鸿章之所以离开祁门，除了李元度事件外，与曾国藩是否驻扎祁门的争执也是一个原因。

其实，曾国藩不是不了解驻在祁门的危险，他不是一个特别蛮干的人，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以后，无论在哪方面，他都柔和多了，也可以说是圆滑多了。但是，驻祁门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是其他不在其位的人所难以理解的。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没有定都天京之前，两江总督一直驻扎南京，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一方面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同时也把这个粮仓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的朝廷。现在，江南已成了太平天国的苏福省，朝廷三令五申让他带兵到江南，苏州、常州的绅士和地方官员也早盼他到那里。从战略考虑，他不能去，但也需要作出一个姿态，那就是进兵江南的架势，让江南方面有一个盼头，在政治上减轻压力。所以后来曾国藩虽然不得已离开了祁门，但还是不肯放弃皖南与江西邻界的祁门、休宁、黟县。他向曾国荃解释说：“兄之不肯弃休、祁、黟三县者，盖兄为江督，又握江南钦篆，不能绕道以履苏境，已久为苏所唾骂。奏明从皖南进兵入苏，又奏参张筱浦（即张芾），接办皖南军务，不能保徽、宁二府，又并此三县而弃之，不又为皖南所唾骂乎？其次则危困之际，黟、祁曾捐银数万。又其次撤三县之兵，仍须以重兵防饶（州）、景（德镇）。”然而另一方面，把全军统帅部放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从军事的角度考虑，确实是不明智的。因为一旦统帅部被围，其他湘军势必拼死增援，整个战场将变成死棋。如果曾国藩有失，江南战场的后果也很难设想。

到三月中旬，曾国荃也力劝曾国藩离开祁门，一封信长达数千言。曾国藩读了很感动，他在回信中说：“弟当援贼围逼，后濠十分紧急之时，不顾自己之艰危，专谋阿兄之安全，殷殷至数千言。昔人云：‘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吾谓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

曾国藩终于离开了祁门。他有什么感触呢？王定安在撰写《湘军记》时说：“余尝闻曾公言：‘吾初起兵，遇攻危，则有死心。自吾去祁门，而后乃知徒死无益，而苛生之可以图后功也。’”不只如此，经过多次指挥战斗的实践，曾国藩终于明白了他的短处，他只能离开战场遥为调度，而不能直接带兵打仗。换句话说，他只能当统帅，不能做战将。前面所引的遗嘱，曾国藩已说了这一点。这方面，他就不如左宗棠，左宗棠是这样一个人，你给他五千人，他可以带这五千人打仗；你给他十万人，他照样可以指挥这十万人打仗。就是说，左宗棠既可以为将，也可以为帅，但曾国藩不行。就拿皖南赣北的战斗来说，左宗棠统领不到一万人，曾国藩直接指挥祁门一带也大约一万人，但曾国藩的战绩却远不如左宗棠。所以稍后安庆大战展开时，曾国荃曾希望曾国藩就近坐镇指挥，曾国藩回信说：“历年以来，凡围攻最紧要之处，余亲身到场，每至挫失，屡试屡验。余偏不信，三月攻徽，又试往一行，果又验矣。此次余决不至安庆，盖职是故。”始终不肯到安庆前线。

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一日，曾国藩抵达长江边的东流，在这里，有水师的照应，即使有太平军来攻，曾国藩的安全也没有问题了。这时候，长江南岸安徽、江西战场已较稳定，只有李秀成军奔江西南部然后向西北方向进军，威胁南昌。而北岸安庆的大战已经展开，陈玉成挥军救援安庆，曾国藩趁江南有了喘息的时间，命鲍超率部增援安庆。

六月六日，李鸿章也回到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军营后，胡林翼劝他：“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郭嵩焘也写信给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胡林翼同时又向曾国藩进言，说是李鸿章之才可用。所以，李鸿章虽离曾国藩军营，但并未与曾国藩中断联系，反倒请胡林翼劝曾国藩尽早离祁门。不久便受曾国藩委派协助清军守南昌。曾国藩到东流后，幕府缺少人手，特别是起草奏章没有得力的人，便主动写信给李鸿章：“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余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李鸿章来后，曾国藩待之如初，军国大事，均与其筹商。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毫不掩饰因李鸿章来营的兴奋，说是“公事虽尚废搁，以后奏牍可勤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