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史与知识史之间

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在历史中发展是个关键问题。显然，代际知识传递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知识积累，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知识的大量损失、严重失效，以及知识系统的深刻变革，即使变革并不属于突然断裂那种意义上的“革命”。限于特定的历史个案和历史行动者类别的调查表明，在千变万化的图景中，多样性是唯一可识别的整体模式。然而，知识史中有这样一条线索，发展逻辑在传统上被归于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科学史受进步逻辑的支配，除了偶尔因故态复萌或错误而中断。[21]但是，当科学史被置于知识史的更广阔背景下时，人们会怀疑这种发展观念是否只是例外或幻觉。[22]无论如何，这一问题与以下问题密切相关：社会是否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以及科学是否取决于文化背景。

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作为进步之典范的自我形象就一直陪伴左右。对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而言，只有科学的进步，即progressus scientiarium，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而政治进步却受限于地域与历史，并且大多涉及暴力和混乱。另一方面，发明创造会带来幸福，而不会造成不公正或痛苦。[23]在启蒙运动中，数学家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将科学进步与社会解放程序性地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知识传播和教育消除不平等。[24]但即使是孔多塞的思想也有可能最终导致所有生活的全面合理化，进而导致技术官僚化的社会。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及其同僚深信，由科学推动的技术创新将改善公共利益。[25]但是，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自动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技术进步的成果在新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布显然是不均衡的，机器只是被用来从工人中榨取更大的劳动价值。

然而，人们依然希望在科学进步、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建立联系。达尔文进化论取得胜利之后，一些思想家甚至宣称，进步是支配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自然法则。[26]但是，这种希望在20世纪受到了诸多灾难的挑战。

无论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大多数科学家主要通过科学活动的一种特性，即“累积性”，将科学活动与人类的所有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区分开来。就个人而言，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自己可以超越前辈，因为其成绩筑就在前辈基础之上。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中，科学进步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其基本图景就是一个泰坦巨神接力赛，巧妙创意的接力棒被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尚欠发展的知识经济概念。科学史于是变成了关于成功的编年史，一部关于谁在何时何地取得何种进步的历史。

事实上，这些问题更适合研究职业体育，而不是科学。它们没有考虑到科学的各种“运动”（即研究领域）本身总是需要重新定义的事实。传统上，科学史是通过从现在开始回溯写就的。因此，要讲述现在如何形成，成功何以诞生，那么当下的成功所需要的一切都属于科学史；而占星术或炼金术等令人尴尬的案例则属于科学的“史前史”。

最新的科学史研究倾向于质疑科学的进步性这一主张。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其他人类活动形式的谬误，这似乎与进步性不相容。结果，科学似乎不再能够与其他文化实践区分开来。科学已不再是普遍理性的范式，而是作为文化历史或社会人类学的又一研究对象而呈现。事实证明，即使是经典科学形象的最基本方面，如证明、实验、数据、客观性、合理性等，本质上也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性。[27]一方面，这种见解被证明具有解放性，至少对于科学史编纂来说——现在的科学史编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考虑科学事业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基于此种认识，科学不再提供可用于其他人类生活领域的理性模型。[28]

这些更新的研究为科学史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科学史正逐渐转变为文化史，其中包括科学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其他形式的知识不仅包括学术实践，而且还包括与传统学术设定相距甚远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例如，在手工艺与艺术实践中，甚至是家庭与家族中传承的知识。

在传统意义上，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被认为不仅通过特定发现，而且还通过一种一般科学方法建立了现代科学，该方法即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或观察进行检验。据称，现代科学和科学方法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在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然后由此开始，征服了整个知识界和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但是，即使传统说法也承认，某些扩张通过强制而实现，例如，试图将力学定律强加于所有科学，或者通过西方科学的殖民扩张，通常伴随着对其他形式的思考进行暴力压制。

传统的论点是，科学知识，无论它来自何处，都具有不同于之前所有知识形式的独特品质。但如今，一些科学史学家并不承认科学知识与其历史渊源之间存在有效性方面的差别。例如，他们不再将科学革命视为历史性突破，不认为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成的实践，并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了科学方法。

很多在科学革命期间变得重要的知识是来自工匠、工程师、医师和炼金术士的实践知识。正是通过研究和转化这种知识（例如，与弹道学中的抛体运动或冶金学中的材料转化有关的实践知识），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家才有了伟大的发现。[29]

因此，伽利略在其生涯最后力作——1638年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Discorsi）[30]——的开篇，向当时最伟大的造船厂之一威尼斯兵工厂的工匠们致敬。该书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31]这本书是用对话形式写成的，并以作者的发言人萨耳维亚蒂（Salviati）的发言开头，赞扬那些熟练建造师的专业知识：

萨耳维亚蒂：你们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厂里进行的经常性活动，特别是包含力学的那部分工作，对好学的人提出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因为在这部分工作中，各种类型的仪器和机器被许多手工艺人不断制造出来，在他们中间一定有人因为继承经验或利用自己的观察，在解释问题时变得高度熟练和非常聪明。

另一位志同道合的对话者萨格利多（Sagredo）对此做出回应，指出他本人从这些专家那里受益良多：

萨格利多：你说得很对。生性好奇的我，常常访问这些地方，纯粹是为了观察那部分人的工作而带来的愉悦，由于那些人比其他技工具有较强的优势，我们称之为“头等人”。同他们讨论对我的某些研究结果常常很有帮助，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还包括那些深奥的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结果。[32]

简言之，其他形式的知识，例如这些工匠的实践知识，已成为科学知识的重要基础，但在传统上却被忽视。它们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不考虑实践知识的发展，人们就无法真正领会科学革命的动态性。很明显，科学知识与知识的其他领域有关，不仅与哲学等理论传统中蕴含的知识有关，还与工匠的实践知识有关，甚至与我们每个人在个人发展中，为了应付外部物质世界所必须获得的直觉知识有关。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扩大视野以纳入其他形式的知识时，人们就不再立即根据已建立的西方科学标准进行衡量，非西方式的知识处理方法就出现了。“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成为现在分析中国科学、印度科学和伊斯兰科学的口号。[33]同样，如今知识的全球传播不仅仅被看作从中心到边缘的单方面殖民或后殖民传播过程，也被视为知识的交换过程，其中交换的每一方都是活跃的。知识的传播过程既被传播塑造，也被“接收方”的主动占有塑造。

总而言之，这种对知识的包容性观点为人们打开了大门，带来了对科学知识的全球动态和历史的新认识。甚至可以说，科学知识似乎已经失去它在其他形式的知识中享有的特权地位。但这一结论还不能完全成立。显然，在科学之外也有知识。同样清楚的是，科学知识并不独立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也不独立于其他因素，例如技术。实际上，仅凭认识论的标准，甚至借助关于科学的理论，很难将科学知识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区分开来。

然而，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有可能将不同文化和时间段内的科学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尽管其性质可能会随着历史背景而改变。科学知识不仅涉及理论，而且也涉及文化实践，后者往往有意识地创造可以代代相传的知识。科学知识通过“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积累和传播，而“认知共同体”通常在专门的教育机构内处理知识的保存、改进和生产。这一类知识通常使用特定的外部表征进行编码，例如文本和工具。

科学实践包括启蒙、教育、探索、论述和传播等形式，这些均受制于历史变迁。历史上各种争议性的论证标准、控制结构和用于验证知识的实践，都塑造了知识的积累和可修正性，从而将个人知识的学习和自我纠正等方面扩展到了社会制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持久价值在于，将可修正性置于科学概念的中心位置，即科学是一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34]科学知识采取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社会赋予知识的角色，即“知识之象”（image of knowledge）。[35]

科学知识首先出现在复杂社会中，这些社会为探索知识创造了独立于直接实践目的的社会空间。因此，当探索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符号文化的内在潜力，而其首要目的是知识生产时，我们就可以说这是“科学”。[36]没有人曾预料到人类社会最终会依赖于这种知识，这一挑战因科学知识的内在不确定性而变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