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知识的历史理论

将专门研究整合为更大图景的努力已经很少见。即使进行了这些工作，它们也往往没有被这种综合思路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它们或者掩盖了细节，或者很少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切入点。

我们的整合集中于知识历史演化的更普遍方面。重点在于思想和概念，而非技术性细节，但是我会从上述研究中提取一些具体且关键的个案研究，只要这些研究在某处尝试做出一般性说明。将专门研究整合到较大的理论框架中，而该理论框架只能得到部分支持，这显然存在风险。这样建成的大厦势必将保持着不完整，在某种程度上，它将永远只是脚手架。本书末尾的术语汇编中列出了我们框架之中的关键概念，并做出了解释。

结合普遍性研究与详细内容对于读者来说也成为一大挑战，他们需要在鸟瞰图和放大镜之间不停地切换。我们希望，这样做的回报将是更好地理解知识在人类世时代的历史作用，这一理解建立在众多详细研究的基础之上，而各项研究在这里第一次被综合起来。这也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加深对人类世的见解，进而应对来自我们所面临的困境的挑战。

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在追求解放的目标，即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关于人类现实的观点。达尔文的理论可以被视为对压制生物进化中人类根源的批判。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抗议的则是资产阶级宣称代表整个人类物种的主张，这一主张否认了对工作的依赖，而工作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弗洛伊德转而抗议了对人类需求和欲望的压制，这些需求和欲望被迫屈从于文明。

出于同样的原因，难道知识史不应该抗议自身屈从于一种单方面的科学观念，即限定知识只能服务于形式化的标准、学术竞争以及利益和权力吗？这种观念将科学与其他形式的反思隔离，从而将反思过程本身转化为压制工具，但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知识才能成为科学知识。

在知识理论中，政治往往是隐含的，却从未彻底缺席。在过去，“外史”将科学的政治维度表达得很明确，强调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对科学的决定性作用。[21]科学思想史的所谓“内史”则强调英雄科学家的智力成就，以致政治维度仍然相当隐蔽。

在当今的讨论中，科学通常被视为或者是社会建构的（例如通过“认知德性”），或者由“认知事物”所塑造。第一种立场将科学的主观主义观点极端化，冒着将其对象和内容边缘化的风险，倾向于在有限的共同体和文化背景下叙述一些共享信念和实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建构”很少指大型经济和政治力量（如资本主义把科学调整为社会实践），而是指它们在地方的文化资源。第二种立场则将尚未明确定义的研究对象的作用激进化，冒着将其研究主体、他们的意图和认知边缘化的风险。它也没有真正提供一种明确的框架，这种框架可以被用来处理科学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第三种选择是对人类作用与“事物”作用之间的区别轻描淡写，这将导致行为的去政治化甚至是去人性化，或者导致对自然界的人格化，就像地球被神秘化为“盖娅”（Gaia），被当作一个地质历史动因（agent）。

那么科学史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无论如何，科学史都会超出其自身的特定关注范围。科学史学家已经开发出全面的方法集，这使他们能够分析科学史发展的许多不同方面。但是，科学史也变得似乎过于学究气，更多地关注其内部事务以及与其紧密关联的人文领域，而对科学世界以及科学对人类困境的影响缺乏关注。

尽管科学和技术知识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人类在人类世的生存取决于对科学的解决方案的审慎应用，当前的主流科学史很少对这些讨论做出贡献。我们该如何改变呢？何种方法可以公正地对待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概念，将其心智维度、物质维度和社会维度都考虑到呢？人要怎样才能认识到，知识受地方以及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束缚，但又不是被它们决定呢？何种历史和政治认识论可以帮助恢复对科学知识的追求的道德责任呢？

在这本书中，我无法为所有这些问题提供确凿的答案，但我会尝试超出当前讨论的顽固立场来寻求解答。我深信我们需要再次拥抱实验：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解构传统叙事；我们应该超越孤立的个案研究；我们需要与科学家建立起新的联盟；我们应该寻求新的方法论，容纳更多的比较性和系统性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这些仅仅当作安全的象牙塔内的反思练习。我们必须进入科学的器械室，参加日常斗争，为使人类世变成人类的宜居环境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