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人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

《京本忠义传》残叶（以下简称忠义传）自从1975年被发现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了。在这40余年间，国内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文章共有10篇，分别为：

1.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后收入《水浒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5—106页，收入此书之时书影并没有附上；收入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486页，收入此书之时书影并没有附上。

2.宏烨（沈津的笔名）《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一瞥》，《书林》1980年第3期。后收入沈津《书城风弦录：沈津读书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298页。

3.刘冬、欧阳健《关于〈京本忠义传〉》，《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

4.张国光《评〈忠义传〉残页发现“意义非常重大”论》，《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5.李骞《〈京本忠义传〉考释》，《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1辑。

6.刘冬、欧阳健《〈京本忠义传〉评价商兑》，《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2期。

7.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后收入刘世德《水浒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30页。

8.苗怀明《柳荫成自无心间——〈京本忠义传〉残页的发现与研究》，《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4期。

9.李永祜《〈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水浒争鸣》2009年第11辑。收入李永祜《水浒考论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68页。

10.周文业《〈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京本忠义传〉的数字化研究》，《第三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第138—201页。

以两纸残叶而有10篇研究论文，这在《水浒传》版本研究中绝无仅有，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小说版本研究中都极为少见。通过这10篇文章可以概览忠义传的研究情况。

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与宏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一瞥》二文，一篇发表于1975年，一篇发表于1980年。这两篇文章基本上属于同一观点，因为宏烨是沈津先生的笔名。除此外，沈津先生在《古书残页——由〈京本忠义传〉说起》[5]一文中关于忠义传的论述，也与之前二文观点相同。顾、沈二先生的文章有以下一些结论：1.通过刻本的字体、风格和纸张等文物鉴定的方法，认为此本当为明正德、嘉靖书坊所刻。2.通过忠义传边框上端有标题，认为此本可能是“原本”，早于郭勋本。3.从现存两纸残叶的内容为容与堂本第47回和第50回，而这两纸残叶为第十卷，推测忠义传以5回为一卷，第十卷正好是第46回至第50回，所以忠义传应为二十卷、百回本。4.忠义传应属繁本系统，但文字较其他繁本又略简，文言气息也较重。5.容与堂本可能在忠义传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属于繁本系统中较早的本子。顾廷龙、沈津二先生的文章最早对忠义传作出披露，但在研究方面尚属粗陈梗概，并未作出细致研究，尤其是没有将忠义传与其他版本进行比对研究。

刘冬、欧阳健《关于〈京本忠义传〉》一文，进一步对忠义传作出考索与研究。其中主要的观点有：1.根据忠义传中的“每”字与简体字，得出此书之刻本，虽然是明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但是此书可能成于元末明初之际。2.通过将忠义传与容与堂本、嘉靖残本文字进行比勘，认为忠义传具备了容与堂本描写细腻、口语生动等长处。容与堂本在忠义传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补充描写，并不是从质上加工和提高。3.根据嘉靖残本有同于忠义传而异于容与堂本之处，认为版本的发展过程为京本忠义传→嘉靖残本→容与堂本。

张国光《评〈忠义传〉残页发现“意义非常重大”论》，此文是张国光先生与刘冬、欧阳健二先生商榷的文章。文章的主要观点有：1.并不认为忠义传的发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不认为此发现有巨大功绩。2.忠义传刊刻时间迟于郭勋本，即刻于嘉靖之后，不会在正德、嘉靖之际。3.忠义传为早期的简本（可能为万历初的刻本）。4.认为“每”字与简体字在明代中叶以后仍有使用，不能作为判断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依据。

刘冬、欧阳健《〈京本忠义传〉评价商兑》，此文是对张国光先生商榷文章的再商榷。文章对张国光先生一文作出回应，主要观点有：1.对忠义传、嘉靖残本、评林本三本作出校对，以忠义传第一纸残叶为例，相关内容对应部分，评林本215字，占嘉靖本521字的41%，京本忠义传447字，占嘉靖本85.8%，由此认为忠义传为繁本。2.通过忠义传书名的由来、“每”字与简体字的问题，再次重申忠义传成书年代应该早于嘉靖刻本。

李骞《〈京本忠义传〉考释》一文的主要观点有：1.忠义传是《水浒传》版本中较早的本子，依据之一是此版本为二十卷本。2.忠义传是繁本而不是简本。原因是与容与堂本相比，忠义传大部分文字一致，有个别地方不同。同时，从文字的量上对比，忠义传多于容与堂本。3.忠义传不仅是繁本最早的一个本子，而且是《水浒传》诸版本中唯一的祖本。依据的理由有容与堂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每”和“将”字问题、正文引首诗中有“事事集成忠义传”一句、忠义传的分回标题等。

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一文，在研究忠义传的文章中，此文应该算是颇有分量的一篇。主要观点有：1.进一步从版本的款识，包括版口、字体方面判断忠义传刊刻于嘉靖、正德年间。2.忠义传并不一定是二十卷、百回本。3.从忠义传全书所缺的字数、正文、书名来看，忠义传是一种简本。4.从“京本”二字考察出忠义传极可能是福建建阳刊本。5.从字数、正文来看，忠义传是早期的简本，正文字数比其他简本多。6.忠义传不是“原本”“原始本”“祖本”，而是来源于繁本的删节本。7.作为早期简本，忠义传是繁本向其他简本发展之间的过渡本。8.作为标目本，忠义传是白文本向上图下文本发展之间的过渡本。9.忠义传的底本是一种刊刻于南京的以“忠义”为书名的繁本。10.这种南京刊本与郭勋本、新安本或天都外臣序本有别。

苗怀明《柳荫成自无心间——〈京本忠义传〉残页的发现与研究》，此文是一篇综述类的文章。文章首先肯定了忠义传的发现，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做出总结：忠义传刊刻年代、忠义传的性质属于繁本还是简本、忠义传在《水浒传》成书以及版本演变等方面的价值和地位。

李永祜《〈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此文是研究忠义传集大成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主要观点有：1.通过对“每”“将”二字以及简体字在不同朝代的使用情况，以及对《京本忠义传》名称问题的分析，认为忠义传并非成就于元末明初，也不是繁本的祖本。2.通过行款、字体、书口、书名位置与明代版本书口、书名的位置的发展变化、删书的风气、当时社会特定的商品经济意识等众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出忠义传当刊刻于明嘉靖初期福建建阳书坊。3.通过将忠义传与容与堂本、评林本文本的对话、描写、数字进行比对，认为忠义传是介于繁本与简本之间的删削本，不宜归为简本系统，也不属于繁本。应该称为由繁到简过渡性的删削本。

周文业《〈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京本忠义传〉的数字化研究》，此文是通过将忠义传数字化进行研究的文章。文章的主要观点有：1.忠义传不是简本。2.忠义传是一种对早期版本文字略作删节后的繁本。3.忠义传可能是福建建阳书坊的早期刻本。4.忠义传形式上似乎是繁简过渡本，但是本质上并不是。5.忠义传是一种没有后续发展的消亡版本，由于销路不好，很快被淘汰。6.忠义传是《水浒传》版本演化中昙花一现不太重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