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研究现状

1.3.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生态扶贫的研究也较早。早在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就把环境问题安排到了重要议程上，由此彻底改变了传统发展观念，并与各国达成了共识。由于国内外文化、发展理念的差异，国外学者很少通过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来治理贫困，大多数学者通过制度、人口等具体问题来研究贫困问题。因此，国外学者多以亲贫困增长理论、绿色减贫理论为基础展开对生态扶贫的研究。同样地，对于生态扶贫的研究也适用于林业生态扶贫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1981）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还包括分配失败，收入低下是生活贫困的重要原因，贫困的本质是人的基本能力的缺失。为解决贫困问题，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在平等中注入某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某些人性。从贫困内涵与外延上看，Dercon S.（2009）、Barrett C.B.（2013）、Jalan J.（2016）等国外学者研究并定义了农村贫困问题。Kay Cristóbal（2009）等提出协同促进农村贫困和乡村发展理论。Chenery和Ahluwalia（1974）构建形成了一个重点突出再分配增长利益的增长再分配模型（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该模型被许多研究学者认为是亲贫困增长理论的源头。联合国（United Nations）与经合组织（OECD）先后在2000年和2001年对亲贫困增长理论做出广义定义，即有益于穷人的增长。但是该定义并没有解释清楚穷人到底从这种利益增长中获得多少利益才算是亲贫困的。此前，这些学者对亲贫困增长理论定义的实质与“偏向穷人”的字面意思有所出入，其实这种增长还是滴漏式增长。Kakwani和Son将亲贫困增长理论进行了完整综合的定义，认为该增长理论在重视减少贫困的前提下，更多关注的是穷人获得更多的增长利益。《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集》（“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研究数据显示，减少贫困、饥饿与疾病的主要障碍是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下降，如水质发生污染、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等。如果生物圈和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服务都对自然生态系统失去了作用，人类文明将止步不前甚至倒退。

林业生态扶贫政策保障森林的过度砍伐使得林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耕地退化、农林减产，最终导致绝对贫困。但是，农林产品市场不完善、推广力度不足以及政府政策保障缺位导致私人部门参与率极低。因此，各国多通过税收激励、低息贷款等政策刺激私人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并对减轻贫困和缓解环境压力有显著成效。一直以来，众多研究将林业放在贫困和不平等的背景下讨论，国外学者对林业扶贫保障政策的研究多从定量方面展开。Persha等利用东非和南亚6个国家84个地区的数据，验证地方政策的制定、森林生计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发现无论是双赢还是损失，或者相互牵制，都取决于复杂的具体背景，林农参与当地林业管理的各项工作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Chomba等利用对NgareNdare社区林业协会的实地研究数据调查了肯尼亚社区森林制度中地方赋权的种类和程度，结果显示：林业政策在赋予地方权力的同时集中了立法权和控制权，但社区林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为社区权力下放做出了贡献还存在疑问。

综上所述，国外对于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林业、生态、贫困等相互独立的研究，综合性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很少通过生态保护来治理贫困，大多数学者通过制度、人口等具体问题来研究贫困问题，并就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得出了一些有效的结论。

1.3.3.2　国内研究现状

魏后凯认为，虽然我国研究脱贫攻坚与反贫困由来已久，但针对2020年以后扶贫的相关研究这两年才逐渐兴起。李小云和许汉泽提出，2020年以后我国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转型贫困群体和潜在贫困群体将成为新的目标群体，并呈现出多维度贫困等新特征。汪三贵研究提出，2020年以后需要找出现有贫困和贫困线界定方法的不足，制定新的贫困标准、明确新的扶贫对象并制定相应的扶贫政策。何秀荣则进一步指出，理想和公平的贫困标准线应当是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

从战略目标上看，魏后凯指出，2020年后我国将进入一个统筹城乡贫困治理的新阶段。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农村贫困问题，而且要高度重视城市贫困问题，要把城乡贫困治理统筹起来考虑，实行城乡并重的减贫战略。何秀荣进一步强调，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的基本定位是在防止返贫的基础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反贫困的主战场依然是农村。张琦认为，2020年以后的减贫战略将由集中性减贫治理战略向常规性减贫治理战略转型，由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由重点解决国内贫困向国内减贫与国际减贫合作相结合方向转变，减贫发展国际化合作将会强化。郑长德认为，民族聚居地区依然是全国最不发达地区，贫困问题依然会很严重。贫困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和发展成果共享问题。

从政策取向上看，汪三贵和曾小溪认为，2020年以后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待发展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周扬等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模拟中国县域农村贫困的空间格局，识别出2020年以后仍需国家政策倾斜的716个帮扶县，提出应该根据新的贫困格局，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

国内学者对林业生态扶贫评价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徐彦平从经济基础、人文发展、生产生活环境出发，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甘肃省会宁县的扶贫政策效果进行系统评价。金旭柬从效率、政策回应度、公平性、可持续发展和效益五个维度出发，在这五个维度下设24个二级指标因子，构建了以公共政策评价标准为导向的扶贫开发政策评价体系，运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西北民族地区县域扶贫开发绩效进行评估。段研珺从扶贫投入指标和扶贫产出指标出发，构建了由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以及1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精准扶贫指标体系，其中二级指标包括扶贫资金指标、精准扶贫指标、政策减贫指标和社会减贫指标，运用因子分析结合数据包络法来进行分析。胡善平等从资源投入、过程管理、绩效考核出发，构建了一套由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以及48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精准扶贫指标体系，使用专家主观赋值和德尔菲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于中国特色精准扶贫指标体系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和促进意义。胡善平等对安徽S县精准扶贫评估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实务工作的经验积淀和反馈，总结了精准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适用方面存在的实体性、程序性阻隔因素，提出了下一步指标体系修订应注意的事项。戴莹从扶贫工作人员、扶贫对象、扶贫管理制度出发，构建了一套由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精准扶贫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精准扶贫考核指标的权重，再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精准扶贫工作绩效进行评估。龙海军等基于“人—业—地”综合分析框架，从生计资本、可行能力、产业脆弱性、产业包容性、地理资本、社会排斥出发，构建了“人—业—地”综合减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以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典型贫困村为个案进行了对比分析。公梓安按照系统分类、指标分类、指标项三级结构，构建了甘肃省生态脆弱与贫困指标体系，该体系从环境评价系统和贫困评价系统2个一级指标出发，由自然评价指标、人类活动指标、贫困评价指标、经济发展指标和社会保障指标5个二级指标以及21个三级指标构成，通过耦合模型对甘肃省14市生态脆弱程度进行研究。薛佃欣从扶贫开发与减贫目标、社会与经济发展能力、人力资本发展能力与资源出发，根据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内容以及综合指标选取的SMART原则，构建了基于绿色发展的城镇反贫困政策绩效评估体系，该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成。李鹤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社会效益、基础设施效果和减贫效益出发，构建了一套由5个一级指标以及1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评判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云南红河州精准扶贫进行了评估。魏名星等分别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3个维度，构建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AHP法对选取的指标予以赋权，同时，对该指标的可操作性，在河北省2016年度的扶贫绩效评价中予以了实证。李苗等以新发展理念为基本出发点和依据，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出发，选取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予以绩效评价的各项指标，构建了一套由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从而系统构建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曾勇从政策的相关性、扶贫效率、扶贫效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出发，构建了一套由4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扶贫协作绩效指标体系，对沪滇对口帮扶项目绩效进行评价。

温雅馨等从政策宣传、帮扶对象瞄准、政策落实度、企业效益出发，构建了一套由4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政策绩效指标，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型和思想，对杨凌示范区“扶贫超市”政策绩效进行研究。肖玉青从供方、需方两个角度，结合健康扶贫体系的三个维度，应用政策评价的六个评价标准，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健康保障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医疗救治政策的效果、效率、效益、公平性、契合度以及回应性进行全面评价，建立了健康扶贫政策效果评价指标，将设计指标两两比较并组成若干个矩阵，运用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进行运算，进而比较不同健康扶贫医疗保障模式的政策效果。陈甲从扶贫精准度、扶贫效果、扶贫可持续性3个角度，设置了由3个准则层、10个关键问题和21项具体评价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案例点的林业精准扶贫绩效进行评价，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魏风劲等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科学、合理评估贫困村寨扶贫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建立了一套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从生计资本、可行能力、经济脆弱性、经济包容性、地理资本、社会排斥出发，构建了一套由6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减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聚焦武陵山片区追高鲁村的“精准扶贫”及追高鲁村精准扶贫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相应地提出扶贫工作改革的建议。白杨等在研究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政府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问题，结合4E评价理论和关键绩效指标评价方法，提出了政府精准扶贫绩效管理水平评价体系。该体系从经济、效率、效果和公平4个方面确定了26个评价指标。范丹雪构建了由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2个一级指标，经济实力、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生态涵养能力和生态环境响应5个二级指标以及22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生态扶贫综合评价模型，根据临夏回族自治州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生态扶贫现状，选用2008—2014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市县相关数据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从水资源、生态环境、生态移民、特色优势产业、示范区五大方面介绍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实施生态扶贫的实践情况并进行效果评价，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设计生态扶贫机制和评价生态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其考虑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投入等因素，从产出效益上思考减贫效果、经济与社会条件，最后把综合评价指标划分成精准识别、帮扶、扶贫投入、经济与社会情况以及减贫成效5个准则层和17个指标层指标，创建贫困区域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系统，对丽江市政府精准扶贫绩效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于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研究主要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地区、知识背景等，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效果、绩效等进行综合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方法、统一的评价标准。但是，以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构建林业生态扶贫政策评价体系给予了众多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