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群形成的动因和机制

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以承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产业起步，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自我蜕变，以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奠基：1979—1991年

借改革开放春风承接“三来一补”产业起步，借政策红利实现产业规模化聚集。在深圳设立特区之时，“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已是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电子信息产业代工地，与深圳相比产业位势较高，在技术、资金、管理方面优势明显，而深圳则在土地、人力方面有成本优势。深圳的成本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率先北上在深圳设厂，台资及欧美资本也纷纷效仿，在深圳建立“三来一补”企业。到1985年年底，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产值为13.7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比1979年增长了113.5倍，基本形成了以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电话机、计算器为主的电子产业雏形。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内地国资、民资纷纷在深圳设厂，如生产微机的中国长城、生产程控交换机的华为电子、生产光纤光缆的深圳光通、生产激光盘机盘片的深飞激光等，形成外资、国资、民资竞相发展的局面。到1990年，深圳的电子工业相关企业有600多家，产值达72.36亿元，形成了规模化发展态势。[1]

（二）蝶变：1992—2007年

借全球信息化浪潮，从规模化野蛮生长向高端化发展转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给国内外企业吃了颗定心丸，一大批企业加速向深圳集聚。从国外企业看，1993年随着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大量跨国电子科技企业对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深圳审时度势，出台政策，完善产业平台，建立高新技术园区，如福田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坂田工业区等，积极引进大型跨国企业。其间，IBM、康柏、伟创力、朗讯、惠普、斯比泰等一大批跨国电子信息领域的企业入驻深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速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升级，从传统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等转为手机、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端信息通信设备，产业实现从贸工技向技工贸转型，国内科健、中兴、华为、康佳、桑达等一批高技术企业加速崛起。2006年，深圳与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共建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2007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5306.8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0.9%。深圳的手机、程控交换机、通信基站、彩电、计算机、嵌入式软件等多项产品的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手机产量占全国的30%，彩电产量占全国的21%，程控交换机产量占全国的32.6%。

（三）腾飞：2008年至今

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加速重塑，大批外资代工厂或压缩规模或关闭转移，本土代工厂和山寨产品企业在腾笼换鸟中被淘汰，创新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不再局限于低端产品规模化生产，逐渐进入高端产品领域。深圳紧跟产业发展形势，大力支持产业创新发展。2008年，深圳出台国内首部国家创新型城市规划——《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之后陆续出台自主创新“33条”、创新驱动发展“1+10”文件、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规划等系列政策，从财政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创新载体建设、科技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全面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市场和政府的“双手”作用下，涌现出华为、中兴、大疆、深天马、腾讯、金蝶、同洲等一批创新型企业，引领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