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释意理论
第一节 释意理论概述
1．绪论
口译是一种基本的口头翻译形式。口译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是从笔译发展而来的，成为了促进全球交往和思想交流的重要桥梁。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和玛丽安·莱德雷尔（Marianne Lederer）等教授所分享的理论概念为巴黎高翻学院的口译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这些概念也得到了巴黎高翻学院教学人员的采用。因此，释意理论也被称为“巴黎学派”，主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口译和非文学文本的理论和教学。
释意理论有时被称为“释意法”或“释意论”。法国学派认为口译是理解单词、并复述目的语的意思。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在她提出的释意理论中简要地说，口译员掌握了一种语言超出单词之外的感觉，并用这种语言中的非单词或者其他语言对这种感觉进行包装。因此，她很好地解决了逐字翻译以及话语的确切含义或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种重新表达是通过符号学指导符号在源语的意义上进行的，并辅以口译员自身的理解。从理论上讲，口译过程需要准确掌握源语言和目的语，熟悉相关问题和执行工作的确切方法——口译。
根据释意理论，口译过程包含三个阶段：一、理解；二、脱离源语外壳（去掉作为意义载体的词句子，保留没有语言支持的意义）；三、重新表达；其中脱离源语外壳是三个阶段的核心。正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言，语言的功能就像一个游戏，有着有限的元素和规则。尽管字母表中的字母数量众多，还包括其他诸如重音、分音符之类的符号，但在这里这些元素并不是很多，包括字母、空格、标点等。语言不仅仅像通常的结构一样，被看作是一套静态的工具和规则。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横向的通用语义法，这是一个动态的、永久变化的且富有创造性的过程。如上所述，口译和连接两种不同语言的过程应该是创造性的，也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单词，或者一个音素、语法结构构成句子。它将通过整个互动和交流来完成语际沟通。在口译时，要始终记住你的目的是传达意思。与所有的语言结构（如短语和语义单位）纠缠在一起可能并不明智。语言结构仅仅是符号学标志，它对交流方法而不是交流方法本身起到指导作用。释意理论更多的是关于翻译过程中的意义传递，而不是语言学。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认为，口译属于以消除歧义和改写为目的的交流[1]。她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传递的信息不是语言的外壳，而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塞莱斯科维奇和莱德雷尔都认为，在实际对话中，人们感兴趣的是想法、信息和意义，而不是句子本身。翻译不仅仅是代码转换，而是通过解释来传递意义。由此可见，释意理论是口译研究中最有影响力、意义最重大的理论之一。
“不要翻译说话者说的话，而要翻译他的意思”是口译的公理之一。当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口译时，他们首先需要记住这句话。“忘掉说话者说的话，想想他的意思”。这是一支强而有效的强心剂。一旦学生们停止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意思上，他们总会给出一个更好的版本。那些刚开始翻译的人通常太在意他们听到的单词和他们想要使用的单词。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处于语法纳粹分子或强大的双语警察的放大镜下，后者会严格按照规则和条款开出罚单。因此，他们总是如履薄冰，翻译一些与说话者无关的套话。所以，他们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找出说话者的动机、意图和目标。释意理论具有不可否认的语用价值，值得在实践中进行广泛应用。
2．已有研究
从历史上看，口译比笔译更少被提及。人们普遍认为，通晓两种语言的人一定会做口译。因此，长期以来，口译实践一直是非正式的。如果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人想要交流，他们可能会求助于一位对另一种语言有基本知识的人；他们可以用手势来表达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口译并不专业，没有任何技巧或指导理论。翻译研究的理论启示始于20世纪初。西方口译研究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早期研究阶段（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阶段以实证思维和口译经验为基础；实验心理学阶段（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框架内对认知口译问题展开了研究；口译从业者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口译从业者们从事口译研究和教学；复兴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科学实证研究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进而出现了跨学科转向[2]。
1968年，法国著名翻译家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出版了《国际会议口译——语言与交际问题》（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 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problème de langue et de communication）一书，这部作品是释意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奠基之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和巴黎学派的其他成员一起建立了一套口译理论规则和系统，也就是释意理论。L'École supérieure d'interprètes et de traducteurs（ESIT），又称巴黎翻译学院，已成为口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塞莱斯科维奇和莱德雷尔共同撰写了《释意理论》（Interp réter pour traduire，Didier Erudition），标志着释意理论的确立。20世纪80年代，释意理论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相关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口译理论的应用范围从口头交际扩展到了书面文本。研究者检验了释意理论作为一般翻译理论的有效性，并运用其他学科学术成果对其进行了改进。1994年，莱德雷尔教授的《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La Traduction aujourd'hui：le modèle inter prétatif）标志着阐释理论的成熟。保罗·里科尔（Paul Ricoeur）在其著作《释意理论：话语与意义的剩余》（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中指出，给定的文本与情境是分离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唯一可能的解释可能起源于现代语境和读者的社会位置[3]。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口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于是，随着西方口译理论的引进，我国口译培训已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在大学里，口译课程的开设激发了学生成为专业口译员的极大兴趣。
释意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末才系统地为人所知。该理论已成为中国口译理论研究和教学应用的基础。中国学者正在用自己的方法进行实验和探索。从ESIT毕业后，鲍刚、刘和平和蔡小洪以自己的方式和视角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释和深化。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支持下，蔡小红以跨学科的方式和实证的方法发展了交替传译模型、认知负荷模型和口译能力模式[4]。
鲍刚通过对理解、脱离源语外壳和再表达的模式研究，特别是对脱离源语外壳的研究，证明了释意理论的科学性[5]。他把释意理论看作是有心理语言学作为补充的参考翻译指南，并回答了“口译会经历哪些阶段？从翻译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技能？口译员的智慧在口语翻译中是如何得到发挥的？”等问题。王建华将翻译与心理学相结合，系统地介绍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前景和方法。[6]刘和平继承、深化了释意理论和口译教学方法[7]。在他的《口译技巧：口译教学方法》一书中，他探索了口译逻辑的动态规律，提出了翻译技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套分析教学法——理性教学法。
3．脱离源语外壳的过程
释意理论认为，口语翻译不是线性的，而是三角形的，它由三部分组成：理解；脱离源语外壳；重新表达。塞莱斯科维奇用“葡萄干面包”的比喻解释了对应和对等的概念。如果原文是制作葡萄干面包所需的各种原料的话，那么译员就是负责揉面的面包师。葡萄干可以找到对应的部分：形式是保持不变的。而剩下的由面粉、糖、盐和酵母所制成的面团，都被揉合在一起，再也不能彼此分离。然而，他们都被包裹在面团中。混合的面团可以被理解为对等的部分[8]。下图解释了对应项和对等项之间的关系[9]。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存在对应关系，口译员将直接从理解切换到重新表达。如果没有，则使用迂回策略。这就是脱离源语外壳发挥作用的地方。它表明口译不仅仅是解码源文本并重新编码成目的语。口译员所理解的意义、概念或内涵应该脱离具体语言情况，变得独立于语言。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口译员不能保证每次能都在源语和译语之间找到完美的对应关系。因此，如果给口译员足够的空间来解开形式上的桎梏，更多地关注口译本身，就会为他们减轻许多负担。
4．理解
人类不仅依靠智慧和头脑来理解事物，还要依靠内心、情感、身体和本能。一个温暖的微笑，人们就能明白有人需要帮助；一个令人同情的颤抖，人们就能明白有人需要加一件外套；人们也可能在某个时候已经理解了“危险”，并发展成为一系列自发的反应，从而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这条捷径绕过了人们用来理智解决问题的正常逻辑路径。理解似乎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程度：有时是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动物本能；通常情况下，情绪和理性的头脑处于主导地位。
事实上，理解的一个惊人特征是认知能力超出想象，甚至有一种理解是基于手头的数据集形成的。一旦添加了一个新的成分或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现有的成分，就可能导致信息的重组，从而对情况产生新的理解。人们似乎对这种信息的重新排序有着无限的兴趣。此外，在某些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人对看似相同的情况或概念的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就好像出现了新的配置一样。
人们是否理解了某一点很容易就能得到证明。言语行为开始发挥作用。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话语在语言和交际中具有行为功能。人们被要求做某事，而他或她也这样做了。假设一群学生同处一间窗户紧闭的房间里。一旦发出“打开窗户”的命令，如果他们站起来打开窗户，那么很明显他们对这个指令是完全理解的。
然而，我们通常没有这种外部证据，因为人类不需要“做”任何事来理解一个故事。情绪反应有时可能是不证自明的。但是，请注意，行为对等不足以证明理解，听话的计算机和机器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要理解文章或单词，首先要弄清楚意义和事物的区别。口译员在犹豫不决、反复试验、失败、修改和调整的过程中，翻译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他们仍然没有理解翻译的本质；其本质就是关于将符号转化为意义。口译能最大限度地反映这一认知特征。当谈话结束时，声音会消失，而概念和意义则会保留下来。口译研究的工作之所以更为艰巨，是因为文字附着在载体上，即转瞬即逝的声波，这限制了感性材料的研究样本[10]。口译不仅仅是逐字排列单词，口译背后的信息应该是双向的：字面意义和认知补充。
符号学标志转化为概念，文本意义转化为意义。然而，口译员所处理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是具体的对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概念以一个名称收集所有个体共有的特性，而不考虑它们不共享的其他特性。一个例子是“马”的概念。一般来说，一匹马只能被拆解为头、躯干、四肢和尾巴；具体来说，马还有其他构素，如年龄、血统、体重、性情和健康状况。在实际的文本语境中，“马”这一简单的概念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形象，比如电影《教父》中血淋淋的马头，或者生日派对上可爱的小马，赌徒靠运气赢得的种马，甚至是气喘吁吁载着你游览历史古迹的老马。
意义比概念更丰富，因此更容易在话语中传达。语感以个体的认知补充为基础。这是高度个人化的现象，一个人语感的深度和广度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对世界的不同认知有着很大关系。
然而，无论所指是什么意思，在对话中，双方都有很多重叠，这是成功沟通的基础。口译员在这些重叠部分中充当调解人。参考文献、对过去经验的综合或人们所说的“共享文化”都很重要。理解是一个动态的内部联结过程，会在不同的层次建立关系并持续进行综合。当理解一首诗、一件事时，我们就能和他人一样建立一种与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固有关系。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因此被连接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交流。此外，一些非会话符号也非常重要，不可忽视。根据一个人的面色或肤质的细微变化，如突然的脸红或喘息，难以察觉的睫毛飘动等，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生动的细节。理性让我们可以追踪思维，将大块的思想彼此连接，将x和y彼此对照。一些自然的非线性过程会产生瞬时的快速联系和令人兴奋的语义跳跃。
毕竟，理解是最基本的操作；没有理解就做不到传递意义，口译也很难摆脱逐字逐句翻译的混乱无序状况。
5．通过对应和对等脱离源语外壳
要完全理解原文的章节等，就意味着要脱离源语言外壳，使口译员能在不受源语言影响的情况下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这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关键。语感的洞察力由两项口译活动组成：将图形符号转化为概念，以及添加认知补充。而在实际中，这两项活动合二为一。在这种情况下，口译员往往会将图形符号译为具有延展性的语串或语块，而图形符号在谈话后甚至在谈话期间就已经被遗忘了，整个过程被称为“脱离源语外壳”。
脱离源语外壳在口译中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交替传译中。当语音链结束时，一个深思熟虑的口译员会提取到其中的含意，并向谈话的另一方传递非语言信息。当然，如果在书面文本中，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话语中的图形符号像书面文本一样，要求口译员寻找合适的措辞来进行对应。因此，整个口译过程需要译员付出巨大的努力。脱离源语外壳是口译员理解发言人的一种表达形式。
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被抛到脑后。我们能记住的仅仅是讲话的总体框架，而不是具体的单词或短语。根据释意理论，在对话结束时，口译员大脑中保存的感觉或意义不是语言层面上的。通常，大多数人不能过耳不忘；这里不包括那些有听觉天赋的人。那么对于那些口译从业者来说，如何存储源语内容并将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呢？事实上要归功于语感。他们将源语言脱离源语外壳，并将这种感觉保留在大脑中。人们一旦获取到原始信息，就会忘记语言形式。口译员可以依赖的是语感，也就是对话的实际意义。与源语外壳的背离是可以认知的。在它消失之前，语感将作为一种不可感知的知识保存在大脑中。莱德雷尔认为，不管这段时间有多短，进入存储的知识都属于认知记忆。
在口译中，意义的理解高度依赖于口译员的认知补充。塞莱斯科维奇教授研究了语言歧义和一词多义的问题，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语言、情景或认知语境中整个语篇的意义上，而不是孤立地浏览百科全书式的词典。翻译的释意理论对明确性、明喻等表达意义和隐喻等非言语意图意义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明确的阐释。释意理论指出，鉴于对话双方的背景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将会聚集和重叠，这样一来，发言的一方就不会把他或她希望对方获取的一切信息都说清楚；相反，说话者只努力传递对方理解的信息。此外，说话者通常会省略一些信息，并使用一些特定的、部分的特征来替代整个想要传递的意思。以下面的例子为例：人们经常用滚轮来指代行驶中的汽车。塞莱斯科维奇教授通过另一个稍微复杂的例子说明了她的观点：为了表达同样的意思，有些人会说“把门闩上”，有些人可能会说“把门闩上，否则猫会进来”这样的话，而另外一些人会说得更具体，比如“把门闩上，以防猫进来，因为我讨厌把沙发弄得一团糟”[11]。因此，在语篇中来回转换的意义既可以包含显性意义，也可以包含表达意义和隐含意义，还可以包含未说出口的言外之意。前者直截了当的风格避免了散漫和语义流失，比较明确；后者可以尽可能地把隐含的意思一五一十地表达出来，这样观众就能立马领会其中的含义。正如莱德雷尔教授所说的那样，“对意义的完全理解取决于说话者和听话者／解释者之间共享的知识，因为没有共享的知识，意义就不会自动产生。”[12]正是从特定的情景语境中推断出的说话者意图的隐含意义，才是口译员需要去脱离源语外壳和表达的。口译员必须通过他或她的认知输入或认知补充来解释说话者言语符号中所表达的语言意义，从而获得话语的全部意义。
认知补充取决于口译员的认知知识，即认知包和认知语境元。补充的内容包括世界知识／百科知识和上下文知识；前者包括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后者包括主题知识和其他一般知识。在特殊情况下，口译员需要运用自己的语境知识。意义的理解要依靠口译员的语言知识、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特定的情景语境。当交谈的新信息与相关知识相结合时，就会产生理解。
读者或听众不仅依靠他或她的语言知识来解释符号，还依赖于他们的职业水平和背景知识。在信息爆炸时代，文化符号和图形载体随处可见。以房地产广告为例。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无论规模大小，巨大的广告板上都印着耸人听闻的标语，比如“俯瞰香榭丽舍大街”或者“你视野中的凯旋门”。这些广告是带有法国文化的中国广告。他们要求受众对法国社会有基本的了解，或者某种会被视为刻板印象的东西，才能理解这些设计者想要干什么。换句话说，语法处理字面意义，而为了全面了解上下文，相关的背景知识才是重点。在上面的场景中，香榭丽舍大街和凯旋门是法国的象征和地标。优雅、精致、浪漫和品位将使人们更准确地联想到法国或巴黎，文案的目的不言自明。
翻译工作者将语言知识以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译成符号，从而完成了整个翻译系统。翻译的目的是传达意义。这个世界或某些领域的相关知识，换句话说就是认知补充，是与语言无关的。
6．脱离源语外壳以重新表达
自从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开创性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Courseon General Linguistics））问世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将一连串声音与一个物体联系起来的是一种符号，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13]。释意理论认为，翻译的第三阶段是重新措辞或重新表达，即寻找合适的目的语组合或图形符号来表达源语言的原始意义。完美的对等不应该在语法上实现，而应该在语义上实现。一个好的重新措辞或重新表达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好的，是因为其输出的翻译具有源语言的语义习惯和用法。
话语由两部分组成：明显的图形符号和神秘的认知补充。从释意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不仅仅是换位，而且并非完全可译。需要翻译的是由对话激活的感觉群和在对话过程中随时补充的相关知识。在交替传译中，口译员在听完一种语言的整篇文章后，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口译员不保留原文，只记录对话的要点；相应地，口译最后阶段的再现更多的是一种“叙述”而非“重复”。这一步骤并不简单。放弃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构，允许其去结构化往往会引发恐惧；迈出这一步需要勇气。
话语信息的显性部分被称为提喻，语言不仅在词汇和语法上有所不同，在母语人士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方法上也不尽一致。言语和文本都是提喻；想要被理解的译者几乎不能用不同语言的相同提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他们必须避免使用源语言的相同结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避免使用相同的单词。如果译文或口译作品是可接受的，或易于读者和听众理解的，那么译文必须对听众友好，并以符合目标语言的方式进行设计。然而，语感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解释。它只有一部分特指和反映整体，而在两种语言中使用的部分并不相同，即使它们指定和指代相同的整体。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采用了这种重新表达的解释策略。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一书中，欧内斯特·琼斯描述了弗洛伊德的方法：
“在这一年的上半年（1880年），弗洛伊德致力于翻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一本书（他翻译的五大巨著中的第一本），以此来应付（服兵役时的）无聊。这是一部令人愉快的作品，他作为一名翻译家是极具天赋的。他会阅读一篇文章，合上书，思考一个德国作家会如何表达同样的想法，而不是费力地抄写外语、习语等等，这种方法在翻译中并不常见。他的翻译工作既出色又迅速。”[14]
从上面可以看出，一旦弗洛伊德合上书冥想，塞莱斯科维奇所说的语言公式就蒸发了，剩下的只有意义。德国派思想和观念在脱掉句法的外衣之后，以意义的形式存在。弗洛伊德假定或假装自己是提出这些想法的作者，并想象作者会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自我重新定位，站在原作者的立场上，使他的自然表达足够准确、简洁，足以传达出足够的意义，同时又契合了德语的光辉。
此外，另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弗洛伊德所采用的策略——逐段翻译。其原因显而易见。这毕竟是翻译工作，而不是从零开始创作。译者受翻译道德规范的约束，即忠实于原文。原始想法的复制也是如此。如果弗洛伊德接受了比“段落”更大的翻译单位，他可能就忽略了某些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文本的片段比句子或短语等“段落”还要小，他很可能什么都记不住，除了记在本子上的点和线。那样的话他就会受困于短时记忆。此外，翻译工作的质量也会受到质疑。我们有理由假设读者会察觉到外来语的转折和目的语规范的改变，从而影响阅读体验。一个好的译者应当和原文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可以确保非语言翻译的意义得到理解和传递。
口译员将认知语境充分融入他或她的工作环境中。口译员的认知补充越多，他或她对整个口译的感觉就越准确、越自信，进而就更容易找到准确、恰当的词语。
专业口译员通常不会逐句翻译，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断。他们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多的信息来获得整体信息，以便更用心地重新表达。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措辞阶段只能在第一个阶段即理解的基础上进行。
7．研究方法
释意理论法绝对不限于语言障碍。这一理论可以是通用的；释意理论的原理适用于任何语言或语言团队，如英语和汉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等。对于这些语言团队的释意性研究，证明了释意理论不受特定语言的限制，并与一切语言兼容。
释意理论倡导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功能性翻译，也适用于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或商业中的实用性文本。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将释意理论应用于文学或诗歌也是可行的。其实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一首诗歌翻译中，重新措辞可以显示源语的某种独特美，那么就可以称其为佳作。而另一种情况是，翻译对观众的认知影响、情感和审美影响与原著相同。
虽然现在的在线翻译应用和软件种类繁多，但机器翻译仍然不能与人类翻译匹敌，也可以说笔译和口译从业者不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些翻译输出甚至可以证明计算机指令会出现错误。但正如杰夫·霍金斯提醒人们的那样，尽管“深蓝”在国际象棋中击败了加里·卡斯帕罗夫，但IBM计算机并不一定懂国际象棋。“计算器会算术，但不懂数学。没有一台电脑能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那样理解语言，也没有一台电脑能像一只老鼠那样看待事物”[15]。如上所述，释意理论的核心是认知补充，它将翻译与认知研究相结合。释意理论解释了机器翻译工作无法与人类翻译相提并论的原因：认知知识以一种有意识的、独立地脱离源语外壳的形式保存在人类的硬盘——大脑中。无论是形式化的还是非形式化的，人们都不能靠写一些算法、把数据输入计算机来运行这个公式。这台机器不能依靠神经元连接并行分布的形式处理输入数据。[16]
另一方面，如果研究主题局限于语法和基础的语言学，粗略地涵盖了不同语言结构的差异，那无异于把人类的翻译降低到机器翻译的水平。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方面有所不同：语法、语义、词汇、说话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和事件的描述方式。如果可以直接实现从甲语言到乙语言的跳跃转换，那么口译员或笔译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或空间，电脑会取代人类。机器翻译的缺点和实际人类的优势是计算机依靠全面的语法和翻译技巧运行，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而口译员可以借助他们的认知语言库，理解上下文并找到匹配的对等点。
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现状是缺乏实证研究。然而，中国的释意理论学者，如刘和平、鲍刚等还在继续探索他们的方法论。在《英汉口译记忆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一书中，王建华清楚地说明了当今口译心理学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法和观察法，测量法和口语报告法等经验方法则作为为第二选择。当研究的设计和实施涉及细节时，方法的选择应基于研究目标、主题和领域的具体属性。以下对研究方法的叙述是基于他的总结。
观察法是一种相对直接的方法，可以感知客观实体，进而借助感觉器官或科学仪器，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计划收集感官信息。观察法是理解和获取丰富感性材料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渠道。观察伴随着与研究主题和目标相关的问题。因此，它的目标非常明确。除此之外，观察法必须以深思熟虑、结构清晰的计划设计和理论方向为指导，必须借助人类感官和先进的科学仪器来详细、彻底地记录。这些记录将作为以后组织和分析的原始材料。观察法已广泛应用于口译和心理口译的研究。通过对课堂口译教学的细致观察，口译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也可以得到检验和认可。
如果观察法是明显的主观活动，那么测量法无疑是客观的。测量法的步骤是：问题类型的选择、项目的设计、测量过程的规范、结果的引出、数据的读取和推理分析。科学制定的标准化测量法，对学生、教师、考试管理人员、口译教学大纲、翻译课程设置、课堂实践和教材编写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积极的反拨作用。同时，测量法可以对口译学习动机、学习目标和学习结果产生潜在的积极影响。然而，缺乏以测量为导向的学习模式和课堂参与可能是这种方法的缺陷。总体而言，测量法使释意理论的研究多样化。
接下来是口语报告法。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口译录音法。通过对音频文件的重放和分析，可以剖析口译员的心理活动。为什么口译员选择了这个词？译员为什么结巴？认知补充是否促进了口译的成功进行？这种录音法让人们得以理解某些意群。将口译展示的音频作为研究对象记录下来，目的是研究翻译前的错误启动、翻译滞后、修改和预期。口译是口译员对整个语境理解的直接反映。课堂上进行的翻译训练应该更多地关注于认知知识的提高，而认知知识不在语言知识之内，而是与外界相关的。这种口语报告旨在提高口译技巧和口译理论的有效性。
最后一种是问卷调查法，来源于心理学研究。这是最常见的用于收集数据和材料的系统。它以语言为媒介，严格按照某些科学的数据收集规则设计问题格式。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心理学家在心理分析、精神状态评估和人格评估的研究中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后来该方法被引入医学领域，并广泛应用于心理健康评估[17]。认知心理学和释意理论的整合在问卷调查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应用
在实践中，释意理论的应用是普遍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口译员本身就是口译活动中具有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可以见证对话方，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例如，听到“Mr．President”，口译员可以迅速从“国家总统”“主席”“校长”“董事会董事”等词中选择最恰当的那个，这些都取决于语境。在认知知识上更进一步可以提高对语言细微差别和未知因素的敏感性。此外，口译员还可以改善翻译结构。当有人说话时，口译员可以通过加上“某某说……”来开始他的翻译，这样整个对话就会显得流畅自然，对等是可以创造的。
当遇到“阿拉伯之春”这种不熟悉的国内政策、国际事务主题时，人们会意识到，是因为缺乏世界知识而不是缺乏语言专业知识而阻碍了理解。相关背景知识越多，空间歧义和多义性就越少。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例如，当突然听到“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这个名字时，很少有人认识这个人。2013年10月9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命她为美联储理事会新的候任主席。所以“珍妮特·耶伦”这个简单的犹太名字被附加了更多的意思；它代表美联储，就像奥巴马代表美国一样。
不运用释意理论的反例如下。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苏联高级官员，也许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本人，通过敲打讲台表达了他强烈的异议和愤怒，他重复说道：“NjetNjetNjet。”英语译员冷静地翻译成“不……不……不”。这种翻译激起了观众的笑声，据说这增加了代表的愤怒，他严厉地谴责了翻译中的错误。很明显，苏联代表正在强烈地捍卫其政府的立场。也许他拒绝了一个可能让他愤怒的提议、指控或类似的东西。然而，通过耳机收听口译版本的英国代表发现，他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有些不一致。口译员耳语的语气与发言人的激动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口译员保持了“njet”和“no”的语义对等，但没有实现意义对等。它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预先建立的单词对等并不一定保证信息的对等。为了保证信息的对等，有必要对所说内容的文本表面进行转换。故事中的英语口译员可能只是重复了文本表面的意义。这个案例展示并反证了卓越的释意理论：说一些暗示而不是陈述的东西。
9．结论
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的口译三角模型阐释了源语、目的语和桥梁，即口译员之间的动态互动。言语、行为和手势成为口译员推断说话者意图的符号。感知、记忆和知识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认知知识中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是脱离源语外壳的关键因素。改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原文或话语的理解。
口译研究的研究方法正在从基于经验的客观推测发展到基于数据的客观描述。随着理论框架和独特视角的逐步完善，释意理论成为西方主要的口译理论，使西方口译研究进入了一个由实践者主导的新阶段，对中国口译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理论对翻译的本质研究、口译过程和口译对象的分析、口译教学的理念形成以及当今的口译实践和教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释意理论为文化现象提供了建设性的解释。意义不是在语言或文本中自动显现的，而是在文本语境和接受者的认知补充中产生的。因此，它揭示了如何解释文化点：平衡文本的文化内涵、语言内容和作者的动机。
注释
[1]Seleskovitch，Danica．Langage，langues et mémoire：Étude de la prise de notes en 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Paris：Lettres Modernes Minard，1975．
[2]肖小燕．西方口译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批判性分析［J］．外语学报，2002（4）：71-76．
[3]Paul Ricoeur．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TCU Press，January 1976：107．
[4]蔡小红．跨学科视角下的口译研究．中国翻译杂志，2001，22（2）．
[5]鲍刚．口译研究．北京：中国翻译出版公司，2005．
[6]王建华．英汉口译记忆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61-116．
[7]刘和平．口译技巧：口译教学方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8]Seleskovitch，Danica．Langage，langues et mémoire：Étude de la prise de notes en 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Paris：Lettres Modernes Minard，1975．
[9]Antin Fougner Rydning：TAPs（Think-aloud-protocols）-A useful method in throwing light o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www．duo．uio．no／roman／Art／RF11／Rydning．doc 2000年4月28日至30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翻译研究模型研究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该论文的口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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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桂诗春．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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