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先声：梁启超的权利义务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法理学中，权利与义务占据了基石性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过程”[1]。这就是说，法律本身是由权利和义务来定义、来支撑的。另一方面，由于“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学的基石范畴揭示了法律现象的核心和实质”[2]，因而有必要“以权利和义务范畴重构法学理论”[3]。这就是说，法学理论也是由权利和义务来定义、来支撑的。既然法律和法学都是由权利、义务来定义的，都是由权利和义务这一对基石范畴支撑起来的，那么，把当代中国的主流法理学称为“权利义务法理学”[4]，似乎并不为过，至少也是一种有依据的概括与归纳。

顾名思义，权利义务法理学的核心就是权利义务理论。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权利义务理论的研究与再研究，构成了中国法理学的焦点、热点，由此积累起来的学术文献，数量也较为庞大。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汉语书目，可以发现，书名中包含了“权利义务”的专著，最早的一部是正中书局1946年出版的章若渊的《人民之权利义务》。此后，论述权利义务的著作持续不断地出版，截至2013年，书名中包含“权利义务”的专著共计140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学著作，譬如张文显的《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张恒山的《法理要论》、谢晖的《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等，虽然在书名中没有“权利义务”的字样，但它们都对权利义务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以权利义务为主题的文献，能够找到7000篇以上；即使是单看其中的“法理、法史”论文，也在600篇左右。这些粗略的数据足以说明，关于权利义务的理论研究，确实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现代法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权利义务作为轴心展开的。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法理学可以缩减为权利义务法理学，或者说，权利义务法理学占据了中国现代法理学的核心地带。

在既有的学术文献中，特别是查阅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可以看到，关于权利义务的论述虽然繁多，但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层面上，研究权利义务理论的由来，对权利义务理论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探究，遭到了相当程度的忽视。在众多的相关文献中，关于权利本身的思想史、学术史考察确实不少[5]，但是，关于权利义务理论的学术思想史考察较为少见，也极为单薄。[6]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之轴心的权利义务理论，在近代中国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追问权利这个特定概念的由来，而是要追问当今流行的权利义务理论的由来。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反复梳理相关文献，在比较、对照的基础上，进而注意到，梁启超对于中国权利义务理论的产生，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权利义务的理论建构，构成了中国权利义务理论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先声。因此，笔者拟在“权利义务研究”“近代思想研究”“梁启超研究”这几个学术领域的交叉地带，提炼出一个学术主题：梁启超对中国权利义务理论做出的贡献，以之描绘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先声。

为了阐明这个交叉性的学术主题，本章的基本思路与叙述框架是：首先，在汉语背景下，论述梁启超之前的权利观念、义务观念，以说明梁启超权利义务理论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可以说明，梁启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汉语背景下阐述其权利义务理论的。在此基础上，再讨论梁启超理解的权利概念、义务概念，进而系统地论述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接下来，简述梁启超之后的权利义务理论，以说明梁启超的权利义务理论对于后世的影响。最后是一个简略的结语，以概括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法理学的贡献，以及他的权利义务理论的局限。

[1]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59.

[2]张文显.论法学的范畴意识、范畴体系和基石范畴.法学研究，1991（3）.

[3]张光博，张文显.以权利和义务范畴重构法学理论.求是，1989（10）.

[4]童之伟.权利义务法理学方法论缺陷剖析.法学评论，1998（6）.

[5]譬如，夏勇.人权概念起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刘广京.晚清人权论初探：兼论基督教思想之影响//夏勇.公法：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3-40.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由权利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6]个别的例外情形有：姜昱子，孔祥艳.戊戌维新时期权利义务思想述评.学术交流，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