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自然与“我”

其实自打摄影出现，摄影人对风景的拍摄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摄影方向。

朋友李剑向我介绍，说有一位朋友的摄影作品非常有意思。李剑是一个我相识不久但很欣赏的朋友。2017年，他在平遥对我进行过一次视频访谈。那次访谈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缘于他作为访谈者的切题的提问和互动意识。一般的访谈，访谈者往往是并无准备地例行公事，草草提几个谁都可以想到的问题就敷衍了他自己和被访谈者以及访谈的受众。而那次，李剑对我访谈提出的问题，往往能够指到问题深处，激起我回应的热情。所以李剑这次认真的介绍，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答应找时间见面。

在见面前，李剑把他介绍的左红女士的作品PDF先发过来，让我先看一下。结果，我一看是所谓的“风光摄影”类型，就立刻给李剑回复说我没兴趣。因为我许多年来感兴趣的摄影是社会性很强的纪实摄影和观念艺术类型的摄影，对“风光摄影”甚少关注。再有，我十六七年前写过一篇对“风光摄影”现象分析批评的文章，导致我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坚决反对“风光摄影”的人，而且印象固化，甚至我都因此被别人的“固化”而自我固化了。可实际上，我并非对此类摄影是非黑即白地否定，我那篇文章更深的含义是对当时摄影的脱离现实化的批判。批评当时那种墙上月历风格的“风光摄影”一枝独秀，而其他摄影类别则有“万马齐喑”的态势。文章的目的是希望相关机构和广大影友重视摄影与生活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矫正那种“一花独秀”的倾向，不要把摄影变成一个简单地重复月历照片的工具，并以廉价的喝彩来强加给这个富于多重表达的媒介。为了达到效果，我采取“矫枉过正”的策略，对“风光摄影”做了专向度的分析，显得火力很大。那篇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赞成与反对的声音中，反对者占了主流，以至于一次看望一个喜欢摄影的长辈亲戚时，遭到当面斥责。庆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肯定我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此现象的把握也越来越明晰。时过境迁，在一个认识过程结束之后，重新审视人们对风景的偏爱性观看的背后动机和思想背景，于我来说则需要深入地思考。恰好，左红女士的摄影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于是我答应了李剑先生的请求，并开始了阅读与思考。

其实自打摄影出现，摄影人对风景的拍摄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摄影方向。摄影的发明，恰逢19世纪人类工业革命的高潮，当然那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疆拓土的高峰时期。在商业、政治和人类被现代性进步观激发的探险欲望的驱使下，风光摄影在19世纪的欧美成为一种很受欢迎的摄影方式。在欧洲，探险家们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海外”的好奇心，诞生了一批在今天看来显得“伟大”的风光摄影家，他们跑到世界各地为各自国内等待观看的顾客们拍摄域外风景。比如以拍摄远东著名的意大利人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和英国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等。汤姆逊的中国摄影尤其著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很长时间影响了英国人和之后的欧美人对于中国的形象化认知。汤姆逊在拍摄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拍摄了大量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山川风景，向他的顾客们介绍中国的地理风貌。和比托与汤姆逊的商业拍摄不同，一些摄影家则通过对风景的摄影，或进行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国家叙事，比如美国白人西进开疆拓土的沿途风景记录；或利用风景来进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个人抒怀，比如著名的拍摄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摄影家罗杰·芬顿（Roger Fenton），后来就拍摄艺术感很强的自然影像；而法国摄影家查尔斯·苏利尔（Charles Soulier）则寻找自然中最有韵味情绪的局部，比如他的《塔麦恩峡谷》（Gorge of Tamine）。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风光摄影开始表现为人们对疯狂前行的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抗，比如安塞尔·亚当斯的西部风光摄影，用最为真切逼真的、只有摄影才能表现的质感，来表达对自然的崇敬，以及对美国当时极度工业化的反制态度，从而让风光摄影有了政治意涵。

左红的风光摄影属于上面提到的查尔斯·苏利尔那种艺术方向的摄影风格，即寻找自然与自我之间情绪上的契合，让风景成为自我认识、自我存在肯定的反映。这种摄影风格肯定是抒情的，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在我的阅读中，发现有关风景的艺术和浪漫主义有着巨大的联系。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在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一直将自然视为他们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对浪漫主义者来说，自然是他们一面自我折射的镜子。18世纪苏格兰诗人杰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就认为，不知道还有什么主题比自然作品更能激发人的政治热情、哲学思考和道德情感了。为此，他还写就了著名的诗集《四季歌》，以此来回答并挑战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等古典主义诗人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仅仅局限于城市的咖啡馆、俱乐部、客厅生活等背景，而且描写反映的都是城市的上层社会。而浪漫主义诗人则把目光转向了乡村和大自然以及农民，将其作为诗歌描写的对象。他们用大自然的“美”与社会上的“丑”做对比，借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或将自然景色与人的感受融为一体。现在的人们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些艺术家当时语境下的“浪漫主义”，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仅是抒情性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态度。

由此统观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美绘画，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风景画是一个非常大的画种。如果我们能走出狭义的艺术史意识，从历史大背景去思考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勃起，就可以看到此时期正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许多人离开自古以来的自然农耕和游牧生活，进入到以城市作为生产要素、开始高度秩序化和阶层分明的生活。背景环境的变化，让人们忽然开始认真观看自己已经离开的自然，领悟自然对自己生命的意义。自然在他们眼中不再是简单的生命元素和生产资料，而是一种文化精神存在。这时自然和生命成为一个互相独立却又不可分割的二元叙事整体。如果说，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告别上帝，让人重回“人间”的伟大感性运动，那么之后17世纪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全面建立各种科学，确定人的思想性人格的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将人与自然有意识地区分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种区分，导致了哲学上“主观”与“客观”这两个二元对立概念的确立。徘徊、游离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并以它们的关系作为主题的文学艺术就是浪漫主义。风景，此时成为浪漫主义视觉艺术的主要表达对象。对风景的表现描绘，呼应了人们哲学上的思考和确认了主客观意识的建立。

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自然意味着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可指意的符号集合体。人们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人所不具备的各种力量，比如“崇高”“宏伟”“纯净”“秩序”，甚至“恐惧”。不管怎么说，在浪漫主义艺术家面对他们必须摒弃的与其格格不入的巴洛克艺术和洛可可艺术时，自然——意味着更为感人的真实力量，是他们重新思考世界的基点。同理，自然也是浪漫主义者想象力的源泉和内心世界的对应物。浪漫主义艺术家们显然希望通过自然来确认自我的存在。

左红的风光摄影就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

左红的风光摄影就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她对所拍摄的风景记下了内心的感悟，对我们理解她的作品颇有助益。她在感悟笔记中写道：“风光摄影看起来拍的是大自然本身，实际上拍的是你自己；拍的不仅是景色，更是一种感觉和情怀。”左红的这段话，非常像最具代表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观点，自然代表着我们潜意识的内心活动。他认为：“我们是什么”，是我们得到救赎的基础——自然是我们的家园——“外在的世界符合我们的头脑”。左红还写道：“和大自然独处的时光很美妙，你会和自己对话，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面对的只有你自己，你终于见到了自己。”左红的这段话，让我们想起18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关于“自我”的理论。费希特认为，当人注视外在的世界和倾听自然的声音时，由于存在性质不同的对比，人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将作为“主格”的自己和外在的作为“宾格”的自然世界形成主客观关系，并在其中寻找“主”与“宾”，即主客观之间的二元辩证关系。左红又写道：“我好像已和这水天一色融为一体……生和死，动与静仿佛都没了界限，也就失去了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左红在拍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力量，并与之融为一体，自己的生命也就获得了能量。和费希特认为自然只是无生命感的客体观点不同的德国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是活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自我意识”的代言人。谢林还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家炫耀的技艺和刻意为之的形式，而是艺术家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却又存在的精神悸动。这是浪漫主义的艺术观，是反启蒙主义科学理性的，但却又是一般（传统）艺术经久不衰的最神秘动人的力量。我们在这里谈论浪漫主义，可能会有朋友说，浪漫主义已经是两百多年前的思想，现在是“当代”了，浪漫主义还有何义？其实浪漫主义是一种人文价值观，强调坚持人的意义和人的创造价值。它从未消失过，只是被包裹在各种与时俱进的社会思潮中，至今仍然活跃在教育、艺术等领域中。

由此，我们再来欣赏左红的自然风光摄影作品。左红的摄影对象多是没有人迹的荒野，但景象虽苍茫却又充满了大自然的力量，云霞峻岩与光明幽暗相互依存，隐喻了死亡和青春的共居一体。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河流、湖泊与瀑布，显然这些可流动的物体对她来说是一种隐藏的诱惑，她在拍摄时把它们当作对生命的间接咏叹和歌颂。在景别的选择上，左红显然更为偏爱宏大场景的呈现，广角镜头宽广视角的包容性，切割了她的影像与传统绘画美学的关联性，突出了摄影才具有的独立美学特征——视角感和真切性（虽然19世纪的美国风景绘画也具有大视角的特点，但相比于欧美的绘画主流却属于例外）。于是，在我们凝视她的这些影像时，仿佛走进了洪荒时代，在纷繁却静寂的星空下追问，我们是什么？为什么来到这里？还有时间吗？那些空中飞机引擎的轰鸣和柏油路上汽车轮胎压爆空气的噪声，还在我们生活的共同的时间中吗？这无疑是一种哲学式的诘问，也是左红带给我们的影像思考。左红对色彩影调的偏好也颇有特点。她大部分的影像都有强烈的温暖调性，在荒蛮的大自然中，每天的晨曦和暮辉都是生命的初现和告别，都是最温情暧昧的一刻，温暖是那一刻的主调。左红大量使用这种调子，也说明了她潜意识中情感的偏爱。

左红的摄影作品是可以慢慢阅读和欣赏的，看得进去的条件是需要我们对当下人类文明进行反思。我们处于一个高度科学化、制度化的“文明”环境下，我们的时间、空间被高度秩序化，一切都好像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结构。我们也是这个结构的一个元素，随着系统的运行，在耗尽我们的能量后退出、死去。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是被动的，被我们之外的各种系统权力规定着。我们原来作为生命的创造活动潜能不是被压迫，就是被湮灭了。浪漫主义的摄影，就是摄影者希望通过对自然沉浸式的感受和摄影，来重新唤起自己早就被压抑的生命野性，到自然中去放逐自己，去膜拜早就忘却的自然神话，重获不屈的自我精神。在摄影技术已经完全普及消费化的今天，无数人利用摄影去观看风景，但是太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通过这种观看拍摄，来思考风景背后的哲学文化意义，多是一窝蜂地重复别人的视觉经验，抄袭谈不上，但模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叫作“风光”的摄影，一点也不令人感动。左红的摄影作品不在此列，可以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情感活动。

谢谢左红女士，给了我一个深化思考风景观看历史话题的机会。最后，用拜伦《曼弗雷德》诗剧中的两行诗句来结束这篇文字——我的精神独往独来，不与人们同行，我自看世界，无须用人们的眼睛。

我的精神独往独来，不与人们同行，我自看世界，无须用人们的眼睛。

鲍昆

20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