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江熙、沈居士、孙绰山林和庙堂之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林和庙堂问题是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只是郭象、王羲之对此问题有所讨论，江熙、沈居士、孙绰、张凭、李充等很多士人都有相关言论，以下暂举数例。

选择做庙堂之士者和选择做山林之士者，不可避免地相互贬低，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东晋江熙《论语》注的一则材料对此有明确记载：

《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江熙曰：“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无道宠？宠所以耻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带立朝，不获逍遥也。在朝者，亦谤山林之士褊厄，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知出处之义，明屈申贵于当时也。”[22]

山林之士嘲笑朝堂之上的人束带立朝、不获逍遥，朝堂之上者也嘲笑山林之士失之褊厄，双方“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就是江熙记载的当时山林之士和庙堂之士相互诋毁的状况。当然，江熙反对双方相互诋毁，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庙堂或山林，此态度和王羲之、郭象一致。[23]

不仅郭象、王羲之、江熙，当时大部分人都主张山林之士和庙堂之士各自相安、互不影响，南齐沈居士亦有类似的言论[24]：

《论语·微子》：“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沈居士曰：“世乱，贤者宜隐而全生，圣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伦。彼之绝迹隐世，实由世乱，我之蒙尘栖遑，亦以道丧，此即彼与我同患世也。彼实中贤，无道宜隐，不达教者也。我则至德，宜理大伦，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无违，无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规子路，亦不规夫子，谓子路宜从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复与鸟兽同群，宜与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群鸟兽，群鸟兽避世外以为高行，初不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体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处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汤武而亦贤夷齐，美管仲亦不讥召忽也。’”[25]

沈居士认为居于山林是贤者，居于庙堂是圣人，乱世中隐是贤者所为，出是圣者所为，贤者的山林和圣者的庙堂各“自得”“互不干涉”“各处其宜”，“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处其宜也”，这和江熙所云“大汤武而亦贤夷齐，美管仲亦不讥召忽也”“不执我以求彼，不系彼以易我”[26]一致。

永和九年兰亭集会参加者之一、王羲之好友孙绰，也表达了对隐逸之士的推崇：

《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孙绰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贵智而贱愚，虽治乱异世，而矜鄙不变。唯深达之士，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远害。饰智以成名者易，去华以保性者难也。”[27]

东晋孙绰著有《游天台山赋》《遂初赋》等文采斐然的文章，并且精通《老子》《论语》等。《论语》此段原文记录了孔子对宁武子关于邦有道和邦无道情况下不同做法的评判，而孙绰转换了注释思路，表达了对深达之士晦智藏名、全身远害的赞美。孙绰认为好名、贵智、贱愚是人之常情，治世、乱世皆如此，只有深达之士才能晦智藏名、全身远害。深达之士的去华保性较难做到，饰智成名容易做到，但却损伤己之性分。孙绰这里所言之性分乃郭象玄学之性分。[28]

以上通过两晋南朝《论语》学文献中关于山林和庙堂关系的相关资料，大致勾勒了王羲之隐逸思想和实践的背景。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山林和庙堂大讨论的背景，不仅体现在《论语》学史中，而且体现在六朝学术的方方面面，例如佛教、道教、抑或山水诗、山水画等。通过以上所引文献资料，也大致可以看出郭象玄学理论的重大影响，这对我们理解王羲之隐逸的思想和实践特点、理解王羲之书艺成就和郭象玄学之间的关系亦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