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严复的散文和诗歌
结合严复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平,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文。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严复在戊戌政变前的贡献,主要在他的政论散文和翻译,所以先谈他的散文。这里的所谓散文,主要是指政论。在古代的文学论里,政论一向认为是散文的一个重要部分。章学诚《诗教上》说:“《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这是说像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曹冏的《六代论》、陆机的《辨亡论》,都陈述前代的得失,可以作后世鉴诫,具有“诗人讽谕之旨”,“情深于诗骚”,符合现在所谓文学的要求。
现在讲文学主要是在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那么这类政论的形象性又在哪里呢?这类政论既符合于诗人的旨趣,“情深于诗骚”,那就可用诗的形象性来解释。有些抒情诗直接抒写作者的情思,并不描写人物形象。我们从这些诗里可以接触到作者的精神面貌。因此,这类诗,实际上是以作者的精神面貌作为诗的人物形象来感染读者的,这就是这类抒情诗的形象性。上述的政论也是这样。这类政论的作者是有为而发,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精神面貌,就像我们从抒情诗里体会到作者的精神面貌那样,这就是这类政论的形象性,所以是“情深于诗骚”,具有感人的力量的。严复的政论是有鉴于国家的危亡而发,他的话抑扬往复,反复申说,警醒国人。从他的政论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爱国心,他鉴于国家危亡的忧惧,他对于顽固派的愤慨。他的政论反映出他的精神面貌,是有激情的。
严复的政论散文,最主要的是在戊戌政变前,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这四篇的思想性,在“先进的中国人”一节里已约略谈到了。我们读这四篇时,还接触到作者激动的心情,体会到当时国家和民族处在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像《论世变之亟》,一开头就说:“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终于“心摇意郁”,充满着痛苦的忧急的心情。他还描写顽固派的心情说:“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揭露顽固派的丑恶面目,显示出对顽固派的强烈憎恶。又像在《原强》里说:“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情辞是非常迫切的。“然而事既如此矣,则吾岂能塞耳涂目,而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实也哉!”看到国家的危亡,大声疾呼垂涕而道的心情,是感人的。严复又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来解除有些人的错误认识。作者的精神面貌,一些不明世界大势而有爱国心的人士的精神面貌,从这里都可加以体认。此外,他还用了不少形象性的比喻。像在《论世变之亟》里写封建统治者用科举来笼络人才,说:“吾顿八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再像感叹当时人的没有先见之明,说:“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对顽固派的想违抗世界潮流,阴遏维新,将要激成变局,用水的“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火药的“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来作比。在《原强》里,用砖的坚实方整可以把墙砌得牢固平正作比,说明个体和整体的关系。这些,正是《文心雕龙·论说》里所谓“喻巧而理至”了。
总之,我们在严复的政论里面,接触到他的激动的爱国热情,深切感到他对于国家危亡的忧惧。就是在《辟韩》里面同样具有这样的激情:“嗟乎!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所以,我们在这些政论里,可以体认到一位先进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情深于诗骚”的。
戊戌政变后的严复的散文中,这里选的《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是可以代表他的思想倾向的。这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发表的。从这篇看,他当时的思想跟洋务派还是不同的。他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这段话驳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还是有力的。这时候他提出的变法主张说:
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王所创垂,累叶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他看到变法要去旧染,还要别择好的来保存,否则新的也无法巩固。这样是看到变法的复杂性了。他还寻求积极救国。他说:
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何则?神州之陆沉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
宁可抛弃“父祖之亲,君师之严”,却去师法“夷狄禽兽”,情辞这样迫切,就是为了要挽救国族的危亡。
严复的散文,吴汝纶赞为“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丙申《答严几道》)又赞美他的《上皇帝万言书》说:“前读尊拟万言书,以为王荆文公上仁宗书后,仅见斯文而已,虽苏子瞻尚当放出一头地,况馀子耶!”(戊戌二月《答严几道》)又赞万言书的文章道:“其文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戊戌七月《答严几道》)这是对他的散文极其推崇的说法。
章炳麟在《与人论文书》里批评严复的文章说:“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在《社会通诠商兑》里说: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
这里对严复的批评跟吴汝纶的赞美相反,说明章炳麟跟吴汝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章炳麟是革命派,对于严复的反对革命自然要进行严正的抨击。吴汝纶是赞成改良而反对革命的,自然跟他气味相投,备加推崇了。
这样,章、吴两人都是用政治标准来评价严复的文章的。于是对于同样的文章,吴汝纶赞为“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章炳麟评为“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严复的政论,是用反复申说来使人信从,这就是“往复”,就是“回复之辞”。他的政论是有激情的,文中时常夹杂着感叹的话,这就是音节的“顿挫”,也就是“载飞载鸣,情状可见”。这种政论,要是具有先进的深刻的内容,就可说是“深美可诵”;要是缺乏这样的内容,徒具形式,只保存辞语的往复和音节的顿挫,那就跟八股文相似了。因此,我们对于严复的散文,还应该根据它的内容和时代,再来给以分别的评价才是。
严复的诗结集成《瘉壄堂诗集》。“壄”就是“野”,野是鄙野,瘉野是瘉愚的意思。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里是以瘉愚为急务的。严复在当时学术界上的影响,最大的是翻译,其次是政论,他的诗影响并不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的态度来。
在《送陈彤卣归闽》里,写出了他对洋务派的态度。“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时他在李鸿章手下做水师学堂总办。这样说,见得那班洋务派是并不了解他的。不光不了解,“举世相视如髦蛮”,还把他看作异类。洋务派对于辛苦培植出来的人才,却这样对待。这里反映出他对洋务派的不满情绪。
他对戊戌政变的态度,表现在《感事》、《哭林晚翠》、《古意》里。《感事》里,他以戊戌六君子为贤才而被杀害,以德宗为“求治翻为罪”,指出政变的黑暗,“燕市天如晦”。《哭林晚翠》里,称林旭为英才奇才,以林旭的被杀为沉冤莫白。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跟梁启超分别前,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梁启超《谭嗣同传》)当时维新志士是确有牺牲精神的。在这里,严复热爱维新派,憎恨反动的顽固派,态度是鲜明的。
严复论诗,赞美“李杜光芒万丈长,坡谷九天纷咳唾”,又说:“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应该跟着时世的不同开出新的光景,不必去分别是做唐诗或做宋诗。“取经爱好似未害,他日湘帆随转柁。清新俊逸殆天授,着眼沉郁兼顿挫。”入手的时候凭着各自的爱好似乎没有什么害处,只要在发展中着眼在沉郁顿挫就行。讲沉郁,要求内容的深厚;讲顿挫,要求激情的唱叹,构成音节的跌宕。“譬彼万斛泉,洄洑生微澜。奔雷惊电馀,往往造平淡。”微澜是从万斛泉源里来的,平淡是奔雷惊电后的境界,就是微澜和平淡,它的蕴蓄也是这样深厚。“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以沉郁的内容、顿挫的音节,而诗中有人,这就是严复对诗的看法。(以上引文见《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春榆侍郎有诗见述,率赋奉答》及《说诗用琥韵》)
不过严复的诗就它的创作成就说,并不能达到他所提出的要求。要沉郁顿挫需要有深厚的内容,这跟高度的思想性和重大题材有关。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精神,才能有杜诗的沉郁。在这方面,黄遵宪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是突出的。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当前国家的重大事件,从这些事件里表现出他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严复的诗除了对戊戌政变有所反映外,对于其他重大事件就缺少反映,因此,他在诗的成就和影响上就不如政论了,内容的深厚也就差了。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比较朴实,叙事抒情比较真切,不做作,不浮夸。但也有用意深隐,运用《楚辞》中的神话故事,带有浪漫主义的手法的。如:
山阿有人从文狸,云旗昼卷声。修门日远灵均魂,玉虬飞鸟还相群。高丘无女日将暮,十二巫峰空黛颦。(《秋花次吕女士韵》)
这样的诗,在他的诗集中是个别的。他的诗,还是以朴实的写实为主。
周振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