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药物与我们的故事
我决定写本书，是因为35年来我一直在服用精神药物，而且每过十几年，就要更换或者搭配服用不同的药物。有些药在一段时期内有奇效；还有些药不仅无效，甚至会产生不少副作用，如多汗、心跳加快、口干舌燥、龋齿等。对每一位给我开过精神药物的医生，我都问过同样的问题：“这种药是如何起作用的？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吃这种药？”
我为什么要问第二个问题呢？那是因为尽管我有诸多精神症状，但我并没有任何生理层面的相应证据。相对而言，比如，成年之后，我曾多次因患严重的链球菌性咽喉炎而去看急诊。医生每次都会让我张开嘴，伸出舌头，然后举着手电筒仔细观察我的喉咙，并用棉签在红肿处取样。之后，医生会把采集的分泌物涂抹在载玻片上拿去化验，并基于化验结果来确诊。最后，医生会为我开些抗生素之类的药物。再比如，我清楚地记得1998年9月26日那个清晨，我在黎明时分醒来，将口腔温度计含在口中。过了一会儿，温度计发出哔哔声，显示我的体温仍如昨日居高不下——这可能是怀孕的征兆。前一天晚上，我已提前将验孕工具摆放在浴室里，整整三套一字排开，每套都包含同样小凹槽的验孕棒和一个用来收集尿液的塑料杯。我小心翼翼地下床，生怕吵醒我先生。浴室光线昏暗，太阳刚探出地平线，天空中只有一缕微光。我用集液杯收集尿液，然后用滴管将尿液滴入验孕棒的凹槽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验孕棒窗口上的颜色由白变蓝，再变为红色，渐渐地，出现了一条线。然后呢？我没看错吧？第二条线也出现了，虽然模糊，但千真万确。这给我带来了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消息——我怀孕了，我马上就要当妈妈了！我百感交集，欣喜若狂又恐惧不已。我天生有强迫倾向，所以整整一周，我每天都要验一遍，确认验孕棒上的第二条线，也就是代表怀孕的那条线变得越来越粗，这说明我体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水平在上升，这是女性在怀孕初期分泌的一种激素。
然而对于抑郁症的诊断，目前还没有万无一失的测验方法。尽管市面上能买到的精神药物多达数十种，且保守估计，美国每5人之中就有1人在服用精神药物，但我们仍未开发出能够确诊个体罹患某种精神疾病的血检、尿检或活体组织检查。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身体和大脑很可能与健康人的身体和大脑极为不同。如果精神疾病在物理层面上的表现确实存在，迄今为止，精神病学界还未能找到它们。所以，当你服用精神药物时，你的这一行为可以说完全是基于某种信任。但如果在医生无法准确判定你身体有恙时，你就贸然用药，那未免信任过头了。没错，你可能有失眠或嗜睡的迹象，也可能饭量大增或骤减，但你的尿液、血液或皮肤中的化学物质却未因这些症状而产生任何异常。
于我而言，在19岁第一次服用抗抑郁药丙咪嗪时，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尽管我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健康，但我的内心万分痛苦。35年过去，我已经服用过12种精神药物，如今我患有肾衰竭、糖尿病、肥胖症，记忆力也变得千疮百孔。岁月流逝，我的生命也日渐凋零，不是因为精神疾病，而是因为我所服用的精神药物。强效的抗抑郁、抗精神病药再普乐（Zyprexa）
会诱发糖尿病和肾病。再普乐就如同支撑我行走的拐杖，陪我在岁月中蹒跚前行，帮助我尽可能地全速前进，完成毕生所愿。毫不夸张地说，精神药物一方面治愈了我的心灵，另一方面又剥夺了我的生命、摧毁了我的健康，将死亡之期不断提前。因为罹患糖尿病，我的脚上出现溃疡，它们不断地溃烂、化脓。我今年54岁，身体却已如耄耋老人般百病缠身。
精神病治疗限制了我的生活，逐渐衰败的身体也把我吓得不轻，但我并未因此生气。虽然我服用的第一种精神药物毫无作用，第二种药百优解（Prozac）却让我感觉生活闪闪发光、充实美好。那时的我知道百优解的药效终会渐渐消退，所以马不停蹄地投入创作，尽快地生儿育女。最终，这种药的效力果然消失了。后来，我又服用了抗抑郁药怡诺思（Effexor），它的作用最后也消失了。我慢慢养成了多药混服的习惯，这种做法很危险，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我混用的药物包括风险颇高的再普乐、抗抑郁药安立复（Abilify）、怡诺思、抗焦虑药克诺平（Klonopin），以及兴奋剂维凡斯（Vyvanse），还有一两种我记不住名字的药，毕竟我服用的药实在太多了。虽然我有失语的症状，但有了这些药，我得以正常思考和创作，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比起强大的生活动力，记忆力的些许丧失算得了什么？
最近，我长达20年的婚姻破裂了，但每天早上醒来，我仍能找到生活的乐趣。这就是我所说的强大的生活动力。我认为这是药物起效的确凿证据。我难道不应该以泪洗面吗？有时也会，但我不会被卷入绝望的泥淖无法自拔。我喂鸡、骑马、侍弄花草，看着花朵在早春的暖阳中盛开，鼠尾草长出紫色的花梗，鲁冰花挺起艳丽多彩的花序，紫穗槐绽放出一片浓烈的蓝。
唯有借助精神药物，我才能用心欣赏身边的美好。但同时，也正是因为精神药物，我的寿命恐怕要比常人短。药物的副作用逐步瓦解了我的身体健康，扰乱了我的新陈代谢，搞坏了我的血糖，还污染了我的尿液。所以，我不得不遵照笛卡尔的核心原则生活：我的精神在右边，十分健康；我的身体在左边，孱弱不堪。笛卡尔的基本观点是，身体和精神是割裂的，而我的状况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我写本书的部分原因是，我想要重新检视我之前服用过的一些药物，也想要调查一些我从未服用过的药物。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精神疾病确有其生理基础的结论。尽管现在精神药物的研发还基本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研究人员只能在偶然和巧合之中发现新药，但如果精神病学家能够找到精神疾病的生理基础，那么就有可能系统地对症下药。无论如何，我们现有的药物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劣质的。它们产生的作用会遍及整个大脑，无处能够幸免，而服药者则会受到可怕副作用的折磨。这样说来，找到精神疾病的生理基础就意味着，能够确诊真实存在的疾病，得知明确的病因和病程。
我写本书，还抱着另一个目的。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针对药物长期效应的研究，比如，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简称SSRI）类药物问世已近30年，足以进行不少可靠的纵向研究。可我发现，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我所面对的是一片怪诞的沉寂。长久以来，医疗界对这类广泛使用的药物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科学的后续研究。现存的资料都来自早先礼来制药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为了让百优解获得批准而进行的为期6～12周的研究。但很多患者和我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在服用提高血清素水平的药物。为什么没有人深入研究调查？究竟是什么让人们畏缩不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试图在本书中进行解答。
我承认，我是带着偏见来写本书的。我是心理学博士，我既是医生也是患者。因而在着手研究之前，我并不是白纸一张。我的个人经历影响了我的关注点，因此也影响了我的结论。幸好，我的偏见还不算太严重，不至于让我无视一些可喜的发现。刚开始写本书时，我有个假设——精神药物的研发已然停滞。由于大型制药公司一手遮天，新的药物已经简化为一系列跟风的产物。制药公司制造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物的变体，并从中获利，完全不存在什么创新研发了。然而，我发现，一些研究人员正在回顾过往，为这个亟待创新的领域寻找新的出路。有些药物年代久远，甚至自古就为人们所用，但当它们被以创新的方式运用在治疗中时，很多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得到了缓解，而在此之前，这些患者的病情几乎没有任何对症的药物。
就本书里介绍的药物来说，不是我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我。我的写作目标不是对这些药物进行全面而广泛的介绍，而是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以时间为线索，但也遵循着一条主线：我像摄像机一样，通过药物来记录几个世纪以来精神病学的发展轨迹。通过这些药物，我们可以一览精神病学的全貌，看到这个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领域如何逐步被精神分析所把控，也能看到这个学科怎样再次把握住科学的脉络，蜕变得更加博大精深。毫无疑问，生物学对精神病学至关重要，因为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胞，也包含着复杂的机理。但在这个时代，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精神病学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神话的创造必须以人们的真实生活为基础。如今的患者很少接受谈话疗法，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保险公司不愿承保。一度为弗洛伊德学派和其他理论家推崇的谈话疗法，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也不赞成精神病学再次被精神分析主导，不过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如今这个越发推崇科学语言及结构的学科中，谁还会倾听患者的想法？患者该去哪里描绘、厘清、修正他们纷乱如麻的生活？在充满试管清脆碰撞声的世界里，谁能听到患者的心声？
我写本书的又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故事，尤其是那些并不广为人知的故事。比如，就最早的抗精神病药物是如何被开发出来的这一问题而言，相关资料唾手可得，但我还从未读到过讲述其确切起源的故事——关于迷人的、能够带来璀璨梦境的染料亚甲蓝的故事。本书同我之前写的书一样，力求以严谨叙事的形式展开。我想把20世纪和21世纪初诞生的开创性药物写进故事中，将其传诵下去。书中涉及的科学是精确的，只是在每个故事中，我都将其嵌入了传统的叙事结构。这些故事有开端、高潮和结局，也有英雄和败者，还有许许多多在其中不断挣扎、砥砺前行的普通人。
书中的很多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我的身体承载着精神药理学的历史。我服用过的药物无论是否起效，都在我的身体和大脑中留下了印记。因此，在写本书时，我最初的想法是：我要探索自己的身体，探索它的开端、高潮和结局。
编者注：为便于读者理解，编者对书中出现的所有药品商品名都进行了通用名的标注。其中部分药品尚未引进国内，请有用药需求的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法产品，并在专业医疗人员的指导下使用处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