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啪地断了线”

文森特不声不响地坐在我面前。对于一个五十好几的人来说，他的发量相当可观，但打理得不太好，就像他的胡须，干净但剪得不是很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暴力。与我见过的其他一些施暴者不同，文森特似乎缺乏那种自负的外表：他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说话也不粗声大气。人们很容易忘记，他很早就计划杀害他的妻子，并且他高效、果断地执行了这一预谋。唐娜根本措手不及，她试图钻进汽车时已经没有机会护住自己了。在残暴、冷血的袭击之后，他任由她跌倒在地，然后打了999电话自首。对于像文森特这样的凶手来说，打电话给警察或者朋友，并且当即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并不罕见。

文森特被捕的时候，他告诉警方：“就像是一股血气冲上头，我就是啪地断了线。”给人的印象是他抓起一把刀，出于一时的愤怒而刺伤了唐娜。但在和我对话时，他说：“没有人来听我的想法，他们就是不想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影响到我的……”

“我会听你说的。”我说道。

这正是我要做的，非常仔细地倾听。

文森特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反省他的暴行，所以我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来这里是想试试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对他说道，模仿着他平静而温和的语气。

“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回答道，“但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你是指什么呢？”

“我有过计划，你知道的——我就要退休了，我打算买一座小农场，只种些自己吃的食物，也许再养几只鸡。我并不是一无所求。”

“所以发生了什么呢？”我问道。

“那些一再发生的事情，”他回答说，“我想要什么从来都不重要——现在还是这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任由这静默弥漫。

“没有人来探视我，一个都没有，”他闷闷不乐地说道，“我的孩子们，他们不想和我说话。他们不明白。他们看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我是坏人。这并不公平。”

文森特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支持他。尽管他声称没有人倾听他的心声，但作为审判的一部分，他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故事；而作为辩护的一部分，他也一直在和法医精神病学家沟通，讨论他“就是啪地断了线”。看起来，他真正抱怨的是，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立场上来支持他。没有人说：“是的，文森特，你杀死唐娜完全是情有可原的。”这让他很恼火。

“你能想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对你避让不及，而你的孩子也躲着你吗？”我问道。

“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他回答道，“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没有人看到这些事情是怎么影响到了我。这恰恰证实了我的观点，真的。我失去了一切，却没有人在乎。她就要离开了，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呢？”

我不想质疑文森特对这些事的说法。那不是我的目的。在为审判做准备的阶段，对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组织他那一版的故事。对他来说，那种虚构甚至可能已经变成了某种真相。

我很乐于听到文森特讲述他是怎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因为他谈论得越多，他就越不可能引用他排演过的语言。我也相信他由衷地感觉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相信他可能是经年累月地遭受了无数的羞辱和拒绝。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连串的借口，这就是文森特。对于我来说，有意思的并不是对他告诉我的每一个被拒绝的例子进行司法上的盘问，而是认识到羞辱和拒绝在构建和塑造他内在的身份和正义体系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每个人都经历过羞辱和拒绝，区别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和认知它们。

“就连我母亲，她也不喜欢我。她从未善待过我，”文森特对我说，“我一生都那样子，真的。”

文森特还没有提到唐娜的名字，他谈论的是范围更广的从前被拒绝的例子。然后他转向了最近的不公平。

“他们告诉我，我不能分到‘份地(4)’。我本想在法庭上对他们说一说其中情形，但似乎这都不怎么重要。”

对文森特来说，处处都是不公平：刑事司法系统、心理健康服务，以及他的朋友和家人没有来探视。在他看来，一切都在和他作对。他想让人们尊重他、赞同他，但感到无能为力。

但正是他缺乏同理心，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他不能理解他的成年子女为什么不愿意来探视。他似乎没有想过，对于一个杀害了他们母亲的男人，他们会作何感想。一切都只关乎他本人。在无意识中，他用自己的话语，揭开了自己的一个至关重要之处。

我们学习辨别那些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人，并不一定要通过观察他们的面貌，而是可以通过他们行为举止的模式和谈论事物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工作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是倾听的原因——不过，或许更重要的是，任由人们畅所欲言。这是有所区别的。当我随便他絮絮叨叨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未经修饰的语言来阐述是什么驱动了他，这样我就能搞清楚大概是在哪里最适合踩下刹车。

*

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使杀害配偶的行为合理化，认为这是“由于激情而犯罪”——也就是情杀。这个想法巧妙地解释了令人费解的对至爱亲人的杀戮。它鼓励我们相信，人们可能会在某些发现之后——比如婚外情或者可怕的背叛，出于嫉妒或者愤怒而冲动地杀害他们的情人或配偶。这似乎是说得通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拒绝过，或者经历过一段特别痛苦的感情的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或许会丧失理智，由于做了某些完全不符合性格的事情而“啪地断了线”或者“怒不可遏”。这显然是许多这一类凶杀案在媒体以及凶案审判中得以解释的方式。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相信，那些经常性地在似乎无法控制的怒气中殴打伴侣的人，有一天可能会做得太过火：结局可能会是死亡，即便并非出于故意。

那么，在这两个主要的、看似简单而又可信的解释中，哪一个适合文森特呢？他有没有把唐娜当场捉奸，并在那嫉妒的情绪压倒了一切的最激烈时刻做出反应？

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点。文森特伏击了唐娜，当时她正在做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下班回家。他选择了他的时间和地点，他选择了他的方法。他有时间思考和计划；他有时间保持理智；他站在昏暗的停车场里默不作声地等候着她。他做出决定去实施他所做的事情。这不是冲动的情绪失控。文森特也并不经常性地对唐娜施暴。这不是一次“揍过了头”。

那么，文森特是能反证规律的例外吗？并不，就像绝大多数事情一样，文森特十分普通。如今他已成了普通的杀妻凶手。

一旦我们不再认为这些谋杀是冲动的，我们就能开始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是不可预测的，或者超出了调查分析和法医的理解。实际上，亲密伴侣凶杀是凶案中相对容易预测的形式。这种可预见性构成了我的八个阶段凶杀时间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