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我国历来就是人口迁移情况较多的国家。历史上有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代表的自愿人口迁移，现今有以水库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生态环境保护等为代表的非自愿人口迁移。在非自愿人口迁移中，水库移民因人数最多，难度最大，破坏性最强而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修建了葛洲坝、龙羊峡、乌江渡、二滩、隔河岩、紧水滩、棉花滩、东江、水口等数百座大中型水利水电设施，特别是修建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小浪底水电站，开展的南水北调等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工程，产生了360多万名水库移民。［1］然而，电站建设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的同时，部分移民却承受着失去土地、远离亲人、背井离乡和陷入次生贫困的悲痛。记得在看《安民为天：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时，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即水电工程建设是“功在国家，利在企业，难在政府，苦在移民”。国家（中央政府）、企业、（地方）政府与移民，他们是水电开发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然而，在四方的博弈中，移民作为弱势群体能否成为水电开发的受益者？国家声称的以发展为目的的水电工程建设，给移民带来的是否发展的机遇？虽然每一座电站移民搬迁安置的历史不同，但每一座电站移民安置的历史都能告诉我们答案。

2012年初，笔者在广西Y库区做后期扶持的课题调查，一位乡镇干部邀请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去参观他们的“部落”。在那里，我们能看到“久违的”的土坯房和茅草房。“部落”一说既是这位乡镇干部的自嘲，也暗示了移民艰难的生存处境。2012年暑假，笔者到Y库区开展遗留问题解决进展的课题调查。调查中，移民希望“上面来的人”能帮他们反映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在两次调查后，笔者一直思考关于水电开发与移民发展干预的问题。在导师的建议和指导下，笔者最终选择Y库区的移民发展干预作为选题[1]。此外，之所以选择Y库区的村落作为个案是因为Y库区的三个特殊性：首先，Y库区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对后靠移民实行口粮补助的电站；其次，Y库区从启动移民工作至今，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过程，Y库区是观察社会经济变迁与移民发展较为理想的案例；最后，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移民史上对遗留问题处理力度最大的一座水电站，近乎于对移民实施二次安置。

Y库区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H市D县的一个小镇，属于红河水梯级开发的第五座电站。该电站以发电为主，年发电量56.6亿千瓦时。Y库区移民从1985年开始搬迁，1992年结束。据统计，1992年，Y库区生产安置人口为62430人，其中后靠安置46999人。Y库区建设之时，正值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当时大力发展水电、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的主旋律。然而，在向落后挑战、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将移民搬迁转变成发展机遇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反而使移民陷入了贫困的窘境。学者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补偿安置阶段，移民在原生性贫困的基础上遭受了严重的利益损失。1996年，D县移民人均收入210元，仅为全县农村平均水平的21%。［2］进入后期扶持阶段后，移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低于当地农民平均水平。2002年，Y库区移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36元，而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1360元，移民人均纯收入仅占库区农民的61.5%。［3］经过补偿安置和长达20多年的后期扶持，移民仍然是库区的弱势群体。根据2007年的《广西统计年鉴》，2007年，D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252元，然而，在贫困线以下（当时贫困线是人均纯收入628元）的Y库区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33.1%。

在这一组组数据背后是移民生活的艰辛，也提醒我们去反思移民的发展之路。我们不禁要问，从搬迁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电站建设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为此，本研究从纵向的角度，以Y库区的巴村为个案，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分析不同阶段政府发展干预的村落实践，剖析发展干预目标偏离的原因和库区“部落”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