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拼接视域下的“快手”
——基于青海土族青年移动互联网实践的考察[1]
姬广绪[2]
摘要：本文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五十村的年轻村民的快手视频制作和发布实践为例，发掘其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快手视频社交App的文化意义。短视频表现出都市和乡村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交叠的情景，呈现网络新时代城乡文化并存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快手以一种相对轻松、便捷的视频方式，成为城乡边界模糊性与城乡文化并存的隐喻和舞台。五十村年轻村民的快手实践对于化解传统研究中的城乡二元对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快手 青年 城乡文化拼接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7.31亿人，位居全球第一。[3]网络的快速发展及手机等终端设备的普及加速了中国都市化的整体进程，尤其是乡村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对地方文化、社会组织及整体的社会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在如下几个层面展开。首先，关于“技术赋权”的内容占据了较大篇幅，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4]“赋权”主题在当今中国的农村发展以及国家不断提倡的新型城镇化转型中尤为受到关注，如互联网如何赋权乡村基层，改变以往城镇化进程中资本和权力主导的格局，让乡村自下而上发展，自主整合地方资源，促进就地就业、商业与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完善。[5]其次，互联网语境下的乡村发展研究更多地在继承之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模式下讨论“数字鸿沟”及其带来的城乡发展的差异。DiMaggio等人回顾了相关文献后提出，数字鸿沟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接入机会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和使用互联网的差异导致的数字不平等。[6]在中国互联网接入率逐年提高的背景下，“数字鸿沟”问题显然已经从过去的接入机会转化为运用差异[7]，而这导致了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如何基于乡村的自身基础，通过互联网的连通性，将闲置的、碎片化的、与工业时代发展不相匹配的资源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实现城乡平权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乡村研究的新热点，而此部分的研究尚待挖掘。
在青海土族青年的“快手”App短视频制作中，笔者发现，年轻人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拼接并置，展示了特有的网络时代的文化调用策略和逻辑，模糊了城乡二元对立，缩小了发展中的城乡差距。事实上，土族青年的快手实践清晰地折射出网络时代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多样性及复杂性。
“快手”是一款手机应用App，前身叫“GIF快手”，诞生于2011年3月，最初是一款用来制作、分享GIF图片的手机应用软件。2012年11月，快手从纯粹的工具应用转型为短视频社区，成为用户记录和分享生产、生活的平台。在快手上，用户可以用照片和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也可以通过直播与粉丝实时互动。截至目前，快手累计注册用户超过7亿人，日平均活跃用户超过1亿人。
在笔者调查的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村，年轻人手机中均下载了快手应用，2017年7月至8月，笔者在村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重点调查当地年轻人的快手视频制作和分享。田野调查期间，笔者注册了快手账号，关注了村中所有年轻人的快手账号，并时时参与年轻人的快手视频拍摄。笔者对该群体的线上视频制作、分享实践以及线下的日常生活做了全方位的记录，文中凡无明确注明出处的资料，均来自此次田野调查。
此次调查的田野点五十村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一个土族人口占全村人口九成以上的典型的土族村，村里现有农户467户，共有1648人。村里的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快手软件，笔者调查发现在不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观看软件用户上传的小视频，同时也模仿着拍摄和发布各种短视频。这个发现是笔者在调查之初不曾设想到的，作为一款视频社交软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快速下沉到西部少数民族村落的年轻人生活中并占据他们日常闲暇的大部分时间着实令人吃惊。更让笔者感兴趣的是村里一个叫李永福[8]的年轻人，在被问到以后的职业规划时，他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做网红、赚大钱。”这群村里的年轻人如何利用手机和快手将自己置于互联网中，“网红”和“农村青年”这两个有着巨大落差的身份在他们身上如何呈现和互动，以快手视频社交为代表的线上都市化实践如何化解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是本文要关注和讨论的。
二 “记录和分享普通人的生活”：快手视频中城乡文化的拼接
根据2017年快手的数据，目前，快手App的日活跃用户数已经超过1亿人，总注册用户已经超过7亿人，每天产生超过1000万条新视频内容，五十村的年轻人就是这7亿用户中的代表。调查期间，在征得被调查者同意的情况下，笔者观察了村里几个年轻人的手机，发现除了作为“国民应用”的微信被他们普遍接受以外，快手已成为排名第二的应用软件。对年轻人来说，快手App所呈现的网络空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是平行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空间。他们用快手记录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拍摄的短视频有机会被世界看到，从而消解了孤独感和疏离感，也提升了幸福感。快手把记录、表达和传播的权利，通过技术手段赋予了无数个普通人。对这群年轻人来说，快手短视频向他们提供了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和看法的机会。“草根视角”让民众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利，这让原本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观念开始松动，年轻人开始通过视频拼接都市与乡村文化，让二者共存于一个空间。快手视频所体现的城乡文化拼接与快手自身的标签化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将从快手视频的记录性、普惠性、技术驱动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快手视频的记录性：城乡文化拼接的主体性表达
五十村的村广场是村委会所在地，也是村里唯一的免费Wi-Fi的蹭网地，这里经常聚集着村里的年轻人，他们蹲在广场的水泥台上，眼睛盯着手机屏幕，仔细地看着快手中的“网红”发布的短视频，并不时和身边的小伙伴交流、评论。起初笔者并不清楚这些小伙子们每天盯着屏幕在做什么，以为他们在打游戏，后来我凑上去看见他们在对着屏幕中几个穿着民族服饰唱民歌的小姑娘乐得不行，又对一个吃着海鲜大餐且吃相很难看的东北小伙子品头论足。视频中的小伙子操着浓重的口音边直播边大口大口地吃着海鲜。村里的小伙子说基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觉得这个被他们关注了很久的“网红”特别厉害。
李永福早在一年前就注册了快手账号，并且每天都要在快手上花一两个小时，主要就是发视频、刷推荐、互点赞、看评论、点关注。查看李永福发布的短视频后，笔者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内容，包括日常工作内容、闲暇聚会活动、个人自拍等。而网上流传的关于快手直播中为了获得异常关注而表演的低俗和怪异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在村里年轻人的视频中。李永福说虽然他们经常在快手上看那些“网红”的直播，但是他们对于哪些内容能够发到快手上也是有自己的底线的。他说他关注了快手一年多了，发现快手视频中那些暴饮暴食、自残式娱乐、以色情来博取关注的行为虽然可以短时间内吸引很多猎奇者的关注，但这和他的初衷并不一致。他说他喜欢和网友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必须要真实，必须不能是表演出来的”。他在西宁的手机店做促销员，同时也做手机的售后维修工作。他说当他在手机店里修手机时会开视频告诉大家如何修手机，同时告诉大家去修手机时怎样防止被骗。当他回到村里时，他会开视频给大家看他和村里的伙伴到林子里去烤土豆，围着灰坑唱“花儿”和流行歌曲。当笔者在村里调查时，他邀请笔者在访谈的老乡家里开了视频，并和他的粉丝介绍什么是人类学，为什么笔者会到他的村子里做调查。
对于真实生活的主体性表达是村子里快手青年的追求，是一种对能够自由表达想法的渴望，他们不再希望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被表达”，快手把记录、表达和传播的权利，通过技术手段赋予了他们。在这个新的表达空间，视频是主体表达权的最好的载体，快手所呈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有美、丑，有善、恶，有积极与消极，有阳光与阴霾，有希望与绝望，是一个“真实、多元甚至有点问题的世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发布的视频有些杂乱无章，没有确定的主题，也没有既定的套路，流水账式的视频记录了这群人的生命轨迹，具有一种模糊性。他们发布的视频时而是“土味时尚”的自恋式自拍，如小伙子们戴着墨镜，穿着紧身裤，骑在一辆摩托车上摆出耍酷的造型；时而是穿着土族传统服饰参加仪式或庆典的视频，如2018年5月7日，李永福在他的快手上传了一段小伙伴结婚的视频，视频中他们都穿上了土族的服饰，坐在新郎家的院子里听新娘的舅舅唱送亲的土族“花儿”。他在视频中配音说自己听不懂这些歌是什么意思，并且说视频中唱歌的舅舅是外村中为数不多的仍旧会唱此种“花儿”的中年人了。都市与乡土的交叉展现及认同在这个群体的视频内容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他们游走于二者之间，既不完全认同都市文化，也不刻意渲染传统，这是一种杂糅并包的文化表达。
（二）快手视频的普惠性：城乡文化拼接的多样性表达
“普惠”让所有人都有能力留下自己的记录。让每一个用户都能被记录，快手不会根据高矮胖瘦、穷富美丑来做判断，每一个人在快手上都能获得平等的对待。村中的年轻人如此热衷于拍摄快手短视频，原因在于农民出身并不影响他们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在笔者关注了快手近一年的时间里，快手平台的去中心性特质令人印象深刻。平台上每个人所获得的关注和流量都是平等的，即便明星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流量倾斜，那些“有意思的普通人”反而容易获得更多的关注。李永福之所以立志做一名“网红”，原因就是快手平台给了他一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从农民到“网红”的身份跃迁的路径。在李永福的介绍下，笔者在五十村找到了一个被当地年轻人称为“网红”的小伙子李勇，他是这个村里比较早关注快手，并通过娴熟的社交技巧迅速积累了300名粉丝，成功开通直播权限的第一个年轻人。靠着每个月的直播和发布制作的短视频，李勇能够从快手平台获得300元左右的打赏收入。虽然这部分收入不多，但对于村里的其他年轻人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他们纷纷开始效仿李勇的模式，勤奋地经营着自己的快手，期待着早日能够开通直播，实现社交变现。普惠性赋予了普通人发声的机会，自然也带来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呈现，这是快手平台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每每打开快手，更新村里年轻人的视频，一种强烈的真实而多元化的感受便油然而生。
互联网本就是提供和接纳多元观点的理想场域，快手恰好给了这些年轻人多元表达的机会，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可以让他们自由地表达对于生活的多样化理解。例如，都市青年理解的闲暇可能是点上一杯咖啡，坐在星巴克的遮阳伞下看着行人来来往往，或者坐着飞机跑到风景如画的海边，戴着太阳镜，读一本自己欣赏的作家的小说，但村里的年轻人有自己理解闲暇的方式。村中的年轻人喜欢结伴到树林里野餐，铺上一块塑料布，年轻的男孩女孩围坐一起，边喝啤酒边唱歌。有时他们会带上自家的马铃薯，在树林里点起火烤马铃薯。这时就会有人拿出手机，用环拍的方式将参加聚会的人都拍摄下来发到快手上，并配上轻快的音乐。这些年轻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没有快手平台，他们的生活完全不会被其他人注意到。普惠式的生活记录让观者看到了一个多元美好的真实世界，让身处不同时空的观者看到那些他的生活空间中不曾出现的人和事物。在快手上，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共存于同一空间，以往互联网语境中的都市精英话语开始被更加多元的话语取代，都市文化不再是精英文化的唯一表征，乡土文化在快手平台上越来越多地显现和被观看，两种文化的差距被缩小，自由表达模糊了既往的城乡分立界限。
（三）快手视频的技术驱动：乡土文化的集中表达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深入网民的日常互联网实践，网络技术中的基本核心程序已经相当成熟。目前多数算法和信息过滤技术都是根据用户的链接点击、文字输入和搜索等动态行为来判断你似乎会感兴趣的内容。也就是说，用户在网上的实践行为、其他背景近似的网民群体的实践行为会被详细记录、分类，以此来推断大家的好恶。快手也不例外，所有用户的刷推荐、点赞、点关注的行为都会被算法记录，其利用强大的AI技术进行分析，将不同的用户“标签化”，再根据精准的视频标签将计算出的符合用户口味的视频推荐给用户。快手通过草根记录和去中心化的表达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并置，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不断地向观者推荐更具乡土性的文化要素，使观者以往对于互联网的认知和感受受到挑战和冲击。从人类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文化冲击，其实笔者从一开始关注村里年轻人的快手视频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冲击，为了刻意地使自己拍摄的视频看起来更加“时髦”，他们往往将视频配上感伤、低沉的流行音乐，营造出一种忧郁中带有孤独感的气氛。除了使用音乐衬托气氛以外，他们还喜欢在视频上配上他们编辑的文字，如“你若有心，我怎会无情”“曾经滴酒不沾的我，为你喝到酩酊大醉”等。小伙子们都说这样的视频拍摄和处理方法是从快手上其他人的视频中学来的，他们觉得这样的视频很“酷”，很符合他们对时尚的理解。在村中与年轻小伙子们一起刷快手时，笔者发现，“刷推荐、互点赞、看评论、点关注”是他们在快手上经常做的，而根据人工智能的算法规则，这四种动态的实践行为是最能够让计算程序记录用户偏好，为用户“贴标签”的。通过持续观察发现，刷推荐是小伙子们耗费时间最长的，他们往往会花上一个小时浏览算法推荐给他们的视频。在发现一个有趣的用户后，他们还会互相推荐关注，这样一来，关注的用户的相似度会更大。快手平台的自由表达，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推荐，使村里的年轻人对于快手平台承载的乡土性更加喜爱，他们发觉在快手平台上发布有着乡土元素的视频不仅不会被鄙视、屏蔽，甚至还会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点赞。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和对乡土文化的自信心，同时视频的变现特性激发了小伙子们制作和发布视频的热情。村中小伙子们拍摄的视频对笔者来说成为集中展示当下乡土文化的重要文本，村中的大小节日、婚丧仪式、村民的日常劳作都会被拍成视频，就连新收获的土豆和蚕豆也会被发到快手上。
三 快手视频中的城乡关系变革及其隐喻
历史上中国乡村市场发达、信息流通畅，人口流动和商业信息网络与乡村自治的现实社区重叠，城乡得以协调发展。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进入中国，工业生产吸纳了大量乡村劳动力，农村开始被边缘化，城乡割裂加剧。城市发展虹吸乡村资源，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乡村文化习俗由于对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化方式有碍而在加速消失，人和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则向城市聚集。对城市来说，从乡村来的东西，有用的被利用，没用的就被抛弃。现在以去中心化模式兴起的快手，通过赋权个体，带来了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融合及重构。
（一）快手视频中的城乡文化认同策略
拍摄视频的年轻人是正在通过不断地接纳和吸收不同的文化要素实现快速社会化的群体。他们具有很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自我塑造和角色建构的需求。这是一种人类本能式的需求，他们需要在这个快速社会化的阶段不断地尝试和调整，最终完成自我角色的定位。埃里克森指出，青春期存在对成人承担义务的合法延缓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期。[9]在这一时期，青少年们开始关注自我意识，开始在生活实践中区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以确定“我是谁”。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媒体让乡村青年可以便捷地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同世界建立链接，异质性的信息爆炸式地充斥在他们的头脑中。互联网带来了一个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并置的空间，这些青少年在认识自我、表现自我方面开始出现了选择性困难，这种迷茫的阈限状态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将线下空间与线上空间并置，通过线上和线下双重空间的叠加实践塑造出一个“自身”（Self）、一个“化身”（Avatar）来破除困惑所带来的身份建构障碍。“自身”主要解决线下空间中的身份塑造和角色建构问题，他们会根据既定的社会规范对青少年的要求进行身体和行为上的规训以获取自我认同。而“化身”主要是为了将网络生活中建构的角色在类似快手这样的平台上呈现，突破线下社会给青少年预设的规定性角色，挖掘“多面向自我”，并将之在互联网上借助各种文本表达出来。当然这两种身份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笔者对五十村青少年的快手短视频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他们也会将平日生活中的“自身”投放到网络上，其中包括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婚丧仪式、农事生活等片段。乡土“自身”甚至成为他们在快手中区别于其他用户的独特标签，土族的身份及附带的文化要素成为他们在快手上积累粉丝、实现社交变现的重要资源，乡土文化的认同也随之被强化。
任何一个人在完成自己的身份塑造和被别人认同的过程中除了需要与具有相同特点的他人建立联系并获得对某一个群体的归属感以外，还需要对他人进行某种分类和识别。身份认同作为一种社会特征和属性，是关于某个群体的共同认识。它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集体成员也以分享某种特殊的属性和特征为荣。五十村的青年在快手账号上互相关注，成为好友，并且在网上分享“网红”的视频作品。在线下的生活中他们更是通过各种类型的组织活动，以群组的方式出现在村落中。笔者发现村中的年轻人无论是着装的方式、闲暇时的喜好，还是外出务工选择的工作类型都很相似。例如，村中的男青年普遍喜欢穿雪白的衬衫，外面再搭配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下身穿一条紧身的锥形牛仔裤，脚蹬一双轻便的运动布鞋。他们喜欢闲暇时聚在村里的广场上，蹭着免费的Wi-Fi互相分享快手上的短视频，并不时地对视频进行点评。通过这样的仪式性装束以及日常生活，他们可以轻松地以群体方式展示他们的群体亚文化，同时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和自豪感。
线上“化身”的拟都市性身份的存在和维持，就是依靠内部“共有文化”的生产和分享来实现的。成员通过模仿、改进和创新“化身”的造型和行为举止，确立自己心目中都市人的形象，并通过其他群体成员的模仿和再传播，固化一整套共有的表演经验和文化符号，以此为基础塑造线上“化身”的文化风格。这种风格虽不似前人研究的“杀马特”那般强烈和引人注意，但五十村年轻人的线上实践也的确体现出一种通过协商和共享来表达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这些年轻人将个体对于自我（“自身”）的想象与对都市文化的想象（“化身”）统一起来，通过不断分享的视频风格形式形成属于自己的对于都市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二）快手视频中城乡文化权力差距的消解
葆拉·沃悉（Paola Voci）在对中国手机视频的研究中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轻”（Lightness）[10]。“轻”，在外人看来就是没价值，这是文化之外的他者对于年轻人制作和转发的视频的直观印象。这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是一种与认为快手视频“低俗”一样的文化冲击的反应。接触快手之初，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要在视频中做不合时宜的举动，或许会认为他们在“贩卖自尊博关注”，但当你了解他们的愿望就是“做网红、赚大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超市，每天有吃有喝，守家待地就能过日子”的时候，就会发现正是这些众多的“轻”，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和文化的意义。从展示自己的生活和讲述生命故事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视频，“轻”就是一种沉重。“轻”与“重”在快手视频的语境中是一对包含着权力关系的概念，体现了城乡文化各自不同的话语权。快手恰恰将这些视频通过网络呈现在都市人的眼前，并给予这些视频平等的展示权，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逾越城乡差距成为都市人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平台可以自信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拍摄和分享视频代表着这些年轻人对于村外世界的模仿和实践，在更深层意义上体现了他们期待对于自身被先赋的乡土文化的一种基于传统的二元价值的突破。生活在农村中的年轻人，无时无刻不想突破社会结界，到达资源丰饶的都市世界。他们在快手上的表现——求关注、求点赞——本质上是在用自己的网络身份实践努力地抵抗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他们渴望接近主流都市文化，快手视频则成为他们通过展示乡土文化来靠近主流文化，并最终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媒介。但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不断地遭到精英文化的排斥和轻视。他们穿着廉价的仿制名牌服装，用着OPPO和VIVO手机，在快手上传播各种摆拍的照片和美图，并尽力地向城市文化靠拢。快手对他们来说是逃避和化解城乡二元矛盾的理想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地展示“土味时尚”以及各种各样的乡土生活，因为快手作为一个专注于记录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社交平台并不存在明显的精英文化导向，多元并包的平台特点让都市文化和地方文化能够很好地并存及融合。在此，互联网引领了城乡文化消费，并重塑了城乡结构。利用互联网，都市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结合，围绕着这些年轻人的不再是来自精英文化的规训和道德贬低，他们也无须具备高水平的为自身文化辩解和阐释的能力。在快手上，他们体会到了城乡文化并存和拼接的可能性。
（三）快手视频的多元化呈现
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电子媒体提供了崭新的资源和规则来建构想象中的自我和世界，电子媒体标记并重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成为建构自我的实验资源，遍布各个社会，人人皆可取用。[11]五十村的年轻人不断地通过微信、快手等汲取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建构自我的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想象认知。电子媒体使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脚本的可能性充斥着电影明星般的迷人魅力，但又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因为这些被模仿的对象都是快手直播中活生生的个体，直播提高了可信度。以快手为代表的电子媒体通过形式上十足的丰富性和在日常生活中迅猛传播的速度为自我想象提供了资源，并将其作为一种日常的社会项目。
快手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每天会生产大量的视频内容，这些视频都可以作为资源被村里的年轻人汲取，用于建构自身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正因为资源的广泛性及平台对于视频记录内容的包容性，大量的多元视频内容被呈现在平台上，在快手上的确能够发现大量的乡土元素视频，但这不是全部。快手就像是一个大舞台，给了所有的普通人站上舞台的机会。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量介于城乡之间的内容，城市里送外卖的小哥、理发店里的学徒，都是快手视频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都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都市中没有他们可以展示自我的机会和舞台，作为默默无闻的大多数，强烈的二元观念冲击着他们的都市体验，排斥感充斥着他们的生活。这些人在快手上的确可以凭借自己的展示和努力变成那些“有趣的普通人”，从而受到大家的关注，成为网络上的红人。快手平台的多元化特质体现出平等性和多样性，在这里城乡文化兼容并包，在空间上体现出“乡村的非乡土化，都市的非中心化”趋势。五十村的年轻人充分利用快手视频展示了他们所认同的时尚，展现了根植乡土却又超越乡土的文化拼接现象。而平台上的其他视频，如上述提到的打拼于城市的草根年轻人的视频则展示了身处都市的他们如何利用快手摆脱现实社会的排斥和隔离。
这些视频中既有年轻人对于都市生活的向往和模仿，也有他们对自身乡土文化符号的利用和改造。二者同时展示于快手的平台上，从社会发展演进的角度去看待快手，它是一种介于乡土和都市之间的过程的展现，其中没有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分，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关系的约束，它使现实世界中二元论的界限变得模糊，并因此提供了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四 结语和讨论
快手平台的出现让这些土族年轻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场景，也就是都市和乡村融合、拼接的场景，这是一种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交叠的场景。村子里的年轻人借助移动互联网进入了一个两种文化可以并存的空间，在那里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再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障碍，他们也不必因为自身携带的乡土文化的基因而被歧视。与此同时，借助网络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呈现其所理解的都市文化和时尚，并体会到一种新的可以和外部世界连通的方式和展示自我的舞台，这种文化的拼接和并存正是今天城市化研究中所缺少的。以往的城市化研究中，城乡发展权力的失衡使城市成为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主导，乡土文化被吞噬。线下的都市化体现的城乡竞合关系在线上却是另一番景象，互联网的发展恰好给这一进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注解，快手成为这种模糊地带的平台，让这些无法到“知乎”上秀知识、无法靠颜值在各大直播平台晒身材，却又充满热情，对“表现舞台”有强烈需求的农村年轻人聚集在此。他们通过视频展示自己对都市化的新感受，表现都市和乡村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交叠的情景，呈现网络新时代城乡文化并存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快手以一种相对轻松、便捷的方式，成为城乡边界模糊性与城乡文化并存的隐喻和舞台。多样性固然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城乡二元的分立，带来了城乡文化融合的可能，然而多元也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制度约束的多元将会导致失序。快手上有普通却美好的平凡人的生活，但也有自残、暴力、性等猎奇的内容。这些内容游走在边缘地带，虽然会带来巨大流量，但也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李永福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些猎奇的视频，他说：
快手就好比一块油菜花田，每个人都辛勤地耕耘自己的土地，期待油菜籽的产量提高。有些人使用化肥、有些人用农家肥，过度使用化肥虽然可以短时间提高产量，获得更多收入，但土地会受到损害，不利于持续发展。而农家肥虽然产量不高，却可以保持土地的肥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快手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些猎奇的视频就是化肥，没有后劲的。
在理想监管的基础上，快手的发展同样会给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它是一扇可以透视社会发展的窗户，通过它可以看到那些原来看不到的“日常生活”。快手上的用户都是普通人、平凡人，它用了一种很朴实的方式将这个真实、多元甚至有点问题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但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6ZDA151）的阶段性成果。
[2] 姬广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3] 喻思娈、张洋：《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123/c40606-29042485.html，2017年1月23日。
[4] 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4。
[5] 李孜：《农村电商崛起：从县域电商服务到在线城镇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第2页。
[6] Paul DiMaggio et al.，“From Unequal Access to Differentiated Use：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on Digital Inequality，”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Working Paper 29，Princeton University，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al Policy Studies，2003.
[7] “接入机会差异”强调通信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无法使用互联网的地区性差异，而“运用差异”是强调互联网接入机会均等条件下个人的网络素养差异所导致的在利用互联网获取有效信息并将信息转化为财富的能力方面的差异。
[8] 在征得受访对象同意后，笔者对其真实姓名做了匿名化处理。
[9] 〔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117～118页。
[10] Paola Voci，China on Video：Smaller-Screen Realities，Routledge，2010.
[11] 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