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政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来理解，上述争论在有关“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的讨论中都有迹可循。农政问题最初是欧洲国家提出的，其背景是这些国家当时正在经历的从前资本主义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型。在这些欧洲国家工业化的早期，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以不同方式促进了工业的资本积累，而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和工业资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农政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多层含义。

马克思以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为经验基础，在《资本论》中提出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指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劳工的形成——为其工业化提供了条件（Marx，1976）。尽管在欧洲地区只有英国和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彻底完成了农业资本主义转型（Bernstein，1996），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提供了有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和方法。拜尔斯（Byres，1991：3-76）和伯恩斯坦（Bernstein，1996）从三个层面总结了农政问题的含义。

一是农政问题中的政治命题。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在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Engels，1970/1984）。在恩格斯看来，农政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又是不断分化的，因此农政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有庞大农民群体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如何团结农民，以及团结哪一部分农民的问题。

二是农政问题中的社会命题。这一命题主要集中在考茨基和列宁的论著中，关注的是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不同形式和影响。在恩格斯之后，考茨基（1936）和列宁（1899/1984）进一步用翔实的经验材料延续了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讨论，形成了《土地问题》（中译版书，英文原版书名为The Agrarian Question）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两部著作。列宁对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系统的农业资本主义问题研究中的空白（Lenin，1960：94）。巴纳吉总结道，考茨基和列宁对农政问题的论述指向如下问题：为什么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同于工业？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存（尽管前者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并存会产生什么影响？（Banaji，1976）

三是农政问题的经济命题。这一命题主要关注农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尤其是工业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苏联在1917年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参照，在《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一书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原始积累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应当来自农业中的“剩余”转移（Preobrazhensky，1965）。伯恩斯坦认为，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村社会的全面资本主义化（Bernstein，1996：25）。

这三个层面也被总结为农业变迁中的生产（production）、积累（accumulation）和政治问题（politics）（Akram-Lodhi and Kay，2012）。总体而言，经典农政问题的核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因此，伯恩斯坦将之概括为“农政的资本问题”（agrarian question of capital）（Bernstein，2006：450），拜尔斯则将农政变迁定义为“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占据主导地位所需的农村社会的改变”（Byres，1996）。后来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总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社会环境下，各国的农业转型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在英国，农业转型被概括为地主主导的自下而上的路径；普鲁士是容克阶级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业转型；美国也是自下而上的转型路径；法国的农业转型被概括为延迟的转型（Byres，1996）。也就是说，早期农政研究的一个焦点是农政变迁如何推动了工业领域的资本积累，这些研究通常也是在一些国家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开展的。然而，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从2009年起，农业产值占中国GDP的比例已不到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9：58），这意味着从农业中直接提取剩余已经不是工业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表示农政问题在中国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来资本下乡，这一过程与工业化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和特征、农业在中国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作用，都是需要考察的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二战结束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农政问题的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农政问题的讨论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空间。伯恩斯坦认为，传统的农政问题主要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称之为“农政的资本问题”（agrarian question of capital）。随着二战后世界各地区的土地改革，从全球范围来看，地主主导的地产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基本消失了；加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农政的资本问题已经基本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农政的劳工问题”（agrarian question of labour），主要指南方国家的劳工阶级只有通过无保障、受压制且日益稀少的雇佣机会，结合一系列其他的同样不稳定的经济活动，例如小规模农业或非正规就业，才能完成其再生产。也是在此基础上，伯恩斯坦认为“农民”（peasantry）这一概念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其指称意义，农民仅靠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完成其再生产，还必须结合多种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伯恩斯坦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工阶级的再生产问题是当下农政问题的核心（Bernstein，2006）。这一判断受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的批判，尤其是针对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他们指出过去的一个迷思就是将工业化本身——而不是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工业化（sovereign industrialization）——看作农政问题的出路，忽略了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乏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考虑。这些学者强调农政问题绝没有终结，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农业的资本化转型之间并没有自动的联系；且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土地掠夺在南方国家仍在不断增多，也意味着农业的资本积累仍在继续，而第三世界大量存在的农民群体，可能为农政问题的解决探索出一条农民道路（peasant path）（Moyo et al.，2013）。由此可知，关于“农民群体”的这一看法仍有很多争论，如何解释第三世界仍广泛存在的“小农”或“家庭农业”，甚至成为今天农政问题的一个焦点。

对小规模农业得以存续的解释，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解释是强调小农经济自身的运行逻辑不同于企业化生产者，因为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其从事农业生产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也就是说，小生产者维系的只是简单再生产，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在这种前提下，小农农业寻求的是在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成员需求满足之间的均衡。因此，在小农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小农户的策略会有所不同，当家庭人口增多而土地面积有限时，小农户会选择自我剥削。在恰亚诺夫看来，农民家庭的自我剥削使他们得以适应资本主义的环境。同时，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的出路是纵向一体化，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可以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来实现。如果够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那么多重经营的合作社既可以克服高资本投入的瓶颈，又可以避免家庭的“自我剥削”（恰亚诺夫，1996）。

第二种解释与上述看法相对，强调小规模生产者本质上是无产化的，他们从属于工业或农业资本，是隐蔽的雇工（Mooney，1988）。也就是说，我们应重新认识家庭农业的内涵。

第三种解释强调家庭农业的功能，例如能提供廉价的食物和劳动力，为工业资本积累做贡献（Vergopoulos，1978；De Janvry，1981）。不过，这种解释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边缘国家的作用，这也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Bernstein，2006）。

第四种解释是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农业生产中“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差异，而不是农户的自我剥削，使家庭经营得以存续（Mann and Dickinson，1978），这种论述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种解释与第四种解释有一定的相同点，即都强调了农业本身的特殊性，但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过于注重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这一解释的核心概念是占取主义（appropriationism）和替代主义（substitutionism），主要从生物技术的角度讨论工业资本如何渗透到农业中，完成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占取主义”指的是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环节被工业资本改造，这些部分转化为工业活动后，又以农业投入品的形式，被重新整合进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占取（appropriation），导致农业活动的资本化程度不断提高。“替代主义”指的是在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工业活动带来的附加值比例越来越高，农产品先是被降为工业投入品的一部分，继而不断被“非农成分”所取代。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之所以与工业现代化不同，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农村社会结构”，而是由其“自然生产过程”决定的（Goodman et al.，1987：1-2）。这一理论强调工业资本可以通过技术的改进，灵活地从农业中占取剩余，在不进行土地大规模集中的前提下，也能实现农业的资本积累。不过，由于这一框架过于强调技术对农业资本的改造，忽略了对生产关系的讨论，从而使生产者之间的分化问题被忽视了。此外，这一框架也过于强调家庭经营在农业转型中的存续，却未能揭示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不断加深这一事实。

本书将以农业产业化作为切入点，同时结合对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考察来讨论中国的农业转型。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化的过程联结了工、农两个部门，因此我们可以探究农业为工业资本积累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化涉及多个主体，因此我们可以分析农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农村不同阶层的生产者之间如何互动，以便展现企业的资本积累动力，同时阐释国家在农业转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