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村生活资料商品化与生产资料商品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商品关系逐渐扩展，农村的生活和生产都被卷入市场经济中。农村商品关系的扩展开启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对农业化工产品和其他投入品的大量需求。农业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对生产者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也是资本从农业中提取积累的前提。

（一）农村生活资料的商品化

对于农村的小生产者而言，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指的是他们很难在商品关系之外完成劳动力再生产（Brenner，2001）。表2-1所示的农村家庭的现金支出数额以及现金支出占家庭开支的比例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趋势。

表2-1 农村家庭各项消费现金支出及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1980～2015年）

如表2-1所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金支出占农村家庭生活支出的比例迅速增加，从1980年的不到50%增长到2015年的80%以上，这意味着农户越来越依赖市场交易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食品支出是农户现金支出中的主要部分，其占比从1980年的不到20%增长到2015年的近30%，这一比例自2005年以来就一直稳定在30%左右。交通、通信支出也急剧增长，从1990年的1.4%增长至2015年的12.6%，这两项支出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城乡流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的统计，2012年全国共有1.63亿农民工流向城市。值得注意的是住房支出的增长，从1990年到2012年[3]，农村人均新建住房面积的增长一直保持在每年0.8～1平方米，但每平方米的建房成本却从112.6元上涨至864.1元[4]。这些生活资料成本的上升导致了农户现金需求的大幅度增加。

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占全国播种面积2/3以上的主粮作物商品率增长尤其迅速。以水稻为例（见图2-1），从1991年到2004年，水稻的商品率一直保持在40%～50%，但2004年后快速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80%以上。其他主粮作物的商品化情况与水稻类似。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日益走向市场导向，而不再以自给自足为主，农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成为农户的主要考量。这也意味着农户不断被纳入市场体系中。

图2-1 全国稻谷历年商品率变化情况（1991～2015年）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3、2016：表1-2-1）。

注：无1991年以前和2015年以后的商品率数据。

（二）农业生产资料的商品化

为了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户也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投入，尤其是化肥、农药和高产的种子等，这些投入品也只能从市场中获取。因此，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本身也推动了生产资料的商品化[5]。对于农户而言，虽然他们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但由于农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农户对生产资料的掌控力比较弱。

农业生产资料的商品化暗示了农业中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以水稻生产为例，耕地、插秧、收割甚至农药喷洒，都已经专业化了。对于农业生产者而言（无论他们的土地规模是多大），劳动分工越细致，他们从单位面积的产出中所获取的利润就越少，因为每一项专业化的工序都会带走一部分利润。例如，随着机械化收割的推广，水稻收割成为一项专业活动，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农户人力完成，而是由专业的农机手完成。农户需要向农机手支付收割费，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让渡一部分农业剩余给农机手（关于农业机械化与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将在第六章详细阐述）。同样，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也是农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过去是人工除草、除虫，使用的肥料以农家肥为主，但如今农药、化肥被普遍使用。农业化工产品的大范围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生产者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市场体系之外来从事农业生产了，因为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已经商品化了。在田野调研中最常听见的，就是农户抱怨种地成本越来越高了。但为了增加产量，生产者依然会不断增加农资投入。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单位面积的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已经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例如章建森，2011）。更值得注意的是，农资价格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不断增长，与之相比，农产品价格并不是持续增长，而是有上下波动的。

以水稻生产为例（见图2-2），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68000户农户进行的抽样调查，水稻生产的成本和收益在1978年至2018年都发生了急剧增长，在2000年后增长尤其明显。从图2-2可以看到，每百斤稻谷的平均售价曲线与每亩稻谷的现金收益曲线波动是高度一致的，由于水稻亩产相对稳定，因此每亩水稻的现金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稻的销售价格。然而，每亩稻谷的现金成本曲线却几乎没有波动，显示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只是增长幅度有快有慢。也就是说，无论水稻价格如何变化，生产成本都在不断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就农业生产成本而言，200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转折（下文将详述），因为中国农资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是在2000年前后，种子、农药和化肥经营的市场化时间略有差异，但基本都在这一时段。从图2-2可以看到，水稻生产的现金成本从2000年到2018年增长了200%以上。

图2-2 全国每亩稻谷的成本收益及每百斤稻谷的平均售价（1978～2018年）[6]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3、2019：表1-2-1）。其中，现金成本主要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药费、机械作业费、农膜费、排灌费、畜力费、燃料动力费、技术服务费、工具资料费、修理维护费等直接费用，以及固定资产折旧费、保险费、管理费、财务费、销售费等间接费用。

当然，自农业税费取消以来，国家也在不断追加对农业补贴的投入，尽管农户所获得的农业补贴也在缓慢增长，但补贴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农资的增长速度。有研究指出，国家在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对农户的生产成本补贴，例如农资综合补贴在2006～2014年增加到1071亿元，增长了7.92倍（甄霖等，2017）。然而，补贴的增长速度仍不足以抵消农资成本的上涨速度，或者在一定意义上，国家的补贴增强了农户对农资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缓和了农资价格上涨对农业生产者的压力，但一些研究者强调，农业补贴对农户家庭增收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黄季焜等，2011）。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9：表1-2-2）的统计数据计算，种子、农药、化肥、机械作业服务四项成本占水稻生产现金成本的比例从1978年的44%上升至2018年的85%，这四项投入也成为水稻生产成本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图2-3所示，2000年前，种子、农药和机械作业费的成本总体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2000年后增速加快。其中，种子和农药的成本在2000年、2018年分别增长了314%和260%，化肥成本则呈现波动式增长，在这一时期内增长了130%。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机械作业费，在2000年至2018年，增幅达到800%。为了进一步考察水稻生产成本的增长情况，本研究主要对这四项投入的变化进行探讨。

图2-3 全国水稻生产的平均成本（1978～2018年）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3、2019：表1-2-2）。

1.“传统化肥”和“新化肥”的不同定价机制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在水稻生产成本中，化肥的价格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形成机制。一些农资零售商提到，如磷肥、碳铵等“传统化肥”（从人民公社时期就开始使用的化肥）的价格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比较稳定；如复合肥这样的“新化肥”（复合肥在很多地区是在2000年以后才推广的）的价格增长就十分迅速。不过尿素（氮肥的一种）是一个例外，其价格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开始波动式增长。这些差异主要与不同化肥的生产和流通情况有关。

在平晚县，大多数的水稻种植户使用的化肥是复合肥和尿素，只有一小部分有经验的种植户会用少量的磷肥和碳铵作为追肥。这与国家抽样调查数据是一致的，到目前为止，水稻种植中使用最多的化肥是复合肥和氮肥，不过氮肥的使用量也一直在下降。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9）的数据，在水稻种植中，复合肥的使用量从1998年的平均每亩3.27公斤增加至2018年的12.98公斤，增幅近300%，氮肥的平均使用量则从1998年的12.25公斤减少至2018年的7.35公斤，降幅为40%；磷肥和钾肥的使用量多年来一直比较稳定，每亩用量为1～3公斤。从化肥使用的成本来看，如图2-4所示，复合肥的使用成本从1998年的11.54元/亩增加至2018年的82.42元/亩，20年间的涨幅超过了600%。这20年间复合肥的使用量增幅约是300%，显然复合肥的价格急剧增加。同样，氮肥的使用量在最近20年是持续减少的，但从图2-4来看，每亩水稻的氮肥成本大部分年份波动在30～40元，可见氮肥的价格也在波动中增长。

图2-4 全国水稻单位面积所用化肥的平均成本（1998～2018年）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3、2019：表1-2-3）。

图2-4显示了不同化肥有差别的价格特点，新出现的复合肥在定价机制上迥异于磷肥等传统化肥。后者的价格在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这实际上与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供销社体系有密切关联。在平晚县访谈时得知，该县最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水稻种植中用的化肥就是尿素、碳铵和当地生产的磷肥。那时可以获得的化肥量很少，价格也是很稳定的，化肥的流通主要依托全国的供销社体系，化肥价格的稳定也与国家调控下的供销社系统密切相关。一些年长的水稻种植户说，在大集体时期，化肥价格与稻谷价格是挂钩的，老百姓对化肥价格也心知肚明：1公斤稻谷的价格大约等于1公斤尿素的价格，3包（每包为50公斤，下同）碳铵的价格大约等于1包尿素的价格，磷肥的价格比碳铵的价格略低。对于水稻种植户而言，这些都是常识。在平晚县，磷肥和碳铵的零售价格近年来始终保持在20～40元/包，价格也一直相对稳定。

在人民公社时期，化肥价格的稳定与当时国家主导的化肥生产高度相关。在平晚县曾有不少国有化肥厂，这些化肥厂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主要生产磷肥和氮肥（当时主要的氮肥是碳铵）。这一时期，农资的生产和流通都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当时化肥被定义为“支农物资”，而不是商品，因此其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且只能通过供销社体系流通。这些厂家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转制或倒闭。一位曾在地方的国有化肥厂工作过的工人说，一旦化肥厂有利润，国家就会下调化肥价格。同样，由于化肥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因此一旦化肥厂出现亏损，国家也会为其提供补贴（桂熙娟，2006）。正是因为农资的生产和流通都受到国家控制，这一时期的农资价格才能保持稳定。即便人民公社解散后，磷肥和碳铵的低价格也延续了下来，因为种植户非常清楚这些化肥的价格与水稻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可以说是供销社体系的制度遗产。

与之相对，复合肥这种新化肥的生产和流通就很不一样了。复合肥的生产高度嵌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其价格也深受全球经济的影响。平晚县一位农资零售商说，化肥价格最近几年上涨得非常快。在平晚县，复合肥的正式推广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时，复合肥的价格是每包100～110元，此后几乎以每年10元/100斤的增速上涨，2012年复合肥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每包140～150元。复合肥的价格直接受到进口钾肥的影响，钾肥成本占复合肥成本的约1/3（曹健文等，2006）。由于复合肥的生产已经深度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中，老百姓就很难预判其价格变化。化肥生产已被深深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对化肥的普遍使用也意味着中国的农业生产者正不断被裹挟进全球经济链条中。

平晚县一个乡镇的农技员说，尽管现在复合肥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它也的确可以节省劳动力，农户不用再分别施用氮、磷、钾肥了，但从农作物生长的角度来说，即便施了复合肥，依然需要单独施用后三种肥料。然而，农资零售商显然对销售复合肥更有积极性，因为复合肥的销售利润远高于传统的氮、磷、钾肥[7]。据一位农资零售商说，传统化肥的利润每包只有几元钱，一包复合肥的零售利润则高达30～50元。这不仅仅是因为复合肥的原料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农户很难了解复合肥的价格形成机制，因此定价权掌握在生产商和零售商手中；更重要的是，复合肥有各种不同的品牌，这更让农户眼花缭乱。

值得一提的是，尿素的生产和流通情况既不同于传统化肥，也不同于作为新化肥代表的复合肥。尽管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尿素，且尿素价格也同磷肥、碳铵等传统化肥的价格一样，在人民公社时期持续保持稳定，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开始成为尿素的进口国，尿素价格也开始发生剧烈波动。中国从1996年开始大量进口尿素，且从2000年开始成为尿素的纯进口国（李昊锋，2014），尿素价格随后开始在波动中上涨。在平晚县，尿素的价格从1997年的70元/包上涨到2012年的110～140元/包，且价格波动剧烈。一位农资零售商这样解释，导致尿素价格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煤炭价格变化和出口贸易。煤是生产尿素的主要原料，但煤价是由世界市场决定的，煤炭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尿素价格的上涨（夏芳，2011）。同时，尿素的出口也影响着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财政部曾在《2014年关税实施方案》中提出，将尿素出口旺季的出口关税从75%下调至15%，以消化尿素生产企业过剩的产能（张洁，2013），这对尿素生产企业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导致尿素国内市场价格的波动。尿素的价格波动反映了其定价机制的转型，作为传统化肥的一种，尿素价格本来是农户所熟悉的，但随着其生产原料——煤炭——价格的全球化，尿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也开始变得复杂。

2.平晚县农药价格的两次“飞跃”

平晚县的基层农技员和一些农资零售商都提到，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农药价格大幅上涨。一位农技员/农资零售商[8]说，稻田农药的价格发生过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拜耳公司（一家制药及化工跨国企业，主营医疗保健、营养品及高科技材料）生产的农药“锐劲特”大量进入中国，“锐劲特”是一种针对水稻二化螟的杀虫剂。这位农技员/农资零售商说，华南地区曾在2003～2004年爆发过一次二化螟虫灾，但使用国产的农药对杀死二化螟几乎毫无作用。“锐劲特”便是在那时开始极受欢迎。农技人员推测，这次二化螟的爆发与当地水稻耕作制度的变革可能有很大关联，因为平晚县过去长期种植双季稻，但2003～2004年，大量农户改种了单季稻[9]，当地人称之为“双改单”。由于农户的田块是插花交错的，每户农户不到10亩的稻田可能分为3～6小块，零散分布着。在农户自由选择“双改单”的情况下，一小部分农户仍种植着双季稻，另一部分农户则改种了单季稻，由于这些稻田是相邻交错的，于是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桥梁田”。单季稻和双季稻的农药喷洒时间是不一样的，“桥梁田”的存在就使得害虫可以在不同的田块内躲藏。当种植双季稻的农户喷洒农药时，害虫逃到相邻的单季稻田中，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害虫并未被杀死，而是不断逃遁，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2003～2004年二化螟虫害大爆发。

遗憾的是，国产农药对这样突然爆发的二化螟虫害毫无办法，于是农药市场迅速被进口农药“锐劲特”所占领。据这位农技员/农资零售商说，实际上“锐劲特”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中国市场，但在平晚县，其销量从1998年到2002年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到2004年，“锐劲特”在整个平晚市（非平晚县，平晚县是其下辖县区之一）的销量达到了30吨。一袋“锐劲特”的重量是10毫升，每亩稻田仅需使用3袋锐劲特。这意味着，在2004年，平晚市有100万亩（全市耕地总面积为600多万亩）稻田使用了“锐劲特”。

“锐劲特”的使用不仅影响了水稻的种植，更对中国的农药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位农技员/农资经销商说，2003年以前，种植一亩水稻要喷洒3～4次农药，每次喷洒的农药成本是7～8元；2003年以后，农药喷洒的次数没有变化，但每次喷洒的农药成本上涨到了12～15元。农药成本的上涨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变化是小剂量包装的农药（例如每袋10毫升的“锐劲特”）在此之后被广泛接受，这开启了中国小包装农药的新时代——在“锐劲特”广受欢迎之前，国产农药基本上都是大瓶包装。

农药价格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2008年，由杜邦公司（世界排名第二的化工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种子和农药公司）生产的农药“康宽”（一种氯虫苯甲酰胺杀虫剂）进入中国市场。“康宽”的广泛使用，使种植水稻的农药成本再次攀升，每次喷洒的农药成本从12～15元上升至18～22元。一位基层农技员说，此次“康宽”的大面积使用与2008年的台风有关。2006～2008年，大量稻田害虫随台风从东南亚的三季稻种植区飞往中国内陆，导致害虫的世代重叠，最终带来了稻纵卷叶螟虫害的爆发。国产农药只能在不同阶段分别除掉某一世代的本地越冬害虫，却无法应对五个世代同时存在的外地迁飞害虫。国产农药无法解决的问题，却成为进口农药“康宽”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一位农资零售商说起“康宽”时情绪激动，“2008年，一袋‘康宽’（15毫升）6块钱，2009年涨到7块钱，2010年就涨到了8块钱！”[10]

紧随着拜耳公司和杜邦公司，先正达、巴斯夫、陶氏益农等全球农业化工巨头也在之后的几年陆续进入中国农药市场。杜邦公司生产的“康宽”、一家日本化工企业生产的“垄歌”、先正达集团生产的“福戈”、拜耳公司生产的“稻腾”，成为当地农药市场最畅销的四种农药，被当地农资零售商戏称为农药界的“四大天王”。这四种农药都是氯虫苯甲酰胺类制剂，针对的都是稻纵卷叶螟虫害，而国产农药此时几乎毫无与之抗衡之力。一项研究推测，2010年进口农药占领了中国农药市场的30%（刘杰，2012）。另一项报告则显示，当时全球六大农药巨头——拜耳公司、巴斯夫集团、杜邦公司、先正达集团（2017年被中国化工集团收购）、陶氏益农公司和孟山都集团（2018年被拜耳公司收购）——的农药额占全球市场的80%，而中国1800多家农资企业的销售额则只占全球市场的10%左右（汪建沃，2013）。有人提醒，世界范围内的农资企业并购大战还没有结束，国外公司开始抢占中国农药市场（汪建沃，2014）。这意味着中国农资市场正面临巨大挑战。

3.种子价格的上涨

种子的情况也没有比化肥和农药好多少。平晚县一个乡镇农技站的站长说，中国的种子市场十分混乱，这主要是因为对种子质量监管的低效。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放开了种子的经营权，有种子经营许可证或其他资质的个体经营者也可以从事种子经销，这改变了过去由国家统一供种的状态（刘振伟，2015）。2000年以来，市场上的种子品类越来越多，种子价格也自此开始攀升。这位农技站站长还谈道，在2000年以前，种子的价格和稻谷价格的比例基本上是稳定的，1公斤种子的价格大约等于10公斤稻谷的价格。然而，一些新出现的水稻种子却打破了这个规律，有些种子每公斤的价格甚至超过20公斤稻谷的价格。

一项报告显示，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以来，跨国种业集团已经主导了中国的大豆、棉花、高端蔬菜和花卉的种子市场，主粮种子市场正成为这些种业巨头的主战场。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技术在美国发展迅速，拜耳公司生产的双系杂交水稻种子也已经成功在印度种植。中国主粮作物种子市场的情况不容乐观（曹昌、李永华，2013）。

总体而言，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生产中分工不断细化的过程，农业生产活动的每一项细分，其实都意味着种植户要让渡一部分农业剩余。一位老农说，“过去我们种田就是靠力气。我们自己育苗，耕田用的是牛，肥料主要用的是农家肥，收割也是靠人工。只要有力气，就能种田，花不了多少钱，一亩田种出来的稻谷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现在不一样了，种子、化肥、农药都要买，请人犁地要钱，请人收割也要钱。现在稻谷的产量是上去了，一亩（田）能收1000斤（稻谷），除掉开支，剩下的不到400斤。过去一个人（一年）种两亩田就能养活自己，现在要种好几亩。种田不靠力气，靠花钱，过去根本想不到！”这位老农的话深刻地揭示了农业生产的转型，农业生产的现金支出越来越多，因此农业剩余也在不断压缩。

这个“过去根本想不到”的过程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列宁曾论述，“……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这些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列宁，1899/1984：51）。生产资料的商品化意味着生产者的农业剩余不断被占取。有学者曾概括到，农业是少见的一种行业，以零售价的价格购买生产资料，却要以批发的价格销售产品（Magdoff et al.，2000：12）。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挤压了农业生产者的收益，对主粮作物种植户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主粮的价格由国家调控。尽管生产者并没有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但二者之间的关联已经变得十分微妙。从访谈中发现，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资生产和流通体系对今天的农资价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农资商品化和农资价格上涨的考察有必要放在变迁的视角下进行，这是中国农业变迁的一条隐线。下文将详述生产资料商品化的变迁过程及其对农业转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