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失落之城

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的居民中，祖祖辈辈流传着关于沙底掩埋古老城镇的离奇传说，可谓人尽皆知。相传在沙丘当中藏着大量金银财宝，正等着有十足的勇气去面对沙漠自然和超自然的恐怖的人去取走。1875年，一个曾在罗布泊附近盐沼当牧羊人的柯尔克孜①部落的人声称，他从远处看见了一个这种失落的城市，并做了生动的记述：

垣墙耸峙苇丛之上，城市隐匿其中。我没有走到城里，但在旁边的沙脊上望去，明白无疑地看到墙。我害怕走进废墟中，因为周围是沼泽，苇丛中有毒虫和蛇……另外，众所周知，进去的人几乎都会丧命，只因挡不住诱惑要去偷盗里边的财宝……你可以怀疑，但这里每个人都晓得我说的话是真的，而且有成百的卡尔梅克人②曾进入废墟中央的寺庙里去拜神……神像周围的架子上有宝石和巨大璀璨的珍珠，还有不可胜数的金银元宝。然而没人有权利从这里带走任何一样东西。罗布泊的人都知道。

他的记述发表在印度官方的报告里，后面又叙述了一个卡尔梅克部落的人曾来到城中祭拜，但难抵诱惑偷了两枚金锭藏在衣服里。他没走多远忽然疲倦不堪倒地昏睡。当他醒过来发现财宝不翼而飞。他又返回庙里想再拿一些。令他震惊的是先前偷拿的金锭此刻却好端端在原处放着。此人惊慌失措，跪拜在神像前乞求原谅。使他宽慰的是，神像微微一笑，但也告诫他日后不可再亵渎神明。

另外的传说讲述了这些城市当初如何毁灭，通常这是对居民所犯下罪行的惩罚。16世纪的伊斯兰教历史学家米儿咱·海答儿（Mirza Haidar）讲述了这样的灾难如何降临在罗布泊旁边的怯台城（Katak），当时仅有一名毛拉和一位宣礼员因为虔诚得以逃离流沙吞噬。当宣礼员最后一次召唤礼拜时，开始下起沙雨。不久，除了清真寺，整个城徐徐湮没，消失不见。惊恐的宣礼员从宣礼塔顶部向下俯瞰，注意到周围的地面快速地朝自己升上来。他仓促地做完礼拜，跳到离他只有几英尺的沙子上。他和那名毛拉觉得“远离真主之怒”才是明智之举。俩人飞奔逃走。米儿咱·海答儿补充道，怯台城“直到今天仍埋葬在沙下”。

一些这类罪恶之城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当时佛教在丝绸之路上仍旧繁荣。7世纪，伟大的佛教朝圣者、探险家玄奘（他后来被斯坦因当作自己的守护圣人）谈及过另一个城镇。这里在几个世纪以前，因为居民忽视宗教上应尽的义务而导致整个城镇被沙暴掩埋。玄奘讲述道，天刮起一阵大风，“第七日夜，宵分之后，雨沙土满城中”③。很快，他称为曷劳落迦城（Ho-lo-lokia）的整个城掩埋在庞大的土堆中。玄奘继续说：“诸国君王、异方豪右，多欲发掘，取其宝物。适至其侧，猛风暴发，烟云四合，道路迷失。”④据说有300多个城镇被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荒芜的沙子下面。

但是，有一位邻国国王并没有因玄奘所言的“猛风”或其他任何沙漠恐怖景象而踌躇。他下决心要从这些失落之城中斩获珍宝。亚洲研究学者和旅行家爱莲斯（Ney Elias）在1895年的著作中提到，“这可能是对古代遗址仅有的一次系统挖掘”。他说的是喀什暴君米儿咱·阿巴·癿乞儿（Mirza Aba Bakr）让奴隶劳工进行的发掘（这个暴君的下场的确很不好——他在熟睡中被砍掉了脑袋）。与米儿咱·阿巴·癿乞儿同时代的米儿咱·海答儿曾生动记述这个统治者在今天的和田地区猎取宝物的经历。爱莲斯在自己作品的译本序言中总结：“我们也许能够推断，一切有内在价值的物件重见天日，而很多有考古价值的文物遭到损毁。以至于在将来，当那些有文化素养的探险家来废墟调查，却发现努力得不到回报时，他们的失望都承蒙米儿咱·阿巴·癿乞儿的贪心所赐。”

爱莲斯的这段记述仅写在斯坦因动身横跨冰封的喀喇昆仑山口五年之前。这是斯坦因三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劫掠的第一次。他用这三次远征明白无误地反驳了爱莲斯的预言。爱莲斯不会知道这些，毕竟他在1897年已经去世，与此同时斯坦因仍在筹备第一次远征。

尽管在爱莲斯那个年代，不曾有欧洲旅行者发现任何一个沙埋的城市，然而西方学者很多年来都认为它们可能存在。1865年，当地的旅人拿出传闻之外的首个确凿的证据。他是印度雇员，名叫穆罕默德·伊·哈密德（Mohamed-i-Hameed）。英国政府派遣他执行秘密任务，穿越喀喇昆仑山脉探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当年那片区域事实上是未知的领域。加尔各答和伦敦方面思忖，假使差遣英国人，纵使乔装打扮得以进入俄印前线之间这片缺乏监管的与世隔绝的中国地区，不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个人安危看都十分危险。另外，他们也注意到沙皇俄国对印度的威胁，急于探查入侵的敌军可能加以利用的穿越这片无人区的路径。

19世纪60年代，印度测绘局（负责整个英印地区及周边的地图测绘）的T. G.蒙哥马利上尉（Captain T. G. Montgomerie）想出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利用印度雇员。1866年5月14日，他在给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报告中阐释了这个想法。他说：“我在拉达克（Ladakh）的时候，发现印度本地人可以在拉达克和叶尔羌之间自由往返。因而让我想到也许可通过他们来进行探索。若可以寻得足够聪明的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一些小仪器设备混在货物中间，依靠这些设备的辅助，我想对地理方面会带来有益的贡献。”

旁遮普副总督同意给仅有一人的本土考察队提供资金进入中国新疆，有一些测量经验的穆罕默德被选上。他接受了更多的培训，拿到了特别为这次探索而设计的隐秘测量仪器，之后被派遣到叶尔羌。他用一根喜马拉雅旅行者经常带的那种普通的尖手杖代替棱镜罗盘的底托。不过手杖的头比常见的要大一点，且被削平，可使罗盘固定放置在顶端。蒙哥马利解释道：“采取这种办法，可以确保进行稳定的观察，不麻烦且不易引起怀疑。”雇员的其他设备包括晚上读取六分仪用的锡制小提灯，温度计测沸法计算海拔所需的大铜杯和油灯，这些均是最小型号。如果遇到蒙哥马利所谓“成群出没在这条路上的吉尔吉斯部落”，那么探索活动就几乎一定完蛋了，雇员和他的间谍头子对此心知肚明。所谓“这条路”，指的是从拉达克穿过喀喇昆仑到中国新疆的叶尔羌要走的那条可怕的散落着尸骸的道路。

1863年6月12日，穆罕默德离开克什米尔去往拉达克，这是英国势力范围内最后一个前哨基地。从那里他跟随旅队前进，穿越蒙哥马利形容的“寰宇最高的国度”，在三个半月后抵达叶尔羌。他在此生活了六个月，其间一直用仪器为蒙哥马利暗中观测，同时记下所有见闻。之后，临近1864年3月底，一位穆斯林友人警告他，说中国官员对他的活动起了疑心，正在进行调查。这位雇员见状把会连累自己的设备先行运走，然后从叶尔羌不辞而别，穿过喀喇昆仑山口，折回拉达克。

或许因一路上备尝艰苦，这位雇员和另一个同行的伙伴害了病。尽管家已然遥遥在望，俩人却都死去了。起先人们觉得他们可能是遭到中国特工的谋杀。但是民事助理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恰好也在这一区域勘测，他最终排除了中国人作案的可能。尽管雇员的一些适于出售的财物不见了，但他在执行秘密任务中尽职仔细保存下来的珍贵笔记被约翰逊发现，并转交给了蒙哥马利。

印度测绘局首要关注雇员笔记里的地质情报，此外还有他对俄国人在该地区活动的观察。但是蒙哥马利发现了有趣的记录，这一记录从可信的出处首次证实了从前人们仅仅认为是幻想出来的传说。

诚然细节稍显不足，但这个雇员的任务并非考古。“这个省份之前的省会和阗很久之前被沙子吞没了。”蒙哥马利在汇报时引用了雇员笔记本上的话。但是据本地人所说，沙暴之后有个别古代房屋露出来了，“他们经常成功地挖出之前埋在地下的各种各样的物品”。雇员从中推测：“似乎城市是顷刻间被掩埋的，百姓没时间转移财物……”雇员的记录没有惯常的修饰，比如天降报应、无价之宝、守护神之类的东西，因此即使是道听途说，也有几分可信。

勘测员威廉·约翰逊是第一个逃过吉尔吉斯人的毒手从印度领地到达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欧洲探险者，一年多前就是他在调查穆罕默德的死因。此外他实际上到访了和阗附近的一个被沙子埋葬的城市（尽管很仓促），他返回印度后相信还有其他这样的城市存在。有一天，他正忙于绘制构成西藏北界的昆仑山脉的西端地图时，一个进入中国新疆的机会不期而至。只为一瞥神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令人敬畏的登山者约翰逊曾攀登三座山峰，印度测绘局仅简单标注为E57、E58和E61。“然而我没能见到那些曾如此热切盼望的任何一个和阗地区的重要城镇。”他在之后呈给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讲述了这番话。他失落地返回拉达克的首府列城。然而回来的时候有个惊喜在等他。“一个中亚本地人送来和阗汗巴德沙（Khan Badsha）的一封信，诚邀我进入他的领地。”送信的人告诉他，汗得知他此前一段时期在这个地区出没，于是派人邀请他到和阗游览，但却没能找到他。

约翰逊十分清楚越过印度边境外进行这样一趟旅行在政治上非常敏感，需要有加尔各答最高当局的批准。他也知道，这样的申请要几周时间才能得到回复，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允许前往。汗在信中打包票，一旦英国人想要回去，随时都可以回拉达克。对这个地区及其统治者非常熟悉的本地生意人也就这一点消除了约翰逊的疑虑。约翰逊后来为这一决定辩护时指出，汗的邀请在他看来是在未知地域采集有价值情报的大好机会，尤其是俄国人在这一地带活动的情报。

陪同的和阗人带他走了他先前未知的山口平安抵达和阗。约翰逊安逸地在汗自己生活的旧要塞住下。在那里，八十高寿的当权者几乎每天都和他见面。约翰逊宣称：“听闻汗性情暴躁，统治严厉。但是我不得不说，在他的国度，他待我友善，遵守承诺。除了我停留四天以后，他食言不许我走。”这种表里不一背后的缘由十分可悲。虽然汗好好招待约翰逊，实则计划拿他做人质，试图借此逼迫英国政府给自己部队和武器，牵制令汗万分惧怕的俄国人。据约翰逊讲，“俄国人日渐逼近叶尔羌与和阗”。

约翰逊在和阗期间，想办法收集了大量政治及军事情报。他也在不幸的穆罕默德获得的有关被沙漠掩埋的城市的资料基础上，增添了相当多的信息。约翰逊报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在伊里奇（Ilchi）东北方向约莫6英里之外。它的流沙像巨浪一样以降服万物之势往前移动，传闻在24小时之内就埋葬了360个城市。”他身在和阗那会儿，从一个被沙子掩埋的城市发掘出大量“本地人认定为年代久远”的茶砖。他想办法也得到一块。除了年份悠久，这种茶砖在当地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因为来自中国内地的茶叶供应告急。他还听到有关从遗迹里发掘出来“四磅重”的金币连同别的奇珍异宝的传说。约翰逊在报告中指出，“只有极少数几个妄图发财而死守秘密的人”知道那些被沙掩埋城市的位置。但他却提到（虽然只是顺便一提）他参观了“乌伦克什（Urankash）附近的一个老城遗址，就是这个地方挖出了茶砖”。但约翰逊是一名勘测人员，并非收集古物的研究者。令人难受的是他能够给我们的信息只有这些。

他最终获得汗的准许，从和阗回家。尽管此行被皇家地理学会称颂为一次胜利，但此时此刻，他受到的是印度测绘局官方的指责，因为他擅闯和阗而未经上级许可。约翰逊自觉受到冒犯，从调查局辞职，当上拉达克的总督，薪水是以前的三倍多。没过几年他沦为刺客刀下的受害者。

尽管塔克拉玛干地区被埋葬的传奇城市的传说背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但是古物研究者仍没有对这个地区表现出多大的兴趣。科学上对中亚这个闭塞的地方的兴趣只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战略研究等方面。一方面，欧洲考古学家忙于希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有惊人发现的地方。另一方面，没人想到在喀喇昆仑山另一侧的干旱土地上有一个消失的佛教世界。他们觉得哪怕是有遗迹存在，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最后，正如我们看到的，要想到达这个地方困难重重危险不断；几位欧洲旅人已经在前往这里的荒芜山口死于非命。

但是有人被塔克拉玛干沙漠下面暗藏的东西迷住了，那就是资深旁遮普文员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Sir Douglas Forsyth），他同时也是中亚方面的权威专家。在约翰逊开拓之旅五年以后，福赛思于1870年率队去叶尔羌，旨在与阿古柏（Yakub Beg）结下友好关系。阿古柏是一位东方冒险家，1866年他夺取了中国新疆不少地区的控制权，被视为有能力遏止俄国扩张之势的人。由于阿古柏那时不在都城，也看不出回来的意思，福赛思的目标落空。又过了三年，福赛思再一次尝试与阿古柏联络。这回跟着他的是更大的考察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有幸得到旧识约翰逊的帮忙，也就是从勘测员变身总督的那个人。旅队得以平安穿越艰险的喀喇昆仑山口。归途中，他呈给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可以证明他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消亡城市颇感兴趣。报告以“戈壁大沙漠流沙下埋葬的城市”为题（当时鲜有人听说塔克拉玛干一词，通常用“戈壁”这个名字同时指两个沙漠）。

福赛思写道：“上次出访喀什期间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些有趣的事当中，有一个是打探戈壁大沙漠的流沙以及据说很多年前被埋的古老城市的存在，现在这些城市又逐渐显露出来。”他接着讲：“我在1870年第一次去叶尔羌时，没能采集到更多信息……然而1873年第二次到访，我打算多多调查询问。为了达到目的，我要竭力整理已出版的东西中的所有能得到的信息。”

他与七年之前的约翰逊一样，也注意到了“陈年长霉的黑色茶砖在市场上公开售卖”。有人跟他说这是从和阗周边发掘出的。福赛思下决心找出其中一个隐秘城镇的位置，看看能在其中找到什么。他没能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前往和阗，便决定借鉴蒙哥马利的方法派两位当地“专家”，指示他们去和阗附近被沙子掩埋的城市中看看能发现什么。第一个人返回时带了两小尊神像，出自和阗东面紧挨克里雅的一个被埋的城市。福赛思认出当中一个是佛陀，另外一个是陶制的猴神哈奴曼。福赛思说：“这些物件刚被发现，它们能到我的‘专家’手里何其幸运。倘若遇到狂热的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把这些东西破坏。”第二个人带回“一些金戒指和鼻环……还有硬币。里面最醒目的当属一枚铁币，显然是前1世纪最后一个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赫尔默乌斯（Hermaeus）时候的东西。几枚金币分属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Ⅱ）和波戈纳图斯（Pognatus），查士丁（Justinus），安提玛科斯（Antimachus）和狄奥多西乌斯（Theodosius）时期”。福赛思在脚注中说，学者们已经认定佛陀造像大概在10世纪左右，表明这个地点被沙漠吞噬的时间也许是800年前。

他的两名“专家”汇报说，和阗一带有其他古物重见天日，包括一个牛形的金饰，一个约16磅⑤重的金瓶。不过这只是道听途说。但佛像、猴神和硬币却足够真实，似乎是第一批落入欧洲人手中的来自塔克拉玛干失落世界的古物。就其本身而言，只代表了中亚研究中一个小里程碑。

一两年内，由北方长驱直入的俄国旅行家开始报告发现了荒废的城市，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然而，作为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制图学家和地质学家，他们心头还有更紧急的任务，因此无人驻足进行挖掘工作。其中的尼古拉·普热瓦利斯基上校（Colonel Nikolai Prejeyalsky）当属俄国最卓越的中亚探险家。1876—1877年他在罗布泊探险及其后在这一地区旅行时，无意间发现多个被沙漠掩埋的城市或长期荒废的遗迹。1879年，俄国的植物学家阿尔贝特·列格利（Albert Regel）避开中国边界守卫，发现离吐鲁番不远的地方有宏伟的带城墙的城市。这处废墟后来确定是古维吾尔的都城哈拉和卓。他报告找到了“佛教徒的偶像”。然而他没有时间更进一步探究，因为中国方面把他赶回去了。还是这一年，匈牙利的一支地质考察队进入敦煌千佛洞，但他们不是文物收集者，离开后又继续赶路了。

第一个想到要在中国新疆开展挖掘的到访者大概是荣赫鹏，尽管他没有亲自尝试。他在著作《大陆的心脏》（The Heart of a Continent）中曾记述与贝尔上校在1887年进行的穿越中国的较量。他提到如何与拉赫马特·乌拉·汗（Rahmat-ula-Khan）搭上关系，这是一个一门心思想去英国的普什图人。为了达成心愿，拉赫马特提议领着一队稀有的白骆驼去伦敦。参观过加尔各答动物园并注意到英国人对不同寻常的动物很有兴趣后，拉赫马特确信他的骆驼势必要在伦敦引起轰动。然而荣赫鹏出了另一个主意：“我跟他说假如在这个国家那些古老的城市废墟和那些被沙埋葬的断壁残垣里进行探索，可能会发现古代饰品和古书。这些能帮他在英国赚大钱。”俩人分开以前，荣赫鹏特意为他给大英博物馆以及加尔各答和孟买博物馆的馆长们写了介绍信。

尽管今天考古学者们会强烈谴责这样的提议，但荣赫鹏的建议体现了他的远见，尤其是他提到了古书。当然，他是怎么产生这种念头的还是让人迷惑不解。这比著名的鲍尔古本的发现整整早了三年，鲍尔古本的出现给印度学术界带来极大震动，表明中国的遥远地方有被遗忘的佛教文明静候人们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