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的新闻生涯
张恨水生前多次对他的子女说，他的职业是记者、编辑，写小说仅是其业余活动。这倒不是过谦之词，因为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新闻界任职，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新闻生涯中，他既当过校对、驻京记者、通讯员、助理编辑、编辑，又当过副刊主编、主笔、总编、经理和社长。可长期以来，他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位通俗小说大家，而他在新闻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却鲜为人知。
青少年时代的张恨水在丧父失学后，为了生计四处奔波：随流动剧团跑龙套，在汉口为某小报补白，特别是他随当记者的挚友郝耕仁的一段流浪小史，丰富了其社会阅历。在一个西风即起、北雁南飞的日子，大病初愈的张恨水卖掉唯一可以御寒的夹衣，只身从上海回到了故乡潜山。故乡人没有给予他安慰与鼓励，反而是讥笑与嘲弄，这迫使他一头钻进古文中。他依旧我行我素。
终于，机遇来了。芜湖《皖江报》要郝耕仁去当总编辑，郝因事缠身，愿把这一职位让给张恨水。残冬过后，张恨水凑了三元路费，来到芜湖。
《皖江报》属于地方小报，人手少，消息闭塞，除了本埠新闻，全靠剪他报的材料来充实版面。张恨水的任务是每天写两个短评，编一版副刊。在此之前，短评和副刊“借用”的是他人的文章，张恨水不肯这样干。他钟爱的是言情小说创作，就在上面刊登自己的新作《紫玉成烟》和《南国相思谱》并自写短评，这在当时无疑是破天荒的。老板谭居停爱读他的短评，谭太太则爱看他的小说。报纸开始有人投稿，社会效应扩大了，张恨水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了。
又到了秋风萧瑟的季节。早年失学的痛苦时时袭上他的心头，闭塞的内地关不住他的雄心抱负。终于有一天，他踏上北去的列车，来到了北京。
他本来是想去北京大学读书的，可老天偏不从人愿，他必须先找一份工作，解决吃饭问题。这时，朋友介绍他到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站工作，每天发四条新闻，同时兼任北京《益世报》助理编辑。次年，他因高声朗读英语而得罪了该报经理夫人，又被改任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工作时间分别是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和夜里10点至次日早上6点。休息时间少而零散，去北大读书只能成为他不可企及的梦想了。
他是个孝子，深知寡母带着五个弟妹度日之艰，他可以想象家人盼他挣钱接济已是望眼欲穿。他要对得起死去的父亲，要挑起养家的重担。这样，他只有自我加压。1921年，他又兼任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后来，又任世界通讯社总编，数月罢去，又给上海《新闻报》和《申报》写通讯，为的是这两家报纸稿酬甚丰；再往后，又协办联合通讯社并兼任《今报》编辑。几年来，为了养家，他不但没进北大，连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也搁笔了。
世界通讯社没有外勤记者和邮电通讯，材料全靠社长茶余酒后与人聊天得来。张恨水无论为哪家新闻单位服务，都绝不把可有可无的材料敷衍成篇。为此，他常常先去搜寻材料，然后再加工整理。就在这繁忙的新闻工作中，他练就了一套硬功夫。他曾不无自豪地回忆：“这两三年来，天天的新闻文字，要写好几千字，笔底下是写得很滑了。只要有材料，我可以把一篇通讯处理得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废话。”【1】
1924年初，张恨水辞去了在京的所有职务。同年4月，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张恨水应邀为其编新闻并在其副刊上连载小说《春明外史》。不久，副刊改由张恨水接办。次年，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其副刊《明珠》仍由张恨水编辑，小说《金粉世家》亦在此连载。这两部小说在文学上的空前成功给世界晚报社和世界日报社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反响。除此之外，张恨水还有许多作品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均反映良好。
张恨水在新闻与文学上的双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二者嫁接的结果：报纸成了他小说的载体与媒介，又因而获得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效益。张恨水成了世界晚报社和世界日报社的台柱子与摇钱树。
如果说张恨水仅仅因小说写得好而使报纸受益，那至多只说对了一个方面。作为一个事业心极强的报人，他为这两家报纸的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回忆创办《世界晚报》时，张恨水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和龚君，都是为兴趣合作而来，对于前途，有个光明的希望，根本也没谈什么待遇……这与写作好像无关，其实关系很大，因为我们绝不以伙计自视，而是要共同作出一番事业的，所以副刊文字和小说，都尽了自己能力去写。”【2】
那时，张恨水的家庭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他很想挣钱，想增加收入，可他绝不赚昧心钱，绝不做任何有损于报纸和自己人格的事。他在《有感于上海小报》（载于1927年4月22日《世界日报》）一文中指出，上海小报所载，都是些“害人的文字”，阐明了他对上海小报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他在长篇小说《记者外传》里对当时报界唯利是图的商人习气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反衬了作者本人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魅力。
1930年2月，张恨水因对报社老板不满而辞去在这两家报社的一切职务，割断了与它们长达七年的联系。对于这一时期的人生历程，董康成、徐传礼先生评价道：“张恨水在《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的几年奋斗，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地位，使他逐渐成为一个较有影响的报人。”【3】
从1930年2月至1938年1月，张恨水将多数时间用于文学创作—为报纸写小说。这中间，除了在1935年短期内（3个月）协办上海《立报》并任其副刊《花果山》主编外，他在新闻方面的成就主要就是创办了《南京人报》。
1936年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可南京的士大夫阶级仍然沉溺在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中。这与陈后主当年“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情景又是何其相似啊！这时，好友张友鸾力主办报，张恨水见猎心喜，便从积蓄中拿出4000元作为筹备基金。这是张恨水一生中唯一一次自己出资办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作家自己出资办报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南京人报》终于问世了。在这样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该报第一天就销售了1.5万份。作为社长兼副刊《南华经》主编的张恨水除了稿费外，不拿报社任何报酬，报社同仁的报酬也很低。可大家志同道合，本就不为报酬而来。报纸办得如火如荼，被称为“伙计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报纸难以销售。身心交瘁的张恨水大病了一场。
《南京人报》的存在虽然短暂，却是值得纪念的。它说明，张恨水已经由一位副刊主编发展为全能报人，具有全面经营报纸的能力，且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报人群体，同时也表现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百折不挠的意志以及在民族危亡关头勇于献身的精神品格。如果说在抗战以前，张恨水从事新闻工作主要是为了谋生，那么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了。
1938年1月10日，他离开老母、娇妻及幼子，只身一人来到大后方重庆。由张友鸾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即将复刊的重庆《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并被聘为该报主笔兼副刊《最后关头》主编（后来又一度任经理）。
然而，国难当头，本应全民族同仇敌忾，救亡图存，作为大后方的重庆却是一片乌烟瘴气：达官贵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发国难财；庸夫俗子浑浑噩噩，麻木不仁；而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则日复一日地在饥饿线上挣扎。张恨水以《新民报》为阵地，抨击黑暗，指斥时弊，疾呼救亡图存，痛述民生疾苦。同时，他的国难小说《八十一梦》《牛马走》《傲霜花》等相继在该报连载，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其中由于《八十一梦》触怒了国民党上层官员，他险些坐牢。
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五十岁诞辰时，重庆、成都的新闻界文艺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虽然他提前避开了，可朋友们的深情厚谊使他终生难忘。1945年，抗战胜利。山城沸腾了，全国沸腾了，张恨水也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他所服务的《新民报》也发展成为发行量最大、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报纸。
1946年初，张恨水离开重庆、途经安徽潜山探亲后，去北京筹办《新民报》，任该报经理兼副刊《北海》主编。由于张恨水的巨大影响力，报馆开张的第一天就接受一万多订户。不久，每天印到四五万份，成为当时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年5月，他被公推为新闻记者公会常务理事。1949年秋，张恨水辞去《新民报》的一切职务，结束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新闻生涯。即便如此，《新民报》仍因其浓郁的平民意识稳居全国数千家报纸前列，张恨水在新闻事业上所建立的不朽业绩也永载史册。
不久，《新民报》新任领导人在该报撰文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张恨水没有料到自己服务多年的报纸竟然反过来骂他，人格的侮辱、自尊心的伤害使他痛苦不堪。加上其他方面的不幸打击，他气上加气，得了脑出血。这次重病几乎摧垮了他的身体，有好几年时间，他嘴角流涎，语言迟钝，写作完全中断了。也许是身体的底子好，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医生惊叹说像他恢复得这样好的病人很少。
注释：
【1】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第33页、第34—35页。
【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第33页、第34—35页。
【3】董康成、徐传礼：《闲话张恨水》，黄山书社，1987，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