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自宾斯旺格以来

宾斯旺格没有建立任何学派。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大学任教。但是，他在康斯坦茨附近的克洛伊茨林根精神病专科医院具有理智与文化中心的气氛，而它所吸引的领军性思想家与产生的影响，都比任何大学“学院”多得多。实际上，大学本身受到了宾斯旺格越来越大的影响。大多数影响进到了德国。在苏黎世，克洛伊茨林根诊所仍然是瑞士精神病学的中心；布劳勒（精神分裂研究的权威以及宾斯旺格的老师），至少对现象学的非哲学方面感兴趣。146宾斯旺格在1927年甚至获得了作为布劳斯继承人的机会。布劳勒的儿子和实际继承人——曼弗雷德·布劳勒（Manfred Bleuler）甚至对后期此在分析抱同情态度。受宾斯旺格影响最深的大学精神病学家可能是瑞士伯尔尼的韦尔希（Jakob Wyrsch）。博斯（我们在下文有独立的一章研究他）更加直接地转向了宾斯旺格。

宾斯旺格在瑞士追随者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库恩（Roland Kuhn，1912—2005）。库恩是闵斯特林根（图尔高）重要的公共医院的主任助理；洛夏（Hermann Rorschach）于1910—1912年间曾在这个医院提出了他的心理诊断测试的最初想法。这个事实解释了库恩对洛夏研究的热切参与，尤其是他在《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月刊》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中。147通过介绍他对有关墨迹的面具解释的原初贡献，库恩把他自己的方法确定为是“现象学”方法，而它探索的是在解释的时候起作用的东西是什么，解释是怎么确定的，以及解释意味着什么。库恩的这种研究还首先引用了海德格尔与宾斯旺格的此在分析学。但是，库恩没有宣称洛夏本身就是现象学的，尽管洛夏摆脱了早期弗洛伊德的影响（洛夏过早去世而没有能够熟知现象学）。然而，库恩看到了洛夏的进路、格式塔心理学和凯茨的颜色现象学之间的相似性。库恩也发表了一些以宾斯旺格进路为基础的案例研究，而其中一个研究在罗洛·梅等人编选的《存在》中被收录为最后一部分。148更近以来，库恩发表了对宾斯旺格意义上此在分析学的阐释，例如在《当代精神病学》中的专题论文。149另外，库恩对普凡德尔现象学心理学在精神病学中意义的兴趣也是值得注意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库恩把化疗与心理治疗结合一起，并且他是最有效的抗抑郁药物（托法尼）的发明者之一。但他同时强调心理治疗的必要性。

在宾斯旺格自己的判断中（正如1962年他在与我的会谈中所表示的），对他工作最具创造性的发展是海德堡大学精神病专科医院。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诊所处在冯·拜耶（Walter von Baeyer）的指导下，而且有三个年轻人在独立且有想象力地实施着宾斯旺格式的人类学心理学：海夫那（Heinz Häfner）、基斯克（Karl Peter Kisker）和特伦巴赫（Hubert Tellenbach）。尽管他们的成果不是团队的成果，但其中有足够的共同性证明了他们的合作。这些人不仅吸收了非同寻常广泛的哲学背景，而且相比过去，更多地在他们的病理研究中对哲学现象学进行了更为强烈的应用。他们以几乎契合的方式，将哲学现象学进路应用到了心理病理、精神分裂和抑郁的研究中。他们特别注意通过这些异常的初始阶段，即整个紊乱的前场（Vorfeld）去理解它们。我至少会通过一些特殊的阐释来支持这些线索，而不会把他们的发现压缩为几个小段。

海夫那（1924—）现在曼海姆大学，而他可能是与宾斯旺格最接近的人，正如宾斯旺格在给海夫那主要著作的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150就哲学方法论而言，海夫那本人非常明确地承认，胡塞尔的现象学提供了精神病理学洞见的实际基础（《精神变态者：精神变态的结构与发展形态的此在分析研究》，第214页）。海夫那尤其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可以通过把我们带回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给所有有限的解释加上括号以及让我们掌握人类存在的本质结果，打开“精神病理学体验的视域”（同上书，第12—30页）。然而，在这一点上，海夫那想让我们由单纯的本质洞见回到对具体此在形式的经验分析真实性中（正如他的精神病理学案例材料所表明的那样）。换言之，胡塞尔为使用海德格尔和宾斯旺格模式的此在经验分析提供了基础。海夫那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有争议的精神病理人格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己所提出的主要的分析退步，换言之，他称之为假象（Fassade）的、此在的精神病理形式的本质特征的发现，即精神变态者在对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确立为存在风格的那种错误前沿（同上书，第101页）。

基斯克（1926—1997）现在汉诺威大学，而他用新的方式来使用现象学哲学，并深化了对精神分裂过程的理解。他的哲学基础受益于他在海德堡大学洛维特（Karl Löwith）门下的学习，另外还包括他对最终出版的《胡塞尔全集》的熟悉。但是，他也表现出了对盎格鲁-美国文献的不同寻常知识，尤其是对莱文（Kurt Lewin）在美国发表的著述。基斯克在施奈德那里接受精神病学训练，但他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在冯·拜耶支持下进行的。

对基斯克来说，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必然是一种哲学进路。这种进路的起点是：由对我们教条信念的先验还原（没有对胡塞尔超越唯心主义的承诺）和本质洞见（它使我们扩展了体验范围）而获得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的进路使我们可以恰当地掌握研究的区域（区域存在论），而海德格尔的分析学提供了对这种区域的第一个理解模式。在精神病理学中，宾斯旺格引领了这种研究。然而，基斯克没有接受宾斯旺格对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应用，尤其是在他近来对抑郁和躁狂的研究中。基斯克尝试去洞察精神分裂者的世界，而他的这种尝试，采取了对精神分裂者体验变异的经验研究形式。151这些变异及其突然的出现，开始于预备场（Vorfeld），而这说明，典型的去区分化或疏离，导致了这些作为隔离、合并和接合的阶段。所有这些情况都可和莱文的拓扑图表来标示，而且这种拓扑图表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精神病理情境的自治性。

特伦巴赫（1914—1994）把忧郁（melancholia）作为他现象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但是后来他也开始研究癫痫的现象学。他在德国基尔大学完成了哲学学业后，进入慕尼黑大学的医学和精神病学专业。他在现象学人类学中，可能最接近的是冯·葛布萨特尔，152并且他又通过冯·葛布萨特尔接近了海德格尔。特伦巴赫的目标是向我们说明忧郁世界的本质结果。他采取的方式是斯泽莱西指导下的、宾斯旺格所提供的经验现象学。

特伦巴赫对忧郁的探索，以对忧郁世界的空间性变异为起点（按照之前闵可夫斯基、冯·葛布萨特尔、斯特劳斯对忧郁世界的时间性变异所说的）。153忧郁空间中的主要变异是深度的丧失。后来，特伦巴赫探索了忧郁症中嘴部感觉（味觉和嗅觉）的现象学。到目前为止，他的主要著作（不仅包括现象学的拓扑学，而且包括对智力问题史的研究以及病理发生和临床讨论）强调，忧郁的一般本质特征是圈禁（即忧郁症患者将自己圈禁于边界之中）和保留（即忧郁症患者停留于他自己对自己的需要之后）。特伦巴赫还做了有关忧郁预备场的有趣研究——极端的“整齐倾向”是忧郁症发病前的征兆。

我们这里如果不讲到海德堡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指导者冯·拜耶（Walter von Baeyer，1904—1987），那么我们对于海德堡精神病专科医院中人类学小组的最有现象学性工作的勾勒就是不完整的。154他自己对于精神病学的人类学贡献，比他在精神病学中的其他工作更为狭窄且更少现象学性。总体上，布伯和宾斯旺格对他的影响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更为显著。近来，他尤其感兴趣的是保罗·利科在自愿和不自愿上的工作。对冯·拜耶来说，人类学不同于描述现象学，因为人类学是去获得内生精神病理现象的最大理解性的全面努力。人类学要求全面地理解精神病患者的存在方式，而不只是患者的主观体验。在冯·拜耶具体的人类学研究中，遭遇（Begenung）概念是特别有影响的，因为这个概念区分了不同的遭遇及其失败的类型，尤其是医生与患者的遭遇。155最近冯·拜耶与冯·拜耶-凯特（Wanda von Baeyer-Katte）的联合工作，以现象学考虑为基础，并渗透着现象学的思考。156

海德堡精神病专科医院也是心身医学相关发展的聚集地。这些发展包括受到冯·瓦茨塞克（Viktor von Weizsäcker）启发的对身体和社会关系现象学的贡献。其中领军性的人物是奥斯伯格（Alfred Auersperg）、克里斯蒂安（H. Christian）和布劳特甘姆（W. Bräutigam）。普鲁格（Herbert Plügge）的著作尽管不是很多，但在我看来具有非同寻常的前途。157因此，他关于健康（和疾病）作为医学中负面领域的研究，大大超出了通常的身体现象学，而达到了对于健康和疾病中特定身体部位和器官的更加细致的经验陈述（尤其是在内科疾病和心脏病中）。尽管普鲁格将自己视为一个自学成长的现象学家，但他特别欣赏博尔诺（Otto Friedrich Bollnow，1903—1991）、冯·葛布萨特尔、梅洛-庞蒂、萨特和斯泽莱西，但有时候他也会引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值得注意的是，对现象学人类学表现出类似兴趣（尽管比海德堡精神病专科医院要小一点）的是弗莱堡大学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尤其是斯泽莱西在哲学系教授现象学期间。现象学也是布兰肯伯格（Wolfgang Blankenburg，1928—2002）工作的基础，而他现在去了海德堡大学。布兰肯伯格的第一个研究《对妄想精神分裂患者的此在分析学研究》158以对老年患者的详细研究为基础，并且是现象学此在分析的大胆尝试——他使用了哲学概念去探索精神分裂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紊乱。在这个研究中，布兰肯伯格的目标是通过探索精神病患者世界的本质结构，去扩展我们通常的理解框架。

布兰肯伯格工作中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没有妄想的、青春型精神分裂患者的自然自明性失落。159在这本书中，布兰肯伯格以现象学概念（包括胡塞尔的悬搁）为基础，对精神分裂体验的典型特征进行了现象学解释，而这种解释类似于胡塞尔对自然世界的还原。布兰肯伯格的研究成果，也阐明了自明感与它在困惑及怀疑中的失落之间的本质比例（精神分裂患者就丧失了这种比例）。

还有两个与海德堡学派没有直接联系的精神病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的查特（Jürg Zutt，1893—1980）和库伦坎普夫（Caspar Kulenkampff，1921—2002）；他们工作中的现象学成分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查特只是偶然提及现象学。他的真正关注点是人类学，或他所说的理解人类学。160查特认为，人类学是一种必须克服心理学和躯体学二元化的人类研究。他通过将人类学称为“理解人类学”，而将它的任务规定为：透析正常结构，在理解精神病学中探索异常，并将异常看作是正常的紊乱。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异常就是人类全面能力的缺损，尤其是人类超越单纯身体达到精神层面能力的缺损——他遵循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的观点，而把这种能力视为人类的核心特征。然而，尽管他最系统的工作《理解人类学的尝试》有很丰富的建议，但它不是一个全面的精神病学系统。现象学这个名词没有在他的这个工作中出现，而只是非常少地在他的预备研究中被提及。但是，就他引用了海德格尔、萨特或宾斯旺格而言，现象学在他的工作中是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查特的研究包含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具体现象学观察。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及库伦坎普夫将萨特的注视现象学应用到了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患者）世界的研究中。然而这不意味着查特同意萨特把注视解释为对他人自由的攻击，而非“人类最有启发性和美丽的表达”（《理解人类学的尝试》，第809页）。

甚至更有原创性的是查特对于人类与他的鲜活身体相关联的不同方式（支持和被支持）的兴趣。在这里，库伦坎普夫有关立场与立场丧失现象的研究，在现象学和心理学上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查特的在人类与空间关系（例如在海德格尔曾说过的“栖居”）中的此在秩序（Daseinsordnungen）概念以及诸如此类的秩序概念，被证明是能够促进人类学理解的。

波什（Gerhard Bosch，1918—）是查特的学生，而他使用“现象学人类学进路”，并在对自闭症儿童进行的语言分析基础上来研究自闭症儿童。161这种进路旨在更好地理解自闭症儿童的世界建构，而且使用了胡塞尔的建构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现象学以及宾斯旺格和查特更为专门的研究作为它的哲学框架。波什尤其描述了在遭遇他人和建构一个与他人共在的共同世界可能性上的自闭缺损。在图宾根大学，受训于高普（Robert Gaupp）和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学派的文克勒（Walter Theoder Winkler），提出了“动态现象学”的观念，旨在研究先前“静态现象学”所忽视的病理现象。162文克勒与海夫那一起提出了本我撤退（ego-anachoresis）概念，来解释精神分裂患者与体验中不可忍受部分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