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格式塔心理学中的现象学
启发我们的不只是我们事业的新式推动力，还有大量的宽慰（尽管我们正在逃离监狱）。
这所监狱就是当我们还是学生时，大学里所教授的心理学。76
上述两句话是科勒（Wolfgang Köhler）在1959年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就职典礼上说的；这两句话非常像舍勒早期的狂热宣言（新的现象学运动，是要将现代人从牢笼中解放出来）。另外，舍勒不是科勒的朋友与亲属。77十分清楚的是，格式塔心理学和现象学都立志于将现代人解放出来，去走出一条新式的实在道路。但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二者的这种类似性。尤其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有一种可理解的倾向过高地估计了二者的历史亲密性。例如，波林在他论格式塔心理学的章节中，将现象学仅仅误解为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格式塔心理学不仅有其他比现象学更近的先驱，而且现象学有若干非格式塔的传承者——哥廷根小组（波林在“先驱者”中提到了）与维尔茨堡学派的一些成员。
首先，现象学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是保持距离的一种行动。格式塔心理学的三巨头——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考夫卡（Kurt Koffka）与科勒显然都见过胡塞尔，并且后来又偶然见到了其他主导性的现象学家。现象学在哥廷根、弗莱堡和慕尼黑的中心，不同于格式塔主义者们在法兰克福与柏林的中心，而且它们在边缘上也少有重合。只有在格式塔心理学的重心转移到美国以后——考夫卡在北汉普顿（史密斯学院）、韦特海默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校）、科勒在费城附近（斯沃斯莫尔学院），格式塔主义者才有可能与移民到美国的年轻现象学家进行更为直接但有限的交流。
同时必须被考虑到的是，这三个格式塔心理学的奠基者，对哲学都没有兴趣。只有在他们完全意识到他们发现的意义之后，他们才产生对哲学的兴趣。尤其是当他们不得不面对行为主义的挑战时，他们才感到他们的立场需要哲学基础。这种情况是在他们到美国后才发生的。在这个阶段，现象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必需的方法论支撑。
当然，格式塔心理学作为心理学领域中的一种新思想，不能认识到它发源的领域。甚至在格式塔心理学于1911年形成以前，在韦特海默于1920年左右发表他有关运动视觉的研究并取得承认时，当考夫卡对格式塔心理学做出第一个推动时，格式塔主义者就与现象学的先行者以及现象学在心理学中的第一批分支建立联系了。韦特海默在捷克的布拉格开始他的研究，并与赫林（Ewald Hering）（独立的视觉现象学家）以及艾伦菲尔斯（他不仅是格式塔质的发现者，而且反思了迈农所发展的布伦塔诺进路）。1901—1903年间，韦特海默就在柏林，而当时斯图普夫正在发展他自己的现象学。韦特海默在屈尔佩的指导下，从维尔茨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因此韦特海默肯定没有受到源于迈塞尔与布勒的胡塞尔影响。考夫卡78在斯图普夫的指导下，在柏林大学开始他的研究。在考夫卡从吉森大学取得授课资格后，他必须通过迈塞尔吸收维尔茨堡学派的一些精神，正如他在“对1909年维尔茨堡的追忆”中在致谢屈尔佩时所说的那样。科勒在柏林进入了更广阔的现象学世界，而且他在斯图普夫的指导下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然而，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在1911年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已经成为了一般学术气氛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没有必要像在研究之前十年的维尔茨堡学派那样去追溯特定的影响。在1911年时，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一般思想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同基础。然而，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也转向了新的先验主义。这进一步解释了格式塔主义者背地里不再非常渴望与《逻辑研究》相一致的原因。79
格式塔主义者们逐渐接受现象学的细节是如此具有指导性，所以这些细节值得进一步考察。
A.韦特海默（1880—1943）
人们普遍承认的是（尤其是他的合作者们），韦特海默作为年长者，是格式塔学派的奠基者。但韦特海默也是其中发表著述最少的人。他一生都没有出版完整的著作，而他的先驱性论文不能充分展现他的启发性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在他的发表著述中找到他与哲学现象学的清晰关系或他受到现象学影响的任何证据。韦特海默也没有得到大量的引用。在某种意义上，他太过于现象学了，以至于不能从除了原初现象以外的文献出发。他唯一清晰提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地方是他死后出版的著作《创造性思考》（1935）。在这本书中，他认为现象学的特点就是“强调现象学还原中的本质”。但是，他只在一开始提出“思考理论的新概念及方向”的若干学派时提到了这种观点，而且单单这个事实不能说明韦特海默对于现象学的态度。然而，有详细的证据让我相信：韦特海默，尤其是在他的美国阶段，非常同情现象学哲学的一般目的。事实上，在他与卡恩斯（Dorion Cairns）的对话中，他对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一些更为的深奥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34年1月，卡恩斯致胡塞尔的信）。如果要确定韦特海默的进路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现象学的，我们就必须去探索他的实际程序（从他在1912年进行的对运动视觉的突破性研究开始）。这项研究从这个大胆的宣称开始：
一个人看到了运动；不是客体在运动；这个客体现在这里，而不是它之前所处的地方；因此这个人知道这个客体发生了运动……但是这个人看到了运动。这里的心理给予是什么呢？80
韦特海默认为，这种“清晰与独特的给予现象，是心理学之谜”（《运动视觉的实验研究》，第6页）。但是，必须要问的是：“当人们看到运动时，在心理上被给予的是什么呢？……这些印象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对韦特海默来说，主要的任务是去描述与探索在清晰体验定义条件下的给予。结果就是：当a与b以某种速度连续出现时，人们就会错误地看到额外的运动现象。韦特海默将这种现象称为似动现象（Phi-phenomenon）。后来，他又区分了主要现象与中间现象。
我们不能把格式塔主义的现象概念等同于现象学的现象概念，尽管格式塔主义显然不同于实证主义。然而，让格式塔主义具有说服力的是：像韦特海默这样的格式塔主义者乐于接受现象，即使现象在感觉经验主义者的还原主义世界里没有地位。格式塔主义的现象概念，至少是现象学现象概念的连襟。
韦特海默的现象学进路本身也清晰地表现在了他对单纯“联结”（Undverbindungen）与本真格式塔的区分。他在格式塔学说第二个研究的开头引入了始于典型知觉情境陈述的区分：“我正站在窗边，并看着房子、树和天空。现在，由于理论的原因，我可以报数并且说：‘那里有……327个亮点’。”这种报数显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完整的形态，而不是元素。81
但是这种接受与描述不可还原现象的倾向性，不是格式塔理论与现象学的唯一共同特征。早在他研究运动视觉时，韦特海默提出了这个“先天命题：如果没有客体或者说没有看到某种东西的运动，运动就是不可理解的”。这与现象学的本质规律相同。
我们无法判断韦特海默在发展他的思想时，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格式塔理论与现象学的这种平行性。但无可置疑的是，就他所知，格式塔理论与现象学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化的作用。
B.考夫卡（1885—1941）
在原初的格式塔团队中，考夫卡是倡导与哲学阵营建立联系的人之一。他也是最强调格式塔心理学方法、即现象学方法的人。在他最系统的著作《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年首次用英语出版）中，他把“现象学方法”作为第二章的特殊部分；在这里，他主张环境场概念是所有心理学解释的模型。82在避开所有其他解释后，他称现象学是“对直接体验的最朴素与最充分描述”。但是，他也把现象学与内省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内省是“对感觉属性，或其他系统但非体验的最终东西的直接体验分析”；科勒对内省的解释也是这样的。
考夫卡没有在这种语境下提到哲学现象学。他只把胡塞尔作为所有心理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第570页）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他认为格式塔心理学没有打算确立逻辑关系领域与按照这些关系组织的心理学事实之间的理智关系。他甚至没有提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对现象学的发展。因此，考夫卡的现象学概念显然非常接近于斯图普夫的现象学概念（斯图普夫是他在柏林大学的第一位老师）。但这不意味着考夫卡只是斯图普夫的学生，正如考夫卡所急于澄清的那样。
如果想理解考夫卡与现象学的关系，那么我们最好从他的主要著作《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出发。在这本书中，“原理”指的不仅是基本假设的汇总。它也表现了考夫卡的哲学意图。这种越来越清晰的意图，就是对否定人类生命数据中有意义关系的“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批评。考夫卡的目标是整合。在这种确立有意义关系的认识目标中，现象学是考夫卡的主要武器（尽管是有限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甚至只是快速地浏览一下考夫卡的学术发展也是有益的。在离开斯图普夫在柏林大学的实验室后，考夫卡去了屈尔佩在维尔茨堡大学的学派。尽管他在维尔茨堡的工作促进了他的实验工作，但他在回顾时说：维尔茨堡学派的工作是不成功的，因为维尔茨堡学派只是引入了如决定性倾向这样的东西。直到1911年，考夫卡才与科勒一起加入了法兰克福的韦特海默（他也曾在维尔茨堡学习），由此考夫卡知道了新的格式塔原则。这种原则表征了能够支持失落联系（不仅可用于理解高级进程，而且可用于发现知觉中的意义）的积极现象。
然而，在考夫卡这里，人们会发现，他早在维尔茨堡时期就对胡塞尔产生了兴趣，例如，他的第一本书《对想象及其规律的分析》83（他把这本书题献给屈尔佩与维尔茨堡传统）。在这本书有关词语理解的最后一部分中，考夫卡插入了一个专门讨论胡塞尔的部分（《对想象及其规律的分析》，第380—381页）。在这里，他在仔细研究了《逻辑研究》中的一些段落之后，指出了比相似性更多的差异性。他最后的结论是：他自己的分析涉及的是实际体验，而胡塞尔的主要兴趣是本质研究中的“客体”与体验。
1913年，考夫卡（他在吉森大学）使用“在一方面尽可能精确描述现象，另一方面寻找现象学之间规律性依赖以及客观过程（经验与刺激）的”程序，开始了他对“格式塔心理学与运动经验的贡献”。84但是，他立刻补充说：“我们拒绝所有假定的意识以及未被注意到的感觉或活动，并在方法上考虑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特权。”（第353页）这种宣称标志着对稳定性原则的摒弃。
考夫卡是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大胆地以发表论著的形式，阐明新进路意义的塔式塔主义者。他对德苏瓦尔（Max Dessoir）哲学手册的贡献，85是长达100页的与旧的联想主义相对的“新心理学”阐释。在这里，考夫卡抨击了联想主义教条，尤其是以刺激与现象的持续关联，以及刺激的不受注意的现象关联假设为基础的、刺激与现象的二元论。他介绍了以“现象学”（这个词的德文，在他这里只用了一次）为题的新答案，并说明现象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关联（Undverbindungen）与格式塔之间的体验差异。这种现象学想要做的是：仔细地描述被观察现象中的联系，而不管刺激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的格式塔心理学要研究的是格式塔本身，而要寻找的是格式塔的规律，例如完善格式塔的规律——这种形态显然与现象学的本质规律相关，而与混乱关联中单纯的偶然联系相对。
与此同时，在用英文写的第一篇文章中，考夫卡甚至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个立场：现象方面独立于物理方面。86他把现象学作为内省与行为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主张“在其环境（我们可以将之作为现象场）中的机体研究（包括意识）……我们不能设定在客观与现象世界之间的点对点关联”（《心理学》，第155页）。
然而，只有在考夫卡移民到美国之后，他才提出了对新概念的主要阐释。因此，他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是对他的系统立场的最重要表述。他也尝试将这本书与美国主流的行为主义潮流相联系，并尝试将行为主义的精华融入格式塔心理学。对行为主义的格式塔解释的核心概念是行为环境概念；考夫卡将这个概念与他所谓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比较。他的工作可能是对行为概念进行重审与深化的最重要努力之一，而且他的工作也表现在了正统的行为主义中。考夫卡继承了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的思想，而把心理行为看作是与分子行为相对的显见（molar）行为。这种行为是与环境相关联的主要行为。但是这种环境就是测量科学的客观范畴中所描述的地理环境，而是人们必须在体验个体的意义上去描述行为环境。在这种意义上，行为环境与现象学环境是一致的。
考夫卡在其他地方也阐明了现象数据对于物理数据的优先性，并介绍了超越普遍格式塔数据的新现象。尤其重要的是他对作为中心之自我（“戏剧的英雄”）的介绍（第八章；他在这里讨论了活动）。对考夫卡来说，自我是行为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考夫卡对自我的很多描述是新颖与重要的，例如对自我复杂性、子系统以及易变性的强调。然而，尽管他没有说明与胡塞尔自我思想的直接联系，但二者之间的平行性是非常显著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夫卡与其他格式塔心理学家都不满意于单纯的描述。心理学必须超越给予功能概念的描述。新的现象只能通过描述获得；这个事实不能成为将现象还原为纯粹现象学数据的理由，而且未完成的任务是，确定现象与超现象（transphenomenal）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格式塔心理学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在现象与刺激之间没有严格的一对一关联。人和动物在对相对而非绝对刺激做出行为反应时，“恒常原则”是不起作用的；这说明，现象远比之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更为独立于刺激。格式塔心理学过于现象学化，以至于提出了斯图普夫曾经建议的、未受注意的感觉和其他推断的幻象。只有一个假设是合理的：科勒的物理格式塔是它们心理对应的关联。这个假设只要求现象在它们的表面价值上得到采纳，并且要远比过去更为有意识地得到描述。正如古尔维什最为明确表达的那样，摒弃恒常原则意味着承认现象学的优先性与主要性。
作为格式塔主义者的考夫卡在接受现象学方法上所做的限定是最少的。但这不意味着他让自己附属于胡塞尔或其他现象学运动的成员，尽管从他的一些注释来看，他如盖格尔与舍勒这样的较少正统性成员保持着联系。他与这些成员的联系甚至比凯茨及鲁宾都更为紧密。
然而，从文字上来看，我们很难断定现象学方法指导了考夫卡的具体研究。但是，当他回顾自己的方法时，他认为现象学支持了他的方法论，尤其是在他与内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辩论中。
C.科勒（1887—1967）
科勒是格式塔心理学三巨头中最年轻的成员，而他也是最为公开支持现象学哲学的人。他在1941年以后，加入了《哲学与现象学研究》的编委会。然而，他对这种支持的公布比考夫卡要慢得多。在他的经典研究《模仿心态》（1917）中，他当然没有理由引注现象学。在他的《静止与静态的物理格式塔》87一书中（涉及的是心理格式塔的物理对应），他只在提及韦特海默的出发点时提到了“现象学”这个术语（《静止与静态的物理格式塔》，第177､185､187页），而胡塞尔的著作只在无关科勒问题的脚注中出现（《静止与静态的物理格式塔》，第58页）。甚至是在1929年的批判式地讨论行为主义与对直接体验进行辩护的《格式塔心理学》中，科勒也没有诉诸现象学。
更引人注意的是，科勒对现象学的接受以及现象学这个名称，出现在了1934—1935年期间他所进行的詹姆士讲座中。当他永久性移民到美国后，这个讲座在1938年出版。88在这个讲座中，他认为现象学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心理学事实的基础。然而，尽管科勒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主要代表，而没有提到其他人，但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接受，有非常大的保留。他同意胡塞尔现象学的格言“回到实事本身”（这个格言与“自然主义”及经验主义对先于任何解释性假设的直接给予相对）。在他对这种现象学的概述中，他以显著同意的态度，提到了胡塞尔的超越单纯偶然事实联系的本质联系洞见。但他划定了最后的界线。他不相信本质世界与事实世界之间的严格区分，因此他摒弃了胡塞尔的“本质还原”。他甚至怀疑胡塞尔在他“现象学还原”基础上对事实世界的完全摒弃。与胡塞尔相反的是，他自己的现象学是向事实领域开放的。事实的本质则从没有被提到。89
然而，科勒对现象学讨论的延迟不意味着他不知道现象学；更重要的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实践现象学。格式塔心理学在很多方面都是对实证主义心理学之狭隘性的一种反叛。格式塔心理学倡导对现象的开放进路，尤其是否定直接体验中的原子事件，优先于整体格式塔。90
在科勒与现象学的友谊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可能是他对不受注意感觉的摒弃，而这种摒弃实际是对他导师斯图普夫的背离。91斯图普夫主张不受注意的感觉是基本感觉逻辑所必须的。如果a确实等于b而且b等于c，那么a怎么会不等于c呢？对斯图普夫来说，这证明了在设定相等之后的不受注意的、不相等的存在。科勒摒弃了这种推理。a与c之间的，难道不能说明在没有任何新的物理刺激情况下，全新的不相等格式塔的存在呢？科勒宣称：假定感觉的引入，只是为了维护导致数据错误的恒常假设。对判断幻觉或错误的指责，可以防止“对主要幻觉原因的推理探索”。这种探索实际上走向了“与基本心理学假设相反的、对视觉领域的现象描述与理论讨论”（《论不受注意的感觉与判断错误》，第70页）。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科勒的最终兴趣从来都不是现象学。他的第一个主要工作《物理格式塔》（1920）说明，他从一开始的真正兴趣点是让格式塔现象停泊在超现象本质上，即在最近的物理学领域所探讨的物理格式塔上。然而，即便是这本书也提到了现象学（主要是斯图普夫意义上的现象学），并将现象学作为格式塔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础（《物理格式塔》，第189页）。
《格式塔心理学》（1929）不仅是他系统介绍新进路的第一个努力，而且也是在现象学实际上还不为美国读者所知的时候，向他们介绍现象学的努力。这可以部分地解释这本先驱性的著作没有提到现象学这个术语的原因。科勒的这本书，面对的不是只是旧大陆的敌手——联想主义，而且面对着新的美国挑战——行为主义。在这么做时，科勒试图说明：格式塔进路基本上不同于人们所反对的内省（人们经常会将内省与现象学相混淆）。但这不意味着现象学的缺席。他的新进路中的关键术语是具有其“主观”与“客观”特征的“直接体验”，而且他把这种“直接体验”作为不可缺少的出发点。科勒所描述的这种直接体验，显然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直接给予的体验。
在这里，我不能详述科勒现象学进路的成果。我们只须提到这个事实：现象学进路使科勒能够将价值作为直接体验的构成部分。这些价值以客观需要的知觉形式（韦特海默也讨论了这种知觉）被给予，而且不同于主观兴趣。另外，科勒认为这种现象的给予性是有力量的。在这种现象学的基础上，他相信，通过科学的推理，他可以在维护他的异质同形论时超越单纯的现象学。他的异质同形论认为，在力场（field of forces）中，如价值这样的现象，在现象格式塔的客观对应中有它们的客观关联（这种关联将主观现象锚定于“事实世界”中）。因此，现象学对科勒来说，就是以自然哲学为根基的、有抱负的价值哲学的基础。
哲学现象学对科勒心理学的发源以及他最后的哲学显然没有直接的影响。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通过韦特海默以及他自己在知觉与动物心理学中的实际发现去进行思考，而这使得他越来越认识到现象的“自治”。显然，只有当他必须捍卫缺乏方法论哲学的系统立场时，他才在现象学的一般原则中发现了他最有价值的背景。人们可以说：在科勒这里，哲学现象学主要起到了后期的奠基者作用（哲学现象学巩固了越来越需要加固的结构）。但是，当科勒向现象学开放时，他带着他不甘示弱的直率。正如他所说的：“现象学是可以让所有概念能够得到它们合理性的领域。”92
D. 古尔维什（1901—1973）
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只是逐渐接近现象学并将现象学作为它的哲学盟友的。在格式塔心理学对现象学的再次接触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古尔维什（Aron Gurwitsch）与邓克（Karl Duncker）。
古尔维什首先是一个数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1928年，他在格式塔心理学的杂志《心理学研究》上发表了他在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93总体来说，这篇博士论文是以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为基础的，但也确实努力地说明了现象学与诸如韦特海默、考夫卡和科勒这样的格式塔主义者思想之间的关系。古尔维什最重要的观点是：格式塔主义者对恒常原则的摒弃，促使他们走向了非常接近胡塞尔的立场，因为在他们看来，研究现象的本身，不需要考虑现象的客观刺激。在后来的著作中，古尔维什也尝试说明格式塔心理学如何推进了知觉现象学，尤其推进了对知觉现象建构的理解。94
E.邓克（1903—1940）
邓克的主要领域是心理学，但他相比其他格式塔主义者在数学与现象学方面有更强的背景。他对“诱发运动”、创造性思想以及动机现象的研究，说明了他非同寻常的广度以及对现象学文献的彻底掌握（甚至超过了胡塞尔）。他还明确地准备了如“快乐现象学”、对象意识现象学这样的主题。在他的问题求解研究中，他具体说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如何以直接体验到的与可描述的、将问题材料重组为新洞察的模式为基础的。
邓克的早逝，中断了格式塔心理学与现象学之间最富成果的综合。
F.莱文（1890—1947）
支持现象学的人不仅限于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内圈。尽管我们这里不会进行完整的考察，但在广义格式塔圈子中至少有两位成员是值得研究的，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在美国的独立与长期重要的地位——莱文（Kurt Lewin）与海德（Fritz Heider）。
莱文像科勒一样，一开始也是斯图普夫的学生。他在对斯图普夫的悼文中表达了对斯图普夫的长久信赖。95因此，莱文很早就接触到了前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去读他最早的研究之一，以《战争景观》为题的“景观现象学”中的一章。这项极富描述性研究的要点是：战争景观（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局限于并且极化为了前线与后方，而这与无限及非极化的和平景观形成了对比。96
莱文其他的德语著述也说明他对现象学有兴趣。因此，他对活动与感情现象学的重要研究，97包括了论现象学概念化的部分（与条件-发生概念化相对），但他只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强调现象学。另一项对心理学实验与规律的研究，98指出了在类型规律与现象学逻辑意义上的“本质”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他甚至提到了现象学悬搁（《心理学中的规律与实验》，第381页），以及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同上书，第391页）。
在这些条件下，让人困惑的是莱文后期（尤其是在他移居美国之后）著述中基本没有提到现象学。人们会怀疑现在他在现象学中只看到了他所不同意的胡塞尔现象学。另外，他对伽利略（与亚里士多德相反）的追随，可能导致他疏离了与伽利略的数学抽象相对的哲学。
但是，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莱文超越了单纯的现象学。因为他的主要兴趣显然是行动、意愿和需要的心理学，而这种心理学最终产生了对人格动力机制的研究。莱文认为现象学的描述目标不能帮助他完成这些任务。
这里无法探讨莱文的意愿心理学到个体动力理论，最终到群体动力学的发展（他有社会目标上的抱负）。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他的场理论在许多方面，使他比他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更为接近胡塞尔晚期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因为当莱文将实践行为放到拓扑场情境中时，他看到，这种场不是科学的物理场，而是体验有机体的生命场。事实上，莱文有时候将这种场称为“现象”场。但他本人回避了与“现象学”的任何纠缠。他对“拓扑场”结构、领域、入口和边界以及自我与这种场之间关系的发展，走向了现象学的解释和方向。但是单纯的历史考察不能确定这种在他去世以后与现象学的“融合”。
G.海德（1896—1988）
海德（Firtz Heider）是一位在到达美国以后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现象学中的欧洲心理学家。事实上，海德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迈农及其追随者的格拉茨学派，而他有关“事物与媒介”的博士论文主要反映了格拉茨学派的精神。海德从来没有接近现象学或格式塔心理学的中心。他的大陆学术生涯使他在德国汉堡大学接触到了斯特恩与卡西尔（他们二人当然也反映了新的现象学气氛）。
海德的主要兴趣点是知觉的所有方面。除了现象学对于知觉现象的解释，海德对现象学的其他部分没有兴趣。因此，他不仅特别注意莱文工作中的现象学特征，而且还特别注意到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工作中心理学环境的现象学描述”的现象学特征。99
但现象学在海德自己工作中变得最为显著的地方是《人际关系心理学》。因为他在一篇论“社会知觉与现象因果性”的论文中打下了一些基础，100他不仅经常提到并且肯定了舍勒，甚至萨特、梅洛-庞蒂的工作（尽管胡塞尔的名字没有出现），而且他也知道舒茨的社会现象学以及邓克的现象学知觉研究。他把他自己的目标规定为“忠实地描述现象，并用现象去引导对问题与程序的选择”。101因此，他一开始研究的是主体间关系的常识心理学，而“不考虑它的假设和原则是否得到了科学的检验”（《论知觉、事件结构与心理学环境》，第5页），并且将它建立在“生命空间的主观环境之上”。现象描述总是作为出发点，尽管不是研究的终点。现象研究表明了一个侧面，但它不能揭示主体间行为的发生根源（同上书，第298页）。首先需要的是“前理论”，即有关行为的未被阐明的思考与直观的思考（同上书，第195页）。在讨论赖尔（Gilbert Ryle）通过普通语言的进路时，海德的目标变得尤其清晰：他说对词语与意义的分析只是手段，而终点必须是“阐明作为主体间行为基础的概念系统”。
显然，至关重要的是在纯粹描述中的社会生命世界的基本现象学。这些研究的具体性与谨慎性，表现出了所有第一手与非技术的现象学特征。
H.希尔（1900—1961）
斯特恩的另一个学生希尔（Martin Scheerer）是海德在德国汉堡大学与后来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同事，并且是戈尔德斯坦在美国的亲密合作者。因此，希尔也是值得关注的。他的现象学兴趣首先表现于他论格式塔理论的德语著作。102在这本书中，希尔通过追寻现象格式塔而开始了第一个方法论部分。除了其他对于现象学的偶然引用，有关主观性方法的附录（对希尔，这是格式塔理论的整体部分之一）尤其表明希尔很熟悉现象学文献。
希尔后来对于现象学兴趣的来源是他有关“社会认知”的工作。他收录于林德（G. Lindzey）等人编辑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中的论文，尤其表明了他对现象学兴趣的来源。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