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教育是治国双轮
（春秋）管仲
古代的天时与今天的天时相同，而古代的人事与今天的人事不相同，这可以表现在政事与刑法两个方面。在帝喾和帝尧的时代，昆仑山下埋藏了许多黄金，却没有人挖掘。他并非用了什么好的方法来制止人们这么做。因为那时候山上草木繁茂，供应充足，河中的水产不用打捞尽就够人们吃的了。人们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多余的用来供养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们放牛牧马都互不相通，人民的风俗习惯也互不知道，但是有什么需求不出百里的范围都可以得到满足，所以虽设官但不需管理，天下一片太平。那时强迫犯人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穿常履，以此羞辱他代替死罪。
而今周公的年代，断指、断足和断头积满了台阶，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这并不是人们不怕死，而是极度贫困所逼的缘故。土地贵重，人口增多，生活破败贫困而且供养食物不充足。直到发展了原先不被重视的工商业，人们生活才逐渐富裕起来，这是不注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以及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筹划。如何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政策呢？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奢侈的生活消费。
轻视粮食，看重珠玉，这样可以使国人服从管教。因此，轻视粮食而看重珠玉，提倡礼乐制度而轻视生产事业，这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珠，是阴中阳，所以胜过火；玉，是阳中之阴，所以胜过水。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因此，天子积累作为货币的珠玉，诸侯贮备钟磐等乐器，大夫则贮备狗与马等玩物，百姓则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有势力的将占有珠五，有智谋而狡猾的人将操纵珠玉，可以使贵物价格降低，贱物价格昂贵，市场紊乱，如是鳏寡独身的老人也就无法生活了。
政令和教化两者都是重要的，那么哪个最为急需的呢？政令和教化相似但方法又有不同。教化，好像秋天的云朵一样高远，能激动人的悲心；又好像夏天的云朵静静的，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邃得好像皓月的寂静，平息着人的恩怨；平易得好像流水，让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君主能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不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能被感化。严肃尊敬地对待人们，挚爱地使用人们，就好像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贤人虽然少，不肖者虽然多，但是教化使人变好，不肖者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至于政令，则与教化稍微有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作为特征。除去这点，政令对人们还能起到驱使的作用吗？
如何使用贫穷与富贵的人呢？人太富了，不好使用，人太穷了，就不知羞耻。水太平静了则不流动，没有源泉，水就很快枯竭；云平静则没有大雨了，没有稠雨，雨很快就会停止；政令如果只是平和而没有权威也是不行的。用人泛爱而不分亲疏，只会流于一般。但只是与左右的近臣亲密，选用不用之才，就好像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处而放弃其长处，用人不讲原则，则是危害国家的根本。
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这是欺骗祖先。毁掉誓言违背盟约，言而无信，这有伤害信义。尊敬祖先，这是尊重的根本。守盟约是讲求德行。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是为了明示权威。不讲德行，这是人群中的败类。必须以严厉的刑法约束人们，这才是政令的根本。
成就王业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客观规律，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和名声；懂得如何利用地利，才可以使百姓富裕起来；懂得侈靡的消费，才可以团结士人。君主必须喜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坚强果断、仁慈与会用人。君主要祈祷丰年，使百姓没有灾疫，六畜繁殖昌盛，五谷丰收，然后，百姓的力量才可以调动起来。在附近国家的君主都没有能力的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
要是附近国家的君主都贤明，那怎么办呢？或者迅速改换大臣，或者迅速改革政事，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拯救有弊端的时政，百姓会受到鼓舞，发展农业则人民会富裕；适应天时的变化，顺应万物的生长；像日月放出光明，像风雨起降合时宜，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具备了这些条件，就是为民所爱戴的君长于。百姓想变却不能适应变革，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了一层皮革，叫做有皮革却不能变革，那是不会说服并取信于百姓的。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根据人们对物品的重视程度而定的。我们君主如果重视打猎，就重视老虎与豹子的皮张；君主如果重视功名利益，就重视金玉与货币；君主如果喜欢发动战争，就重视盔甲和兵器；而盔甲和兵器的来源，又首先在于田地和房屋。现在我们的君主要发动战争，就要首先办理百姓所重视的事情。
饮食与侈靡游乐是百姓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欲望，那么就可以使用他们了。如果要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河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愉快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雕好再去煮来吃，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人贩运正常运行。让富贵的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做事。这样百姓便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且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还需要当权者替他们积累财货。
使用臣子的方法应当是：既能赏赐又能掠夺他们，既能任命又能免去他们；既能赏赐人使他们富有，又有刑戮使他们慑服；既能赐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能收取财税来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制度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拿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对于精明能干的人，可以因此而委派任务：能言善辩者用他做舌辩外交之类的工作，有智谋的人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品性廉正的人用他做监工的工作。对于脾性顽劣且欺凌属下的人，不讲道德而轻蔑上级的人则不用他们，流放他们去外地，因为这些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祸害。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提倡礼节而改革风俗，注重信用而轻视虚伪，喜好柔顺而嫌弃粗暴，这些都是立国的原则。凡治理国家，先要改造百姓的习性，然后才能与他们亲近。百姓贪图安逸，就偏要教他们劳动；百姓贪生怕死，就偏要教他们有牺牲的精神。“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才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家才可以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