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痞铁匠撒欢马尾船厂

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西风烈，悍匪千里掠。

突然，北京城密旨送抵左宗棠营帐。左宗棠看完皇帝的圣旨，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英法两国约定十年后修订合约，北京朝廷决定提前让督抚臣僚出出主意，为两三年后的修约做准备。左宗棠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绝地反击，向同治皇帝写了一封悲愤交加的奏折。

左宗棠在奏折中说，中外通商主要在南北洋两大臣之手，由总理衙门总揽全局，自己只在闽浙跟海口领事、税务司有过交涉。而在西征后，距离闽浙太远，加之新上任的总督吴棠，“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这导致凡是自己引进的人才，所用的将校，无不纷纷要求离开福州。左宗棠在奏折中强调，船政乃大清帝国千秋之伟业，是唯一能跟列强在海上抗衡的通途，皇帝既然已经交由沈葆桢专事操办，船政的管理应该也由沈葆桢筹划。[49]

左宗棠当然也对修约一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竹枝词一案。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跟恭亲王奕䜣关系变得紧张，吴棠作为奕䜣一党，在福州官场只手遮天，自然让慈禧太后担心。加之左宗棠现在正带领十万大军转战西北围剿捻军，福州竹枝词案若不公正处理，何以安抚左宗棠？

慈禧太后给军机处的命令是，在左宗棠的奏折上写了一个“留”字。身为军机大臣的奕䜣自然明白慈禧太后的用意，这是暗示军机处，一定要尽快调查清楚竹枝词案，平息福州官场争斗案，让福州船政恢复正常。北京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福州城，吴棠深感情况不妙，只得主动找到英桂，要将竹枝词案快速了结。

1867年7月13日，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这一天，同治皇帝向内阁发布了一道上谕，说无论是商业税、制造轮船，还是调员到福州，左宗棠都向北京进行了汇报，调到福州的官员也并非完全是楚军嫡系。“周开锡所买师姓之婢，并非知府李庆霖所送；同知沈应奎，并未为周开锡安顿已出之妾。英桂因兼署督篆，不能再兼巡抚，奏请以周开锡接护抚篆，并非李庆霖等代为恳求。周开锡、夏献纶现无亲兵随从。”

同治皇帝在上谕中强调，调查结论毋庸置疑。对于丁杰所呈竹枝词，英桂跟吴棠的调查结论是，系不知姓名人投入轿中。丁杰身为按察使衔的候补官员，对处理匿名控告的规矩是知道的，按照《大清律》的规定，竹枝词这一类的文件应该销毁，而不是一层层上交。因此要“将丁杰交部议处，并饬令回籍听候部议”。[50]

左宗棠最关心的是竹枝词案的幕后黑手，同治皇帝说道：“左宗棠前在闽省办理军需、厘捐等事，均系地方要务，岂可任令无知之人信口雌黄！所有编造竹枝词之人，仍着英桂等严拏究办，以儆刁顽。”闽浙总督吴棠在同治皇帝公布竹枝词案调查结果后，很快调任四川总督。左宗棠留下的船政人才，纷纷回到沈葆桢的身边。

不过，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正向福州船政以及沈葆桢席卷而来。

船政风波

1868年1月18日，马尾船厂旌旗猎猎。

船政大臣沈葆桢朝服冠带，在欢快的鼓乐声中，走向妈祖牌位。沈葆桢身后紧跟着船政监督日意格、副监督德克碑、总工程师达士博。法国人西装革履，在一帮身着朝服的帝国官员中，显得极为扎眼。沈葆桢手握三支巨大的佛香，跪在妈祖牌位下，希望这位海上神灵能够保佑马尾船厂。

焚香祈祷的高潮是龙骨上船台。在达士博的调度指挥下，沈葆桢与船政提调周开锡、布政使夏献纶等一干官员，将第一号轮船的第一截龙骨捧上马尾船厂的第一座船台。当龙骨上台安稳的时候，整个船厂“闻者皆欢声雷动，手舞足蹈”，这为大清帝国现代造船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51]

从马尾船厂传来的消息，令远在上海滩的赫德坐立不安，日意格跟德克碑两位左宗棠的马仔，到了沈葆桢手里依然是忠心耿耿，一旦让马尾船厂造出了轮船，英国人的生意就没有了。赫德再次想到了美理登，这位法国人上次造谣失败后，还在觊觎福州船政的监督之位，现在马尾船厂第一号轮船已经开工，美理登岂能放过眼前的机会？

美理登对上次的造谣事件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反而对日意格心生怨恨，在赫德的一番撺掇之下，他决定要让日意格在福州船政不得安宁。美理登学会了赫德教导的离间招术，决定从脑子愚蠢的人入手。很快，一位叫博士巴的法国人进入美理登的视线，博士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来到中国，是法国侵华陆军中一名随军铁匠，没什么文化。

博士巴脑子不灵光，可是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经常以大师父自居，他忘记了中国的铁器已有上千年历史。博士巴在船厂名声不太好，跟工友们关系很紧张。他的上司博士芒也是一位法国人，对这位随军铁匠很是头疼。美理登经常以战友聚会的名义，跟博士巴喝小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总会夸赞博士巴铁匠技术一流，为其屈居博士芒之下感到愤愤不平。

美理登每次愤愤然的时候，总是搂着博士巴的肩膀，搞得博士巴有一种浪子回家的感觉，鼻涕一把泪一把后，就捶胸顿足，拍桌子摔碗的。时间一长，博士巴真将自己当成一人物，在工厂里脾气越来越大，博士芒身为工头，不得不出面管理，博士巴一肚子的火立刻倾倒在博士芒身上。辱骂之声不绝于耳，搞得工厂里面鸡飞狗跳。

博士芒难以管束博士巴，这件事就闹到了船政总工程师达士博那里。达士博对日意格跟德克碑很是不满意，因为这两位虽是行伍出身，实则就是两个兵痞，尽管他们一直在法国海军混日子，可对造船一窍不通。只因傍上了中国的左宗棠跟法国海军部，就一下子成了大清帝国的一方大吏。更让达士博介怀的是日意格在法国期间的承诺。

日意格当时领着法国海军部的密令到处招人，跟达士博谈判的条件就是，只要有副监督离开福州船政，达士博就立即上位。

日意格跟德克碑的关系表面平静，但德克碑一直对日意格抢夺了自己的监督之位耿耿于怀。达士博对迟迟没有副监督离开心里不快，自然对日意格心生怨恨，博士巴辱骂工头博士芒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身为总工程师的达士博装聋作哑，分管的副监督德克碑也充耳不闻，以至于博士巴得寸进尺，搞得此事在整个船政都传得沸沸扬扬。日意格不好跟沈葆桢交差，只有批评达士博，两人关系越发紧张。

德克碑很快就了解到一个让他气极败坏的消息，那就是达士博消极管理的背后，是日意格在法国跟达士博有承诺。现在大清帝国方面派出的官员，日意格是不能动的，达士博唯一能够补上副监督空缺的机会，只有德克碑走了才可能。德克碑到中国后一直在军队里面混，早年跟左宗棠合作的时候，左宗棠就要让他滚回老家，这家伙鼻涕一把泪一把向左宗棠哭诉，最后夹着尾巴做人，才博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堂堂将军做了副监督，倍感窝囊的德克碑决定给日意格来个火上浇油。

有一天，沈葆桢的办公室来了一干中国工匠，义愤填膺的中国工匠没等沈葆桢说话，就开始控诉法国工匠设套刁难。按照船厂规定，工匠需要卯时上班，可是这一天法国工匠辰时才到，先到的中国工匠不能停工，只能先生产，结果法国工匠到了到处挑毛病，最后导致双方在船厂群殴。[52]

沈葆桢立即派出调查组，查明法国工匠故意迟到的背后，导火索是德克碑跟日意格的矛盾，德克碑暗中导演了群殴事件。沈葆桢决定将德克碑调出船厂，到求是堂艺局当教授。德克碑的离开让达士博心花怒放，可是日意格依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达士博尽管不敢像博士巴那样有恃无恐，却在言语上攻击日意格。

离开了实权位子的德克碑一方面给左宗棠写信控告，另一方面暗中撺掇博士巴进一步捣乱。福州船政被弄得乌烟瘴气，而这正是赫德、美理登他们希望看到的。博士巴在多人的怂恿下，愈发地骄横，不服从工作调动，经常辱骂工头，还经常无故迟到早退，将左宗棠时期定下的规定当成废纸。沈葆桢忍无可忍，决定开除博士巴。

沈葆桢让博士巴滚蛋，这时候他才深感后悔，可是船政大臣的决定无可更改。博士巴很快就得到高人指点，去法国驻福州领事馆告状，将福州船政内部的管理问题上升到外交问题，那样一来就不是一个日意格，更不是沈葆桢能够决定的，需要大清帝国的皇帝跟拿破仑三世大皇帝出面解决。沈葆桢忙着向第一号轮船的最后竣工冲刺，根本没有料到博士巴正在掀起一场惊天波澜。

现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为巴士栋（Ernest Blancheton），在到福州之前是法国驻宁波副领事。当马尾船厂的第一座船台竣工后，在没有征求大清帝国总理衙门同意的情况下，巴士栋跟他的上司宁波领事西蒙（G.Eug.Simon）突然移驻福州。巴士栋一行到福州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船厂张贴法文告示，收集日意格跟德克碑的问题。[53]

巴士栋一行意图明显，就是要搞掉日意格跟德克碑。日意格跟德克碑回到中国之前，得到了法国海军部跟拿破仑三世的密令。巴士栋现在要搞这两位，一方面是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已经离开了，更重要的是法国军方觉得日意格两人没有完成密令。巴士栋的福州行动背后，无疑是法国军方急于操控福州船政的谋局。

沈葆桢对巴士栋一行的无礼行为相当反感，严厉呵斥巴士栋的行为是干涉大清帝国内政，领事是为通商而设，跟船政没有关系，加上船厂非领事管辖之地，不能够张贴告示。巴士栋的夺权计划流产，正是因为巴士栋明目张胆干涉船政，才让随军铁匠博士巴肆无忌惮，搅得船厂法国工匠相互猜忌，互不信任，跟中方管理层以及工匠关系剑拔弩张。

西蒙在福州的时间很短，所以巴士栋成为代理领事。博士巴的状纸递到了巴士栋手上，控告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违约解除劳工雇佣合同，要求日意格恢复雇佣关系，如不恢复需赔偿3500两白银。美理登一直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眼见着博士巴的官司打到了领事馆，决定联手德克碑、巴士栋，先将矛头对准日意格，再图操盘帝国船政大计。

1869年7月11日，巴士栋将一份法文公文发到马尾船厂，要求博士芒、博士巴、日意格及中国工人张维新等六人到领事法庭会审[54]。日意格拿到巴士栋的传票，立即向沈葆桢提交了一份书面奏折。沈葆桢看完日意格的书面奏折，已经洞察到巴士栋的终极目标，这位代理领事当初没有将手伸进马尾船厂，这一次是要通过官司将领事裁判权凌驾到船厂之上，这是对帝国主权的公然践踏。

领事裁判权一旦渗透到船政，福州的船政大业将掌握在法国人之手。沈葆桢在日意格的奏折上作了长篇批示：“监督为船政而设，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作主，如果法国领事馆可以任意把持，则是法国船政，非中国船政。监督有约束外国工匠之责，不受约束者，监督理应检举，至于撤与不撤，船政大臣自有权衡。”[55]

沈葆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博士巴的解聘完全是根据合约办事。更重要的是，代表巴黎宫廷的驻华公使早就书面承诺，船政是中国人做主，巴士栋岂能违背公使之诺！

沈葆桢在批示里面非常明确地强调，博士巴的问题是船政管理问题，是内部事件。日意格拿到了沈葆桢的批示，顿时信心倍增，决定不出庭受审。为了传达沈葆桢的意思，日意格向巴士栋提交了一份书面辩护意见，声称：“如果为这件事向这些中国官员提出交涉，就会将内部事件变为外交问题，而这已超越了领事的权限。”[56]

巴士栋一看日意格居然跟沈葆桢站在一边，显然这位法国海军部军官没有将代理领事放在眼里，那拿破仑三世大皇帝的任务也就难以实现了。巴士栋等不来日意格受审，决定搞缺席审判。

7月21日，巴士栋在领事馆开庭审理博士巴一案。德克碑、美理登、达士博三人作为陪审团成员，坐在巴士栋两旁。博士巴一案的幕后推手们终于以审判合议庭成员的身份浮出水面。身为利益人的德克碑跟达士博不断攻击日意格，一直没有拿下监督位子的美理登，终于可以借助领事法庭恶搞日意格，自然不会放过审判日意格的机会。

当一干人马正在领事法庭恶搞的时候，沈葆桢正在加班加点进行第一号轮船的试航准备工作。没想到巴士栋不听劝谏，公然判决日意格违约，需要处罚日意格3500两白银。在整个判决中，德克碑没有任何责任。德克碑参加庭审已经是破罐子破摔，判决下达后他离开福州，北上找左宗棠告状去了。[57]

1869年9月18日，第一号轮船试航。

沈葆桢给第一号轮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万年清。万年清这个名号在之前向皇帝汇报的时候提过，但是在后来提出要北上接受国家检阅的奏折中，沈葆桢再也没有提过这个名号，而是希望朝廷能够取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名号。作为大清帝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巨型轮船，沈葆桢为试航准备了四个月。

万年清号的试航是中国航海的第一次大检阅，沈葆桢希望整个试航过程由中国人主导，所以船上全部用中国人。身为总工程师的达士博坚决反对沈葆桢的决定，提出必须洋员领航。达士博一方面是为了给日意格难堪，因为德克碑走了，副监督的位子被一位叫斯恭赛格（E.D.Degonzac）的法国海军军官坐了；另一方面是想让洋人掌控万年清号。

沈葆桢拒绝了达士博的建议，坚持任命五品军功游击贝锦泉为舰长。沈葆桢没想到达士博撂挑子不干了，拒绝参加试航。沈葆桢面对达士博的不合作，开始苦口婆心给他讲万年清号试航的重要意义，这艘船将会北上接受国家检阅，试航是万万不能马虎的，没有总工程师参加，万一出现问题那可是杀头的大罪。

达士博才不管你杀头还是诛灭九族，巴士栋给他的信号是沈葆桢不让步，就坚决不参加试航。巴士栋的小算盘再明显不过了，就是等着看沈葆桢出问题来求达士博。达士博万万没有想到，日意格聘请的副手斯恭赛格尽管是军人出身，却一直在海军效力，是一位地道的技术军官，对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相当娴熟，成为日意格在马尾船厂重要的技术副手。

检阅的时间定在10月，万年清号在10月1日就要启程北上，如果不进行最后试航，到时候真是要出大问题的。面对达士博的不合作，联想到7月审判日意格，沈葆桢已经意识到是巴士栋在背后捣鬼，决定不给巴士栋机会，立即解除达士博的合同，让达士博马上滚蛋。沈葆桢一定要拿达士博杀杀洋人的威风：坚决不再姑息达士博，否则洋人纷纷仿效，到时候还有谁听号令？船政只能半途而废。

开除了达士博，沈葆桢还放狠话：“假令法国竟将各员匠一并撤回，本大臣纵万分为难，亦自当另行设法办理。”达士博后悔来不及了，决定仿效博士巴，将日意格告上了福州领事法庭，依据和日意格签订的合同，认为解雇他违反了合同条款。巴士栋主审的结果是日意格败诉，赔偿达士博损失22000两白银。赔款后来由船政经费中支出。[58]

沈葆桢对巴士栋的搬弄是非是相当恼火的，德克碑的离开，达士博在船厂的表现越来越令沈葆桢失望，自己已经给皇帝写了奏折，要将第一号轮船开往天津接受国家检阅。沈葆桢决定给总理衙门上书：“闽省向无法国洋商领事之设，本属赘疣，巴士栋恃领事以阻挠船政，摆弄是非，更不能不撤之势。”沈葆桢希望总理衙门能通过外交手段，将法国驻福州领事馆给撤了。沈葆桢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扑向紫禁城。

注释：

[1]《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2]《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3]《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7]《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49），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版。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政）卷36，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2]《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13]（清）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一，清光绪（1875-1908）刻本。

[14]《左宗棠全集·奏稿》卷1，岳麓书社2009年版。

[15]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0]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1]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3]《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载于《近代史资料》总第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31]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2]《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3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3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6]《清穆宗实录》（满文本稿卷197），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37]《清穆宗实录》（满文本稿卷197），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3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1]《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2]《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3]《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4]《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5]《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6]《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7]（清）李元度：《沈文肃公传略》，清光绪刻本。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9]《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50]《清穆宗实录选辑》下卷，台湾文献丛刊第四辑收。

[51]《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52]《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3]《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4]《福建省志·外事志卷》，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55]《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6]《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7]《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8]《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