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的现状与发展态势
作为新华书店的从业人员,了解中国出版的现状与未来,对于我们从事本职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经过几天的学习,可能大家对中国出版已经有所了解,但我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出版业现在与未来的情况,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一、中国出版业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出版社有国营的,也有私营的。当时的出版、印刷、发行都在新华书店的总管理处的管理之下。根据当时出版总署的统计,1951年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公有27家,私有184家。到1956年,全国共有出版社101家,已经全部是公有出版社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中,出版社全部停业。1971年以后才陆续恢复。1978年,全国出版社才有105家。目前,各类出版社共有573家,其中在京部委办、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中央直属大型企业等直属单位出版社近200家,其余是地方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
2007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48283种,其中新出图书136226种,重版重印图书112057种,总印数是62.93亿册(张),定价总金额是676.72亿元。
2007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68种,总印数30.41亿册,定价总金额170.93亿元。
2007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8种,总印数298.83亿册。
与30年前相比,图书的总印数从1978年的37.74亿册增长到62.93亿册,增长幅度为66.75%。纯销售额从1978年的7.2221亿元增长到512.62亿元,增长69.98倍。纯销售册数从1978年的33.1亿册增长到63.13亿册,增长幅度为90.67%。从增长幅度看,形势很喜人,但其中存在着隐忧。后面我再分析。
期刊、报纸(问题后面再论述)。
中国的传媒业,从书报刊三个方面来看,一年的定价总金额是1100亿左右。如果按8%的净利润,大约将近100个亿。而中石化2008年的利润是296亿,中石油是1137亿。
我们还把这个数字与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出版情况加以比较。
美国共有6万多家出版公司。这些公司年出版新书20万种左右,2004年净销售额237.1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一。世界第二出版大国德国在出版商协会登记的有2000余家出版社,2004年出版新书86543种,图书总销售额90.76亿欧元,折合美元约为128亿。日本,作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也是世界公认的出版强国。有4600多家出版社,其中78%集中在东京,每年出版新书63,000余种,日本2004年出版行业总销售额22472亿日元,折合美元约为250亿。
对中国出版业如何进行评价呢?
首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出版社的数量上来看,增长了3倍。从出版数量上来看,纯销售额增长了近70倍。但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按2007年的销售册数,中国人均购书量只有6册,按销售册数最多的1998年的77亿册计算,人均也不到6册。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比较,人均图书的消费量还是很低的。从中国30多年的发展情况来看,纯销售额增长了70倍,但纯销售册数增长不到一倍。这说明这些年的销售增长实际上主要是定价的增长,人均购书册数增长微乎其微。而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从1998年达到77亿册后,图书销售册数一直在下降,2007年,图书销售册数只有63.13亿册,与1998年相比,将近下降了20%。
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呢?隐忧。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会提到。
二、中国出版业的变革
中国出版业在全社会及全体从业人员的努力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从前边可以看到,中国出版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人均拥有图书的数量上,可以说还有很多不足或者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在推动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开放。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描述来看看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演变与改革开放历程。
出版在中国是历史很悠久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图书的编辑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百家争鸣,孔子编订六经,成为儒家经典。到宋代形成活字印刷术直到清未西方的现代印刷术传入。
中国的新式出版源于教会所办的出版社,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出版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商务印书馆在最辉煌的时候,年出书总量达到4938种,占当年出书总量52%。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的40余个城市。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出版社还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东亚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出版社有国营的,也有私营的。当时的出版、印刷、发行都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管理之下。根据当时出版总署的统计,1951年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公有27家,私有184家。到1956年,全国共有出版社101家,已经全部是公有出版社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中,出版社全部停业。1971年以后才陆续恢复。1978年,全国出版社才有105家,目前,各类出版社共有573家,其中在京部委办、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中央直属大型企业等直属单位出版社近200家,其余是地方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出版从“文革”的一片凋零到今天的初步繁荣,与30多年来不断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分不开的。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未来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9年的12月,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会议,提出各省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从过去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改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种转变,对调整我国的出版结构和解放出版生产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提出了“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改革思路。即在全国建立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休、多种经营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定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社会效益,同时还要注重经济效益。
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出版社的自主权,出版社要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
1988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对出版社过去政企不分,统得过死的旧体制进行改革,出版社要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发行改革提出“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网点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
2002年,中办国办转发了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新闻出版署提出了“精品战略、集约化战略、科技兴业战略、走出去战略和人才战略”。在发行领域,新闻出版署提出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出版物营销体系,推动发行集团组建,鼓励出版发行的连锁经营,对新华书店进行股份制改造,从面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
2003年,国家确定35家单位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其中新闻出版单位有21家。目前有17家转企改制,4家实现企事分开,为文化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最近,新闻出版总署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出版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再一次就出版发行的改革提出具体要求。
如果从中国出版三十年的变化来看,主要呈现一些什么特点呢?
1.出版单位从过去的纯粹强调社会效益转变为既要强调社会效益,同时要注意经济效益。
2.出版单位从过去的所谓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正逐步转制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企业单位。
3.出版单位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在一般图书领域,则完全由市场决定图书的生产与销售。
4.出版领域的产权结构由过去的由国有垄断转变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5.中国出版由过去的仅关注国内向国际发展。
6.由于科技的发展,中国出版正由过去的传统纸介质出版向多媒体多介质的现代出版转变。
7.组建出版发行集团,鼓励兼并重组。鼓励跨地区、跨领域、跨媒体的合作。
从以上特点中,我将目前的出版业态与组织形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转企改制正成为中国出版业必须完成的一份答卷。中国的出版单位,30多年来一直被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来看待。十六大以前,尽管有人提出中国经济要实行有条件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出版单位却一直是禁区,后来有人提出经营环节可以按市场规律运行,但编辑部门还必须绝对是事业性质,不能走市场化,否则会偏离正确的政治导向。
出版单位是不是应当成为一个企业,从今天来看,就像我们回忆“文革”十年一样,人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大家是那样的虔诚。出版单位是不是应当成为企业,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这仿佛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很多人都撰文论证出版单位不能成为企业的无数条理由。实际上,出版几本书能颠覆一个政府吗?今天有了互联网,如果那么容易,政府不是早就改朝换代了?2003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了35家单位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才有17家作为试点转制为企业。实践证明,转企并不会危及我们的文化安全,并不会对我们的现实社会构成威胁。而恰恰是我们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才可能不断弱化我们的竞争力与生存能力。只有塑造市场主体,让企业自我经营、自我发展,自负赢亏,企业才能发展壮大。国外的出版业除了少数政府办的公益性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外,绝大部分都是商业性的出版社。经过前一阶段的试点,目前,改革正大步向纵深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刚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除明确为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外,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企业化改革第一次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
转企改制对于出版单位来说,不完全是一个企业组织形态与治理结构的转变,关键是转变了员工的观念。过去所有的员工都认为是自己是事业单位,旱涝保收,形成了很大的惰性。企业缺少活力和竞争力。转制为企业后,企业就必须自负赢亏,企业与劳动者是聘用关系。双方的权益与职责相对就明确些了。
当然,我们会不会认为,企业化会保证出版单位发展壮大,能够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呢?这只能说是一个基础,理顺了必要的生产关系,但并不代表说出版单位从此就可以高歌猛进了。如果仅仅由事业变为国有企业还是存在弊端的。在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缺位,对经营者的监督与制约力度不够。中国的国有企业三十年来不断地改革,目前主要是以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为主,说明国有企业这种组织结构与产权结构还有很多缺陷。当然,企业与事业比较,在塑造市场主体方面还是前进了一大步。管理者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后边谈到的上市,就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二)以行政区划为特征的出版发行集团已基本组建完成。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成为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起,全国陆续成立了23家出版集团。这其中既有原隶属于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出版集团,也有行业内集团,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更多的是地方出版社组建的出版集团。同时,还成立了一些发行集团。这些集团有些属于当地的出版集团,有些是独立的发行集团。如四川新华文轩、安徽发行集团、上海新华传媒等是与出版集团互不隶属的。这些以产权结构为纽带或者说以行政隶属关系为纽带的出版集团,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政企不分,出版局管天下又管脚下的局面。
集团化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世界出版业发展的潮流。如法国,有4000家出版社,但的阿歇特出版集团一家占据了法国90%的市场。创建于1835年的贝塔斯曼集团是世界四大传媒巨头之一,包括6个子集团:在全球拥有5500万会员的贝塔斯曼直接集团(成为全球客户和订户购买传媒和娱乐产品的首选);欧洲最大电视广播集团——RTL集团(旗下拥有23家电视台、17家广播电台)业务范围包括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杂志报纸出版;音乐唱片及发行;印刷媒体服务;图书和音乐俱乐部。贝塔斯曼经营机构遍布全球63个国家。共有员工76266人(截至2004年12月31日)。2004财年收入17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700亿),比中国出版全行业的销售收入还多。2004年中国新华书店系统、自办发行销售收入1131亿元人民币。
美国有5.7万家出版社,年度出版图书100种以上的商业出版社只有150家,垄断出版业的只有5大巨头——兰登书屋(属贝塔斯曼集团)、哈泼柯林斯、企鹅、西蒙和舒斯特,以及时代华纳,去年的收入达48亿美元,占成人图书、童书和平装本图书总销售额的67%,其中排名首位的兰登书屋在美国市场的销量额为13.3亿美元。
集团化的初衷,是整合资源,优化配制,实行专业化生产,提高竞争力,抵御风险。但目前中国的出版集团大多是靠行政整合的,而不是像国际上那样靠竞争或购并而成立的企业集团。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出版集团规模的扩大仍然主要是低水平的数量累加,而没有进行根本性的业务整合,原先粗放经营的色彩也并没有褪去。但也有一些出版集团,如世纪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江苏出版集团等,成立集团后,产生了化学变化,企业的效益得到了发挥或正在发挥。
但也有一些集团,利用资金优势,进入其他领域。如宾馆、房地产、旅游等领域,有些也取得了一些经济效益。如重庆出版集团有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房地产。但有专家认为,出版产业主要是内容产业,国外出版集团一般围绕主营业务展开,这种离开主业并投入大量资金的做法,对国内出版集团的品牌建设、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长期发展十分不利。事实上,2009年房地产业走低,如果仅仅依靠房地产业,对出版集团而言会是十分艰难的。另外,在多元化的道路上,许多出版集团都交了不少学费。如首都发行所,当年投资钢铁企业,亏损甚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借鉴国际经验,下一步国内出版集团的业务发展不应再是各出版社独自分散作战的模式,而应按不同内容产品生产线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对品牌进行组合,实行产品细化和专业化生产,从而促进内容创新的深化,最大程度地利用内容资源、降低成本、创造新产品和新品牌,以提高生产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覆盖面。
(三)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全行业的共识。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及存储介质的不断革新,对传统的出版方式、流通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有这样几组数字,一是几年的调查,国民阅读率,特别是传统阅读率在不断下降。2008年7月2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的信息。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止住连续下滑趋势,比2005年略有回升,达到48.8%;互联网阅读率为44.9%,继续大幅攀升。最近一篇报道,说报纸6年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有人认为这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的影响。最近美国有几家报纸不再出版纸质报纸,而改为出版数字报,这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信号。还有一个数据,说新华书店的销售增长乏力,但网上书店的销售呈二位数的增长。当当网每天的出货单在150万份。2009年4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8~2009)》称,中国零售业在2009年将取得飞速发展。目前淘宝网每天都销售3亿元左右,远远超过了沃尔玛在华的单日销售业绩。新华书店的同志都知道网上书店的营销模式,所有图书都有折扣,并且是送货上门,达到一定的金额不收邮费。《长尾理论》的作者曾经引述了一些“90后”的体会。他们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对网络阅读已没有任何障碍。报道说很多孩子患网瘾,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现在的孩子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特别是手机3G和4G的出现,对传统的传媒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存储介质的变化对我们的传统出版带来巨大的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是置之不理,盲目乐观还是悲观失望。我想,我们必须保持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影响。从出版来看,传统出版的升级已经是刻不容缓。我们要发挥出版这个内容提供商的优势,建立数据库,延伸产业链,加快网络出版、数字出版、手机出版、多媒体出版,让内容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变化。从流通领域来看,可以利用互联网容量大、快捷、低成本、互动的特点,开展电子商务。有条件的可建立网上书店,或运用互联网实现按需出版,销售电子图书和电子产品等,扩大市场覆盖,形成新的盈利点。
(四)上市已成为出版发行集团当前的首要任务。近二年,出版界最为热门的一个词是“上市”。目前已经上市的发行企业有两个:上海的新华传媒和四川的新华文轩。内容生产企业上市的有两个:安徽的“时代出版”和辽宁的“出版传媒”。江苏凤凰集团非主业部分借壳ST耀华玻璃已经通过证监会批准。现在正在准备上市的有十几家。如河南用近2000万买下了一个即将退市企业18%的股份。还有湖南、江西、中国出版集团、长江出版集团等都在积极准备上市。对于企业的上市诉求,业内有理解的有不理解的。理解的认为这是出版做大做强的正确途径,不理解的认为这是长官意志,是大跃进。
出版企业上市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上市必须是股份公司。上市的股份公司要达到如下几项基本要求:(1)形成清晰的战略发展目标;(2)突出主营业务,形成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3)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4)产权关系清晰,不存在法律障碍;(5)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的治理结构;(6)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经营的能力,做到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7)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会计核算符合《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法规、规章的要求;(8)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保证财务制度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和营运的效率与效果。
我们的出版企业能够达到上述要求吗?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从目前来看,出版集团或者大的出版社,在其内部规范上应当说还没有摆脱“政企不分、事企不分”的局面。从产权上看,我们的出版集团虽然大多数通过行政手段整合已经转为企业集团,但只是若干个子公司“捏合”在一起的企业集团,虽然有了物理变化但还没有化学变化。甚至物理变化或者也只是表面的。如有些出版企业特色不鲜明,产品线并不清晰,许多都是围绕教育出版做文章,内部产生竞争,出版社缺少核心竞争力。还有些出版企业,要负担很多离退休人员的各项费用,经济负担较重,发展缺少资金。而股份制企业,不是那种政企不分的企业,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社长负责制,而是按照资本的多少,以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企业。在这种企业中,以公司章程为最高的准则,董事会的权力、总经理的权力,都在章程中规定得清清楚楚。公司年初有预算,年底要向所有的股东报告经营业绩。总经理如果经营管理不善,业绩达不到预定目标,董事会可以解除与其的合同。而上市企业比股份制企业将更加透明,监管更加严格。所有的股东,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都有权力了解公司的状况。公司的业绩,每个季度要通过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向公众披露公司的财务运行情况。公司的重大事项,要向证监会报告并在指定的媒体上披露。而目前我们的出版企业,有多少可以经得起这样严格的监管呢?
如果出版企业要上市,如此不规范的行为怎么办?企业那就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进行改造与规范。这就需要中介机构,其中包括有资质的保荐机构,如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对企业在尽职调查的前提下,提出完备的整改方案。要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对企业的产权结构、法人治理、主营业务、盈利状况进行条分缕析。解决公司遗留问题,打通公司生存与发展的瓶颈。
也有人错误的认为,上市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圈钱”。其实,这只说对了一点儿。企业上市的目的,就是获得一个资本运作平台,借助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低成本的资金,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如美国的500强企业,95%都是上市公司。国内的电器连锁零售企业苏宁电器,2003年成功上市后,企业的总资产从7.5亿在3年时间内增加到88.5亿。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电器销售王牌。湖北的华新水泥,1993年上市时,资产评估只有8000万,目前已经达到105亿。同时,通过上市,使企业成为一个公众公司,证监会等机构会对其严格管理,会使公司更加规范地运行。通过上市,公司也有了一个宣传的平台,进一步提升市场地位和形象,增强公司知名度。提升资信能力,增加金融机构对公司的信任,降低融资成本。另外,公司的价值,股东的价值通过金融市场来确定,实现了股东财富增值。但是,“圈钱”就可以自由支配吗?这也许是不了解上市企业资金使用的人的一厢情愿。上市企业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事先必须得到证监会的批准,如果改变用途,也必须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香港上市的“创维”集团,因为将募集到的资金改变其在招股说明书上的用途,结果董事长到香港时被股东一纸诉状送上法庭。
所以笔者以为,中国的出版企业,不管是否上市,都应当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来规范企业。如果企业能像上市企业一样经得起股东与有关管理机关的监督,那么我们的出版企业就会具有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当然,能否达到上市要求是一回事,上市后经营的业绩又是一回事,愿不愿意通过上市准备这个“炼狱”使出版企业变得产权更加明晰,制度更加规范,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又是一回事。愿不愿意通过成为上市企业,而使自己有更大的压力,迫使自己必须面向市场,不断地攀登更高的目标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为了上市而掀起出版界的又一场大跃进,而是要通过上市这个过程,促进我们的改革,促进我们的发展。上市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也是企业自身生存之需要。
新闻出版总署在最近下发的《关于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传媒企业。
(五)民营出版登堂入室。对中国的民营出版,国有企业的从业者大多数是持一种并不认同的态度,这正如人们抢公共汽车时的心态一样。但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的角度思考,应当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调动全民族的力量复兴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责任。在中国出版的历史上,出版从春秋战国到活字印刷开始的宋代,出版一直是官办与民办相结合的。在全世界的出版业中,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出版业还是由政府控制的。出版自由,是通向民主的大门。这是一位资深的思想家李锐先生写在我的一本书扉页上的一句话。
民营出版,1956年彻底消失,1982年,以发行的名义又重新开始。尽管官方对民营介入出版从不承认到限制,到视而不见,但结果是日益发展,成了中国出版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民营出版究竟具有多大规模呢?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04-2005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民营公司的经营规模已经占据了全国书业的半壁江山。虽然他们在工商登记时主要经营内容是图书的发行,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民营公司已经涉足图书出版的上游。“在全国每年出版的17万种图书中,由2000多家文化公司和民营发行公司进行选题策划或组稿、编辑出版的品种已经占到30%,而在考研、自考、中小学教辅等图书及一些政府部门专业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中,民营图书公司早已成为主体。”
其实,从已有的出版物发行网点和出版物发行工作人员的统计数据也能大致看出民营书业所占的比重。
目前,民营网点占全行业的比重在70%以上,占了整个行业绝大部分的份额。2007年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4.5%,二级批发的网点增长率高于个体零售。民营书业从业人员占全行业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而且,增长的速度很快。2007年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11.58%,从业人员的绝对人数有很大的攀升。而从事二级民营批发的从业人员的同比增长速度远高于个体零售。
以上分析的仅为发行网点与发行人员。其实,目前活跃在民营出版业的大多数公司,在登记时因为政策因素,都没有登记出版业务。在国内民营出版中有影响的志鸿教育集团、金星国际教育集团、万向思维国际图书有限公司、仁爱教育集团、全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在注册时,主业都是文化策划与出版物发行,实际上他们的出版规模,已经达到上亿或者十几亿的销售额,从中国出版社的出版规模来比较,应当属于大中型的出版机构。
如志鸿教育集团,开始不过是中学附近的一家小的教育书店,现在已经发展成长为我国第一家同时获得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连锁经营权的教育集团,成长为出版发行业第一家获得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单位,成长为图书发行净额达到14亿元的大型出版发行企业。他们潜心经营十年,成功塑造了“志鸿优化”书业第一品牌的形象,形成了“优化设计”、“全优设计”、“志鸿导学”等15个子品牌和一部分补充品牌,基本满足了中、小学同步学习及复习备考的需求。同时积极向电子产品、教育网站等信息化领域发展,旨在为广大师生提供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育信息。世纪天鸿以市场为先导,致力于图书营销模式的创新和市场营销网络的开发、建设,创造了“双赢模式”、“AC营销模式”,形成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机制。目前已建立起遍布全国各地的由IT网络支撑的1500多家代理经销网点和一支400多人的服务队伍,构建了布局合理的服务网络。正在规划建设中的现代物流基地,将使全国各地的客户能在更大程度上享受高效的、“零距离”的优质服务。其余如金星国际教育集团年策划、出版2000余种图书,下属4家子公司。万向思维国际图书有限公司与仁爱教育研究所年销售码洋都是数亿元。全国这种年销售过亿的民营出版商,估计不下300家,但由于他们都处于灰色地带,这些公司的业务并没有纳入管理部门的视野。
过去,民营出版一直处于一种灰色状态。目前,在新闻出版总署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报告中,第一次将民营出版称之为“新兴出版生产力”。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机构对民营出版给予的最高的评价。也是最科学、最客观的一种评价。民营出版的春天应当说已经来到,尽管还是春寒料峭。但于无声处听惊雷,自然的规律已不可违背。
在新颁布的指导意见中,第一次提出“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解放和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措施有二条,一是设立平台,启动给予民营出版出版权的试点;二是国有出版企业与民营出版进行资本合作、项目合作、环节合作。
三、对未来中国出版发展趋势的预测
一是通过兼并重组,资本运作,在未来十年左右,国内将形成几个超大型的出版发行集团。这些出版发行集团将依据资本优势、人才优势、产品优势,成为中国出版的航空母舰。但目前这种兼并重组还受着行政区划与地区分割的限制。如辽宁成立北方出版联合集团传媒有限公司,意在东三省的整合,但阻力甚大。安徽发行集团想整合湖北与江苏,但当地的政府也不会同意。不过,这种趋势随着教材教辅形势的变化,可能会有所突破。而且国家通过行政推动,这种区域性的大型出版与物流集团,会通过上市公司这种平台陆续诞生。
在这些大型集团之外,一些出版物专、特、精、尖的小型出版社,也会借助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那些没有特色,靠同质化产品生存的出版社,在全方位的竞争中,可能会出现生存危机。
二是中央级的出版大社,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外研出版社等,将进一步壮大规模,成为中国出版的中坚力量。而地方出版社在集团化的旗帜下,将会逐步丧失自己的个性,成为集团棋盘中的一颗棋子。
三是出版走出去初见成效。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出版企业要走出国门,到欧美地区建立出版机构,出版适合当地阅读的图书。目前中国出版集团、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湖南出版集团、湖北出版集团等都已在境外成立了独资或合资的出版机构,但由于经验、资金、人才诸多因素的影响,短期内还难以收到成效。
四是教材的生产格局可能会发生变化。新闻出版总署要求中央各部委出版社在2010年前必须全部转企改制,这就说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10年内也要转企改制。而目前全国各地出版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就在教材租型一项。现在教材租型是按码洋的3%收费,如果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提出提高教材租型费率或者自己在各地设立代办站,自己发行教材,那么全国的出版社、出版集团会有一大批难以为继。
因为目前我国出版业过分依赖教材出版的利润,这是中国出版业的隐患之一。在刚刚公布的安徽时代出版的年报中,教材教辅的利润占71%。而有些出版集团,教材利润占85%以上。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版业中,出版产值的大体比例是大众出版占60%,政府出版物占4%~5%左右,教育和专业出版两项相加占其余的35%左右。英国的情况大体是50%为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相加为45%左右。
五是民营出版一旦浮出水面并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现有的国有出版社会有很大一批生存艰难。一方面,过去出版社靠向民营企业提供书号获取较大的净利润,二是国有出版社即使转为企业,但在体制与机制上,在竞争的经验上,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上,短期内仍然没有民营出版机构灵活,双方在同一个平台上竞技的话,国有出版原有的政策优势将会丧失殆尽。这几年在其他领域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中,“国退民进”曾作为政府的一个发展经济的方略被提出来,国有与民营的优劣可见一斑。
六是传统出版的空间将会被进一步挤压,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1997年在国内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描绘了数字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及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预言今天都已经得到证实。此书作者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西方媒体推崇他为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1996年7月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出版界有人提出“不数字,勿宁死”,这表现了人们的决心。但数字出版目前的盈利模式还没有完全形成,资金投入还很大,但我们要看到,这与出版界告别铅与火,迎来声光电一样,是一个革命性时代的到来。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迎接新技术对出版的挑战。
对未来中国出版的预测,我认为,经过持续不断地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中国出版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与大发展。但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因为出版的改革与发展,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紧密相联。虽然一切都需要时间,但九曲黄河归大海,我对曾经创造出活字印刷与造纸术的中华民族充满信心。
(此文系2009年4月18日在武汉大学信息学院宁夏新华书店培训班上的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