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

《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是作者献给他的朋友何塞·玛丽亚·古铁雷斯的一部小说。玛丽亚·古铁雷斯是西班牙电影导演，他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小说开篇引用了法国著名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中的一句话：“有些人是为别人搭桥的，但人家过了桥就扬长而去了。”在《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中，搭桥者似乎可以理解为妓女或潘塔莱翁本人。潘塔莱翁的不幸来自他对军队的热爱。他按照上司的命令，竭力满足士兵的生理要求，但同时违背了他父母的道德原则。由于他严格地执行上级分配给他的任务，注定他必然走向失败。作者略萨自己评价他笔下的人物说：“潘塔莱翁这个人，他是由于坚定地按照他的原则办事而导致失败的。”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潘塔莱翁是一名模范军人，原是秘鲁军队的一位军需官，由于他忠于职守，多年工作不辞辛苦，新近晋升为上尉，他具有突出的组织才干，很强的责任心，事无巨细总是身体力行，并且任何恶习也一丝不染，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军人生涯前程光明。但是上司下达给他一项使命却改变了这一切。

有一天，陆军总部的几位将领找他密谈，把一项艰巨而机密的任务交给了他。原来，由于军纪松散，边境地区的士兵经不住诱惑，不顾道德底线，经常骚扰附近村庄的年轻妇女，强暴事件层出不穷，致使众多妇女怀孕。为了避免更多的强暴丑闻发生，军队决定组建一支劳军服务队，这是一项秘密任务，由于潘塔莱翁“具有天生的组织才能，对秩序有着数学般的头脑，执行命令非常得力，在军团中管理有方，富有创造力”而被确定为最合适的人选。尽管这和他自己的信仰相抵触，他还是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于是，潘上尉按照总部的要求，扮作商人到边远的亚马逊地区第五军区所在地伊基托斯暗中组建军队流动妓院——劳军女郎服务队。他带着妻子走马上任。上级还指示他：“你不要再到总部来，也不要去伊基托斯军队驻地。”不要让当地人发觉军队的这一行动。他瞒着家庭，积极工作：招募人员，制定规矩，置办运输工具船只和直升飞机，召收服务女郎（严格检查女郎的身体，几乎让她们脱光衣服）。“服务”开始后，前来要求“服务”的士兵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踏破了门槛，“服务”成绩可谓裴然，受到上级的称赞。但是事情难以掩人耳目，社会舆论纷纷起来谴责这种伤风败俗的丑行，电台也乘机敲诈，因未达目的而把服务队的活动公诸于世。潘上尉的老婆得知真相，不胜愤怒，毅然离家出去。潘上尉不顾廉耻，成为外号叫“巴西女郎”的名妓奥尔加·阿雷亚诺的情夫，致使他跟妻子佛朗西斯卡（波奇塔）的关系陷入危机。后来，在一次劳军途中，“巴西女郎”不幸遭歹徒杀害，潘上尉悲愤交加，不顾服务队的保密纪律，公然穿上军服，戴上墨镜，为她送葬并致悼词，称她是“不幸因公殉职的烈士”，“一支为服务队增光的芬芳馥郁的鲜花，我们敬仰你，尊敬你，爱戴你”。潘上尉的这一举动，暴露了他的军人身份，一时间，舆论哗然，将军们慌了手脚，急于销声匿迹，赶紧解散服务队，把潘上尉召回，发配他去北部商塞地区，成了丑闻的替罪羊。劳军女郎们随即被将军们据为情妇。

“巴西女郎”的被杀构成小说故事的高潮，也是小说的另一个情节。这桩杀人案被归罪于“方舟兄弟会”，这个宗教组织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认为只有把为人类赎罪的耶稣作为榜样，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才能推迟世界末日的到来。于是便把无辜的生灵任意钉死，导致社会秩序大乱，人心惶惶不安。

小说以劳军服务队的组建和活动为中心，以潘上尉这个倒霉的军官为主要人物的荒诞故事，披露了发生在军队内的一件丑闻，暴露了秘鲁军事当局的腐败，无情鞭笞了军界的道德败坏和厚颜无耻。作者一向把文学视为一团火和有力的批判武器，认为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的世道以及种种丑恶现象就是要进行不妥协地抨击和揭露。军事当局对士兵为非作歹、强暴民女的恶劣行径不加制止，对士兵不教育，不惩治，反倒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而组织什么劳军女郎服务队，岂不荒唐之极，对坏事推波助澜，必然激起人民的痛恨和舆论的不平。服务队被迫解散后，将军们不把服务的女郎迁散，反把她们收为情妇，暴露了他们不顾廉耻、道德败坏的嘴脸。由于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和嘲讽了秘鲁军事当局的丑行和腐败，此书一度被列为禁书，足见作者烧的这一把火多么强烈有力，军方何等惊慌和恼羞成怒。不只如此，由于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十分重要，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1975年拍成了电影后被军事独裁当局列为禁片，直到1981年才得以公映。还有，在巴尔加斯·略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反对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斗争中，阿普拉党和政府把他视为眼中钉，用媒体反对他，通过电台和电视台指责他侮辱了罗雷托市的妇女，因为他的小说《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的故事发生在那个地方，他们复印了一些章节，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和广播，说他把所有的罗雷托市女人都称为“劳军女郎”，还说他描写了她们火一般的性欲。母亲们蒙着面纱举行了抗议游行；阿普拉党召集市内怀孕的妇女去躺在机场的跑道上，阻止那架载有“那个企图沾染罗雷托土地的色情诽谤者”（引自一张传单）的飞机降落。他们的敌视态度昭然若揭。

在表现手法上，幽默、讽刺、嘲讽是这部作品无庸置疑的突出特点。正如作者所说：“我本来对幽默是反感的，因为我天真地认为，文学是不能开玩笑的，你如果想在你的小说中表现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运用幽默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会使你的故事变得更肤浅，以为你在进行不严肃的娱乐……但是有一天，从我想表现的题材发现，幽默也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表现手段，可以用它来描写某种现实问题。于是我就在《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采用了它。后来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也采用了。我认为采用幽默是对的。此后，我就十分自觉地认为，幽默是一个丰富的源泉，是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是文学的重要因素。从此我便不再排斥幽默，认为它是我的故事的重要因素。”在小说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劳军服务队原本就是一件荒诞可笑、令人不齿的事情，而女郎们都还编了队号，以鼓舞士气、加强向上精神：“服务，服务，服务，为祖国的陆军服务！服务，服务，服务，以献身的精神服务！……在营地、驻地和空场，在地上、床上和草上，只等上级一声令下，我们立即接吻和拥抱。”还郑重其事地将此事报告上级，上级也郑重其事地批准。不止于此，潘塔莱翁上尉也可笑之极，他背着家人去干组建服务队的工作，且不敢穿着军服在公开场合露面。最终还是露了馅，落了个被发配远方服役的下场。

作者还大量采用报告、批示、公文、密码电报、内部规定、机秘决定、公私函件、社论、通讯、专稿、专号、评论、电台广播等文献。这本来都是应用来办理严肃的正经事的，涉及的却都是荒唐可笑的女郎服务队及其相关的事情。其内容粗俗不堪，使人捧腹，令人喷饭。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颇费心思。无疑，潘上尉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把他写成一个具有献身精神、有能力、一丝不苟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的军官，由于工作卖力，成绩显著，深受上司们的赏识和信任，也备受服务女郎们的拥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优秀军官，他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丑事，他随波逐流，盲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其思想、道德观念和修养也很低下，生活作风也很糟糕，他暗中和“巴西女郎”勾搭、厮混，做她的情夫，弄得自己的夫妻关系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实际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腐败分子，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巴西女郎”是个远近闻名的妓女，她为军队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英雄”，“模范”，“为服务队增光的鲜花”，受到军队首长和广大士兵的爱戴，但她不过是军中的一棵摇钱树，只会搔首弄姿，扭屁股，花枝招展地勾引男人，一点儿也不把自己当人，最终成为这场悲剧的牺牲品，下场十分悲惨。她是不幸的服务女郎们的一个代表，受践踏的女性们的一个典型。作者通过这个悲剧人物，对腐败的秘鲁军事当局和腐朽的社会提出了严正抗议。

劳军女郎们可以看作是一个集体人物，她们干的是为士兵们“服务”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许多女郎一起行动。这个集体人物与秘鲁军队关系密切，执行的是潘塔莱翁上尉的使命。除了“巴西女郎”，还有丽达、佩涅洛佩、科卡、佩丘加、拉利塔、玛克洛维亚等。劳军女郎被理想化了，连名字都带有异国情调，什么桑德拉、“巴西女郎”、杜尔塞·玛丽亚等。一群妓女变成了女兵，肩负着安抚军心的使命，这是很荒唐的。这群妓女的作用可不寻常，她们处处以军人的规矩要求自己，高举着为祖国服务的旗帜在遥远的亚马逊地区“工作”。她们被认为是为驻军、为边境哨所和边境士兵“服务”的女英雄。她们在执行包含着牺牲、献身和爱祖国的崇高任务中获得了新生。诸如此类的幽默与嘲弄笔触遍布整个作品。

对服务队的玛克洛维亚和佩丘加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作者花费了不少功夫。这两个女人在所有的女郎中具有代表性。玛克洛维亚代表着那类心眼偏少的妓女，她竟然把波查的丈夫跟“巴西女郎”的关系和她真正的工作毫无顾忌地向波查提起，还以为她都知道。佩丘加却不同，在服务队解散后，她知道依靠自己，不像玛克洛维亚那么天真。

那么，巴尔加斯·略萨如何起意写这部小说的呢?据他在其文论《一部小说是如何产生的》中说，那是在1958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当时他得到一笔去西班牙攻读博士后的奖学金。他打点行李的时候，墨西哥人类学家胡安·科马斯博士来到秘鲁，准备前往上马拉尼翁地区考察。圣马尔科大学和夏季语言学院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于一名成员病倒，略萨由母校一位教授推荐填补这一空缺。于是他随团在秘鲁的山区和丛林地区生活了三个星期，耳闻目睹，得到了大量重要信息，比如在亚马逊丛林中，他听到当地村民不断抱怨边境的驻军，说一些士兵外出时犯下各种罪行。他们强暴村女，村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姐妹、妻子藏起来，因为那些士兵一离开兵营便成了祸害。糟蹋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村民们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这些情况给略萨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第二次前往那里考察，又听到一些村民的抱怨：抱怨兵营享有“女郎服务”的特权。运送劳军女郎的直升飞机直接飞到兵营，村民们望着她们住进营地。自从得知女郎服务队存在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想写点东西，揭露服务队的活动和它的组织者。他曾在军校学习两年，对军事机关了如指掌，一想到查清服务队组建的过程便特别激动。他知道，军队办什么事都不快捷，都要先成立委员会，由某个委员会提出“服务队”的设想，再特色某个军官去具体组建“劳军服务队”。这样他就产生了写这部小说、讲“劳军服务队”的组织者的故事的想法。从一开始他就设想，这个故事应该是对话式的，采用对话形式，多人对话的形式，不必遵照老一套的时空观念，可以随便从现在跳到过去，从过去跳到将来，从利马跳到伊基托斯，从伊基托斯跳到边境的驻军所在地，无需什么过渡，只考虑轶事的需要，就是说，采用一种绝对自由的对话形式，不受时空限制的对话形式。他认为这种生动的交谈方式才适合这个故事。在小说中，叙述故事的部分中第一、第五、第八和第十章，用的都是对话、交谈的形式，两个人的对话犹如话剧中的人物对白，形象、生动、简洁、明了，浓缩了时间和空间，无需承上启下的过渡，让读者直接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人物的心境、态度和对事情的看法。从而省去了许多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