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

中学毕业后，马里奥于1953年回到利马进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法律与文学。文学是作为一种爱好而学的，法律则是作为一种挣钱糊口的手段而学的，以满足家庭的需要，而律师证书也许将来对他有用。但是到了第五年他就放弃了（据马里奥说，那时这个专业要学习七年）。

大学的经历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一样，为他创作《酒吧长谈》一书提供了基础。他把这部小说献给那些年他的两位朋友：“谨以最诚挚的感情将本书献给住在佩蒂·杜阿路上的博尔赫斯研究者路易斯·洛埃萨[6]和‘海豚’阿维拉多·奥肯多[7]。你们那时和现在的兄弟勇敢的小萨特[8]。”

1948—1956年独裁者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里亚执政期间，对进步人士进行镇压，马里奥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在大学一年级参加了一个名叫卡维德的共产党支部，此事在小说中有详细描写。

那个时期，他已在十分努力地写短篇小说，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在《秘鲁水星》报上发表了《首领们》，在《商报》上发表了《祖父》。

1955年3月，马里奥和他的姨妈胡利娅·乌基迪·伊利亚内斯（卢乔·略萨舅舅的妻子奥尔加·乌基迪的姐妹，卢乔是马里奥的母亲的弟弟），不久后二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家庭对他们的关系的指责没能阻止他们来往，反倒推动他们做出了结合的决定。那个时期，秘鲁的法律不准小于21岁的男人结婚：当时马里奥19岁，胡利娅比他大10岁（据胡利娅在她的书《小巴尔加斯没讲的事情》中说的，她生于1926年3月。马里奥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胡利娅比他大12岁，而不是10岁）。马里奥编造了出生日期，于1955年3月在钦查匆匆结婚，所经历的周折，他在他的小说《胡利娅姨妈和作家》（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和他的回忆录《水中鱼》（据他的回忆，他讲的都是事实）中都有叙述。他父亲得知他举行了婚礼，发誓要“杀了他”：胡利娅被迫离开丈夫，前往智利圣地亚哥避风头。马里奥的朋友和老师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劝慰他父亲，让他撤销了废除马里奥婚姻的决定。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水中鱼》中描述了他朋友和他父亲交谈的内容：“无论怎样，结婚是一种男子汉行为，巴尔加斯先生，是男子气概的表现。没有那么可怕嘛。一个男子搞同性恋或吸毒，那会更糟，你说对吗?”

“从1954年2月起到1958年我去欧洲的前几天，我一直跟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一起工作。在那四年半的时间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从下午二点到五点，我在那里工作三小时。在那里的工作教我认识了，使我受到的教育比圣马科斯大学的课程还要多。”

为了维持婚后的生活，他同时要干七种工作，后来他称那样工作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一，通过波拉斯介绍，他得到在全国笔会当图书馆馆长助理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每天早晨在图书馆美丽的英式手工家具大厅用两个小时登新进的货物。不过像买书一样，进货很少。我可以利用那两个小时看书、学习或写文章”）。他在那里看的最多的是性爱文学，就像萨德[9]一样：“我在全国笔会的搁板上意外地发现了有水平的性爱文学，对我的作品具有影响，在我写的东西中留下了痕迹”。二，“有一段时间我在总墓地当墓地登记员（也是由波拉斯介绍）。三，当过中央电台（今天的泛美电台）的信息编辑，我在那里认识了广播剧作家劳尔·萨尔蒙，《胡利娅姨妈和作家》中的人物佩德罗·卡马乔。四，在《商报》的星期日副刊当过撰稿人。五，在《旅游》杂志工作过。六，在《秘鲁文化》工作过；七，在科利那街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家里（如今是劳尔·波拉斯学院）和他一起当调查员。”关于这最后一个工作，马里奥曾在他的著作《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和土著主义的想像》的献词中提到：“为纪念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而作，我在科利那街他的图书馆里学习了秘鲁历史。”

他还有时间参加文学杂志出版工作，例如《创作手册》（1956—1957）和《文学杂志》，出了三期（1958—1959）。两家杂志都由马里奥·路易斯·洛埃萨和阿维拉多·奥肯多负责。由于马里奥以其短篇小说《挑战》（收进《首领们》一书）获《法国杂志》短篇小说奖，1957年成为值得纪念的一年。奖励内容是去巴黎逗留两个星期。他用省下来的钱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在他的回忆录中，马里奥详述了这次旅行的情景，包括和阿尔贝特·加缪的一次会见。加缪送给他一册《文学》杂志。

1958年，马里奥在圣马科斯大学提交了题为《理解鲁文·达里奥的基础》的学士论文，其重要性在于它阐述了达里奥的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同时追寻了达里奥的天才之源。后来，马里奥继续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维克多·雨果、阿格达斯和福楼拜等作家的想象的根源。

1959年，马里奥第二次前往欧洲（法国，巴黎），这一次留在了那里。此前不久，他得到了去亚马逊地区旅行的机会，身负一项大学交给他的调查研究任务。这次经历成为他的小说《绿房子》创作的灵感之一。小说的环境是污秽的皮乌拉妓院和亚马逊地区的圣玛丽亚·德·涅瓦野蛮的丛林。关于这一点，马里奥在他的回忆录《水中鱼》和《一部小说的秘密》中具有非常详细的讲述。

其实，去法国，去巴黎，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他在2002年3月21日发表在《面具》杂志上的文章《当巴黎是一个节日》中这样写道：“如果说我的全部童年都是在梦想巴黎中度过的，绝不是夸张。那时，我住在50年代闭塞的利马，我深信，如果没有在巴黎生活的经验，任何文学或艺术才气都达不到成熟的年龄，因为法国首都也是世界的思想与艺术之都，是新思想、新形式、新风格、新经验和新主题向世界其他地区放射光芒的光源，这一切，继往开来，奠定了未来文化的基础。”

1959年，他再次到了巴黎，并且一下子就呆了七年左右。那时，法国知识界许多大人物的作品和思想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闪耀着光辉，他们仍然活在世上，其中不少人正处在人生的巅峰，如萨特、加缪、马尔罗、塞利纳、布勒东、阿拉贡、巴塔耶、莫里亚克、尤内斯库、贝克特等。的确，克洛德·西蒙、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曾流行一时，虽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独特的小说流派，它破除了传统小说的规则，采用颠倒时空、内心与外界重叠、现实与回忆交叉、大量的内心独白等艺术手法，对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彻底革新。在文学和文化气息浓厚的巴黎，巴尔加斯·略萨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文学营养，在文学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些年里，由于我的倔强和妻子胡利娅的帮助及热情，加上又交上了好运，另外的预言（梦想和欲望）也都成为现实。我们终于住进了有名的巴黎阁楼。而我，好坏且不说，总算成了个作家，出版了好几本书。”[10]

1960年，他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作为记者进入《法国新闻报》西班牙文部，兼任法国对拉美广播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撰稿人，负责选择消息，译成西班牙文，以便播送；他还负责一项每周一次的文学讲座。“我的工作从晚上11点开始，凌晨3点半结束。阅读到6 点，睡觉到12 点。每天下午写作，写6个小时，有时还要多些，有时达到10小时。”[11]

1962年10月，巴尔加斯·略萨受法国广电局派遣，去墨西哥城做新闻采访。当时戴高乐总统去为在墨西哥著名的查普尔特佩克林区举办的一次大规模的展览会揭幕。就在那一天，他需要写一篇关于墨西哥内地塔拉斯科印第安人的万灵节的报道。在这次访问中，他结识了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二人无疑是6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界的佼佼者。马里奥从那里去了古巴，那些日子古巴正因为美军入侵科奇诺斯湾而感到紧张。

1962年12月，马里奥被告知其小说《城市与狗》获得西班牙赛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举办的简明丛书奖，此作他是以题《说谎者》（曾取题《英雄的居所》）。此外，他还和赛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社长卡洛斯·巴拉尔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如同胡利娅在她的回忆录里讲述的那样，马里奥在前往马德里的船上就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手稿。由于她的帮助，初稿后来修改了好几遍，她也抄了好几遍。马里奥的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开创了拉丁美洲小说“爆炸”的一个事件。但是，这部小说却受到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莱翁西奥·普拉多军校当局的否定，针对小说和作者的侮辱性的消息传遍了利马和秘鲁。

1962年他就同时开始写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丛林的，一个是关于他对皮乌拉的回忆的。为了搜集有关亚马逊丛林和印第安人的材料，1964年他前往那片丛林，算是旧地重游，因为1958年他和墨西哥的人类学博士胡安·科马斯一道去亚马逊丛林上马拉尼翁地区远征。最后将两个故事融为一体，形成一部题为《绿房子》的小说（1966），出版时他把此作献给他的第二任妻子帕特里西娅。

1964年和1965年间，马里奥和胡利娅离婚。“胡利娅姨妈和我离婚时，我的大家庭里许多人落了泪，因为所有的人（当然从我的父母开始）都很爱她。一年后当我重新结婚时，这一次是和我的表妹（奥尔加舅妈、卢乔舅舅的女儿，真是巧了），在家里激起的风波比第一次小多了（他们只是私下里议论）。是的，他们精心策划，逼着我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甚至连利马的大主教也都参与策划（当然，他也是我们的亲戚），他迅速办了手续，批准我们结合。那时，我们的家庭已经从恐惧恢复过来，无论我干什么荒唐事都不感到意外了（这就等于事先就原谅我了）。[12]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1965年5月在利马和他表妹帕特里西娅结婚的，而她是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法律时认识马里奥的。结婚后双双回到欧洲，在巴黎做短暂的逗留后很快便去了伦敦。

1964年6月出版的《面具》杂志是这样报道他们的婚事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新近的婚礼完全是私下举办的，一切都在家中：和他的表妹帕特里西娅结婚。参加婚礼的只有6位客人。事情是很隐秘的，因为婚礼就应该如此。马里奥和帕特里西娅长得很像，仿佛两个很好的阿雷基帕人去布兰卡城[13]去度蜜月，然后去巴黎居住。”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儿女：儿子阿尔瓦罗（1966）和贡萨洛（1967）及女儿莫尔加娜（1974）。

也是在1965年，出于对古巴革命的信任，马里奥第二次前往古巴，和何塞·莱萨里·利马、卡米洛·何塞·塞拉、海梅·萨维内斯（墨西哥）、埃德蒙多·阿拉伊（委内瑞拉）一起参加《美洲之家》的评奖工作。从此后，他成为《美洲之家》杂志的编委会成员，直到1971年因“帕蒂利亚事件”同卡斯特罗政权决裂。

在伦敦期间，他在玛丽皇后大学找到一份教授拉美文学的工作（从1967年起）。在这个时期，他才真正开始谈拉美作家们的作品。（在大学时代，像他在其回忆录里讲述的那样，他读过许多过去的秘鲁和拉美作家的作品）

1966年他开始在伦敦定居，并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同年此作获西班牙文学批评奖。此外，他还作为《第一版》杂志举办的长篇小说奖评委会成员首次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马里奥在2000年1月10日的《面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什么?怎么回事?》的文章中回忆说：“六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发现这座极其美丽的城市有比巴黎还多的剧院，那里的书店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最令人渴望、最鼓舞人的书店。从那时起，我就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阿根廷怀有特别亲切的感情”。

这一年，他应邀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和妻子帕特里西娅同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乌拉圭卡洛斯·奥内蒂、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内加尔及巴勃罗·聂鲁达相遇，一见如故，无所不谈。

1966年3月18日，马里奥的第一个儿子阿尔瓦罗·奥古斯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利马出生。本来将在巴黎生的，但是不巧马里奥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第一版》杂志评奖委员会评委，帕特里西娅只好去利马生产，在那里接受必要的照料。

离开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后，他先后担任华盛顿国立大学秋季班客座教授（1968）、位于石头河的波多黎各大学教授（1969）和伦敦大学金斯学院教授（1969）。关于在波多黎各的经历，马里奥在1972年这样说：“我在波多黎各大学当了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当有人问我，我喜欢上什么课时，我选择了两种，归根结底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一是讲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二是讲解小说家的才能。前者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的分析，后者是回答一些问题，例如：一个人为什么有一天决定写长篇小说?一个人听从命运的安排，自由选择一种文学爱好或匆匆从事文学创作，是偶然的事情吗?后来，当这种爱好得到表现时，为什么一个小说家喜欢写某些题材而不喜欢写另一些题材?”

在金斯学院，他继续上这些课程，后来他把这些课的教材运用于他的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1971）。在这本书里他老实地承认：“如果没有许多朋友：梅塞德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卡门·巴尔塞尔斯……以及波多黎各大学与伦敦金斯学院研究班的学生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成这部论著的。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特别是阿隆索·萨莫拉·维森特。”

1967年，马里奥出版中篇小说《幼崽们》，这是卢门出版社特别印制的、附有50年代利马的众多图片的一个版本。同年，《绿房子》获秘鲁国家长篇小说奖，《绿房子》的初版获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他在1967年8月4日空谈的题为《文学是一团火》的致谢词曾广泛传播，并使被世人遗忘的秘鲁诗人何塞·奥肯多·德·阿玛特（1905—1936）广为人知。

几个星期后的1967年9月11日，马里奥的二儿子加夫列尔·罗德戈·贡萨洛出生，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老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两个儿子就叫罗德里戈和贡萨洛）。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妻子梅塞德斯·巴尔恰做了马里奥的儿子的干亲。

在这同一年，马里奥参加了两次重要活动。一是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保护秘鲁政治犯会议，他在会上遇见了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德·波伏瓦。二是在签订了担任科教文组织的译员的合同后，他和胡利奥·科塔萨尔及其当时的夫人奥罗拉·贝尔南德斯一道前往罗马。

1969年，他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作家朱亚诺·马托雷尔的《白郎·蒂朗》写了一篇序言，体现了他对骑士小说的崇赏。他在序言中首次谈到了“全面体小说”，这是一种试图包括存在的一切的小说。这篇序言和他关于这部小说的全部文论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部题为《为白郎·蒂朗下战书》的文集，1991年由西班牙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

同年，马里奥发表了他于1966年开始写的第3 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这是他已出版的小说中花费功夫最多的作品（这是一部“全面体小说”），和后来的作品相比，它则是一部最朴实的小说。而1977年开始写的《世界末日之战》将是一部同样雄心勃勃的、甚至部头还要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