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文艺综论
丝绸之路与中国大西北文艺论纲（一）
程金城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与中国大西北文艺”，包括“丝绸之路史前史与中国大西北早期文艺”“丝绸之路文明与中国大西北古代文艺”“丝绸之路复兴与中国大西北现当代文艺”等三部分。本文主要探讨第一部分即史前艺术现象，涉及全球史视域中的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人类第一个松散网络与中国大西北岩画带，人类食物生产方式转变与中国大西北彩陶艺术圈，以及对大西北早期其他文学艺术的蠡测。认为岩画、彩陶、歌舞、神话及早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等，构成了丝绸之路史前史中国大西北艺术链，此研究为构建世界艺术史提供了曾被忽略的事实和经验，对评价中国文艺在人类艺术史上的位置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对重新思考艺术原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人类活动；丝绸之路史前史；西北；艺术交融；史论价值
丝绸之路对中国文艺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史前史，而中国大西北既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会之地和文艺传播交融的重要通道。中国大西北文艺[1]是人类文艺因交流而丰富、因互鉴而繁荣的典范。研究中国文艺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大西北艺术，研究丝绸之路文学艺术史，乃至人类文学艺术史，也不可不研究中国大西北艺术的源流及其变易。本文的“大西北”，范围大于现在陕、甘、宁、青、新的行政区划，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本命题的“文艺”，不仅仅是狭义的文学艺术，而是涉及文学与艺术两大领域，包括神话、史诗、小说、诗歌、散文及文学各门类，绘画、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纺织染缬和服饰、工艺器物、民间艺术、写本艺术、书法等具有艺术特质的各领域。“丝绸之路与中国大西北文艺论纲”拟研究的对象包括：丝绸之路史前史与中国大西北早期文艺，丝绸之路文明与中国大西北古代文艺，丝绸之路复兴与中国大西北现当代文艺。本文主要探讨其第一部分即丝绸之路史前西北早期文艺。
一 全球史视域与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
以全球史观和丝绸之路史前史视域观照中国大西北早期艺术，对于认识丝绸之路艺术链和中国艺术渊源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丝绸之路史前史”是一个逐渐形成共识的概念，它承认公元前138年张骞西域凿空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意义，同时注意到丝绸之路渐进而复杂的形成过程，这一概念有助于从整体把握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全球史”则以世界的连贯性为出发点，体现出一种整体历史意识，改变了以往世界史着重于纵向的视角，而更加重视横向维度，重视同一时间的空间联系和相互影响，重视重大历史事件之外的细节和空白区。
全球史观和全球史学派的兴起，对人文学科相关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全球史强调人类网络的结构和形成过程，考察文明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横向的联系和互动，突出人类交往史。其代表性人物——美国的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父子在《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以下简称麦氏《全球史》）中描述到：“一个网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说，邂逅之交、亲属、朋友、群体敬拜、对手、敌人、经济交往、生态交流、政治合作，甚至还有军事竞争，等等。通过上述这些联系，人们彼此交换信息，并且使用这些信息来指导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也彼此交换或传输各种有益的技术、物品、农作物、观念等。更进一步，人们还可能在无意间交换着各种疾病、无用的废物，以及那些看似无用但是却关系到他们生存（或死亡）的种种事物。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2]可以说，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麦氏《全球史》勾勒出人类交往逐步形成越来越复杂网络的进程，其大致图景是：（1）距今12000年前后，人类交往的第一个世界性网络出现，这是一种非常松散、非常遥远、非常古老的人类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网络。（2）大约在6000年前，第一个都市网络形成于古代苏美尔诸城市的周边地区；一些都市网络向周边扩张，将其他都市网络吸收或者合并进来。（3）大约在2000年前，随着各种小网络逐渐合并，最大的旧大陆网络体系形成了，它涵盖欧亚大陆和北非的绝大部分地域。丝绸之路大致形成于这一时期。（4）晚近500年间，海路打通，将世界上各个都市的网络都连接成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网络。（5）在最近的160年间[3]，随着电报技术的发明使用，世界网络开始迅速地电子化，从而使人类交往的内容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6）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所使用的相互交往方式有巨大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已处于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网络之中，这是一个将合作与竞争合为一体的巨大旋涡。这些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框架。
对人类网络形成过程的考察，麦氏《全球史》提出了几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为对作为网络的人类历史整体性的理解：所有的网络都包含着合作与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人类群体在各自所处的层面上，进行非常有效的交往与合作，从而确保自己的竞争地位和生存机遇得到改善。所以，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是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竞争的驱动下朝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合作方向发展。各种网络将合作与竞争都包容在了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且随着时光推移，它们的规模也趋向于扩展。同样，也是由于上述各种缘故，各种网络皆对历史施加了自己的影响。相同的压力导致了并行的、相同的结果。人类交往、合作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地球的历史[4]。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为：交往、合作与竞争，是人类网络形成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麦氏在对20世纪各种史学成就的评说和批判过程中，“不仅只关注史学研究的‘观念’层面，也将其审视的目光对准了‘方法论’层面，显露出对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强烈不满”，对轻视历史整体大结构探求的方法提出批评。麦氏认为，这种方法与规范的流弊主要有以下诸端。（一）这种研究方法和规范“无形中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范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即研究者只能把其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从而造成繁密、琐碎的“小题目研究”达到“汗牛充栋，泛滥成灾的地步”（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二）“这类规范更使人们怀疑大格局、大体系历史的可靠性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从而放弃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探求。（三）“这种考据式的编纂工作只是历史家工作的一部分。……那些不愿对文献的内在含义表示任何意见的历史家，只不过是固步自封罢了，他们不会比过去的人知道更多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四）这种缺陷更因另一种心理上的因素而扩大。因为研究者对越来越小的题目知道得越来越多，他可以很快地超过所有的人对这一方面知识的了解，而成为杰出的学者，名利双收。正如译者王晋新先生所说，这段话虽然尖酸甚至有些刻薄，但却是一段切中肯綮、针砭时弊的好文字。“如此悠远、广博而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远非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所能穷尽，极端地推崇和过分地依赖某种特定的认知或研究模式势必导致某种流弊的产生。”[5]笔者认为麦氏的看法对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有启示意义。缺乏理论原创性和学术话语权、学科话语权的原因之一，或许正与整体性、大格局、大体系研究没有真正的理论突破相关。要避免大而无当而不应怀疑大格局、大体系本身的研究意义。小题目研究和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探求各有其价值，应该相得益彰而不应该对立起来，关键是能不能有所发现。
从全球史观考察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给我们提供了观照人类艺术更大的视域，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麦氏《全球史》认为，人类食物生产的转变是在距今11000—3000年，旧大陆的各种网络和文明形成是在公元前3500—公元200年，这就是欧亚大陆上的第二个大都市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尼罗河—印度河走廊”相连的三个地区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都市网络是最重要的现象。“这三个地区分别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区、位于埃及的尼罗河地区和位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及其支流地区。……沿海航行再加上内陆穿越陆地的商队，使上述这三个地区彼此保持着一定的交往，应当把这些交往看作刚刚形成的一个相互交往网络的组成部分。我们就将其称为‘尼罗河—印度河走廊’，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大都市网络。……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带的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区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交往互动的区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都市网络持续地向外部新的地域扩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欧亚大陆上的第二个大都市网络体系。”[6]按这样的长时段来看，在整个人类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属于第三阶段即距今两千多年，而其史前史则在第二阶段即距今大约6000年前后。
受全球史观的启发，笔者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应该充分注意其“前世今生”，也就是丝绸之路史前史的意义和它在后世的历史延续性。丝绸之路的源流及来龙去脉所蕴蓄的内容，甚至要比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身还要丰富和耐人寻味。
古丝绸之路以长安与罗马为双向起点，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而是在相向而行、相遇相随、不断开拓中逐步形成的。丝绸之路不是只从一个方向单向度的开拓掘进，而是从不同方向起始，逐步沟通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形成了丝绸之路的网路。研究表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而在这之前，东西方各自局部性的交流早已开始，这些交流是丝绸之路逐步贯通的前奏和准备[7]。与此相关，丝绸之路是由沿线变动不居的多个国家、民族共同参与的，依据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目的，或自觉或不自觉，或主动或被动，最终将亚非欧连成了一体。
关于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界定，基本趋势是将起点逐渐上移，从中古到上古，从文明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甚至远古。俄罗斯学者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著《丝绸之路史前史》[8]，对丝绸之路史前史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学者石云涛在《丝绸之路的起源》[9]中提出丝绸之路“创辟期”的观点，另有林梅村[10]、周菁葆[11]、李青[12]等对丝绸之路史前青铜器、服饰等文化艺术现象的具体研究。笔者认为，应将丝绸之路看作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其起讫时间，以公元前138年张骞西域凿空为重要节点和标志，向上可以追溯到“前丝绸之路”时期，向下一直延续到近代，其中的断续曲折和波澜起伏，不改其总体的延续态势。前丝绸之路时期也就是丝绸之路史前史，以公元前200年前后为大致界限，接近“轴心时代”的时间下限，之前为“丝绸之路史前史”。正是从这样一种全球视野来看，丝绸之路艺术是人类艺术网络形成过程中延续时间最长、延展空间最大的艺术现象，经过了漫长的史前史，而中国大西北的艺术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全球史”视域和全球史观来看，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中的中国大西北文艺，从局部的交流到出现较大范围互动的端倪，艺术互融在丝绸之路打通前就已经开始；岩画、彩陶等成为中国西北史前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而早期青铜器、玉器等器物艺术则体现了独特的物的叙事功能；歌唱和舞蹈、神话传说等口传文学作为时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难以找到直接传承的证据，但是，从岩画、彩陶和后世整理的神话传说中，依然可以推测到丝绸之路史前中国大西北艺术这些内容在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 人类第一个松散网络与中国大西北岩画带
在距今12000年前后，人类非常松散的交往逐步形成第一个世界性网络。大约在这个时期以至后来的长时段，中国西北的岩画带记载了先民生存和生产生活的信息。“人类的第一块‘画布’是岩石的表面。自从人类成为智人以来，他们就在岩石的峭壁上画画刻刻，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那些最偏远的地区，这些印记以岩画艺术的形式出现。”[13]岩画是远古时期形象的历史，其具体创作年代、创作动机、创作者都比较模糊，大体说来，它是人类原始时期的文化遗存，体现了原始文化精神，其中晚期岩画有进入文明时代的内容。
在人类第一个世界网络时期，地处世界东方的中国西北，形成了以草原和沙漠边缘地带为中心的岩画艺术链。西北地形复杂，山脉纵横，这里有著名的天山山脉、昆仑山脉、阿尔泰山脉、祁连山脉、贺兰山、岷山山脉、阴山山脉等崇山峻岭，有青藏高原、蒙古草原和大漠戈壁，许多地方仍然保留着天然和原始的风貌，这正是岩画产生和赖以长期保存的适宜的地理条件。从岩画所反映的内容和岩画地点来看，岩画作者以狩猎或游牧为主要生存方式，自东向西，草原游牧民族活动区构成了岩画长廊。在内蒙古自治区有锡林郭勒草原岩画、百岔河岩画、乌兰察布岩画、阴山岩画等；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有贺兰山岩画、大麦地岩画等；在甘肃有靖远县吴家川岩画、景泰岩画、永靖县大浪沟岩画、永昌县毛不拉岩画、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马鬃山岩画、祁连山大黑沟岩画、嘉峪关黑山岩画等；在青海省有格尔木野牛沟岩画、青海湖畔岩画、天峻县卢山岩画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准噶尔西部山地、天山南北、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形成千里岩画带。其中天山以北直至阿尔泰山及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区岩画最为丰富，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北海先生的《新疆岩画》[14]一书就列举了45个县市的岩画点。
岩画的图像有大有小，有单一形象，也有图案式和场景描绘。这些图画形象有各种动物、人物、人面像、生产工具、狩猎场面、部落战斗、舞蹈场景、祭祀活动、生殖崇拜等，其中有一些较易辨认和理解，有一些则难以辨认和理解。洞窟岩画则可能与神秘的仪式有关。“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些古代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艺术的视觉物证把记忆的一些片断传递给了我们，把他们的历史告诉了我们。”[15]就岩画画面的特点来看，西部地区岩画中动物、狩猎、放牧的图景，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北方草原地带中，如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和阿尔泰岩画为代表的山地岩画基本上是狩猎岩画，猎民社会生活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岩画中得到直接反映。人面像岩画，在内蒙古阴山岩画和宁夏的贺兰山岩画中最多。新疆岩画中，有集中的、大量的生殖崇拜场景和远古人体艺术形象。中国西部岩画带中最重要的几个地区的岩画几乎都与少数民族相关，比如新疆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国西北长达几千里的岩画带，其相似与相异，联系与断续，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丝绸之路开通前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民族之间的某种关系，它与后来丝绸之路有割不断的联系，对远古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课题。
岩画不仅反映了远古历史信息，也是艺术的源头，而艺术的源头常常就是历史文化的源头。“重新发现艺术的起源就是重新去发现我们的思维、想象，以及创造神话、感觉和试验的方式所赖以建立的那些目的和基本情感。这同时也是重新去发现我们的表达和交流能力所历经的发展和演化的进程，这些能力至今仍在如此强烈地影响着个人、群体、种族和人类的社会联系以及生活的目的。最后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可能对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来说是次要的，但对文化的整体来说却是根本性的：对史前艺术和部落艺术的研究为深深根植于人类中交流和表达的逻辑体系开启了新的视野。这种体系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它超越了本地的、地区的或是国家的界限，包容了整个人类。毫无疑问，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天，视觉语言及其起源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而这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之中。”[16]中国大西北岩画带，在世界史前艺术格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与欧亚草原岩画、与中亚岩画有更多的联系，与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岩画、与非洲岩画则形成了很大反差，其中的异同现象，提供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巨大空间。
岩画艺术还涉及一系列艺术理论问题，如艺术与仪式的关系，艺术与巫术和宗教的关系，艺术的意象、具象与抽象，艺术的纪实与写意，艺术的象征与写实，艺术的创造和原型等。可深入阐释的艺术理论问题包括我们今天怎样看岩画，怎样认识和阐释原始艺术，笔者认为要重新理解岩画——特别是岩画的意象、具象和抽象的关系；认为意象性是岩画的重要特征；要从长时段看岩画对人类艺术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另文展开。
三 人类食物生产方式转变与中国大西北彩陶艺术圈
按照全球史的描述，在距今11000年到3000年，人类的活动发生了向食物生产的转变，小规模人类共同体开始以农耕和畜牧的方式生产出绝大部分食物。其中大约在6000年前，第一个都市网络形成于古代苏美尔诸城市的周边地区，一些都市网络向周边扩张，将其他都市网络吸收或者合并进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在东方，在现在被称为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域，可供追溯人类在这里的生存和生活状况的遗存中，有大量的陶器，特别是造型多样、纹饰精美的彩陶，这是值得以新的视域、新的观念重新观照的研究对象。彩陶是世界现象，在中亚、西亚、南亚、地中海、北非等地域都有彩陶出土。中国彩陶具有自己的特点，形成大小不同的彩陶文化区系和彩陶艺术类型，而这些彩陶艺术现象如果从全球史来看，它们都是在人类食物转变和定居背景下出现的早期艺术现象，反映了史前相当长的时期大西北先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历史信息，诸多彩陶文化现象在整体上构成大西北彩陶文化艺术圈。
中国第一个发现有彩陶的文化遗存在中原河南的仰韶，但是，中国彩陶起源最早、分布范围最广、发展演变时间最长、艺术成就最高的地域却在西北。中国西北各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等都有彩陶分布，并且占全国彩陶的绝大部分。其中甘肃、陕西和青海彩陶十分重要。这些省区的彩陶不但涉及文化类型多、分布广、数量大，而且代表着中国彩陶发展的水平。
彩陶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经历了从诞生到鼎盛再到衰落的漫长历程，造就了长达几千年的史前艺术辉煌。中国彩陶的早、中、晚不同时期，每一时期都有高峰，每一次高峰中西北彩陶都占有重要地位。已发现的最早的彩陶，是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和陕西省华县的老官台文化遗存中，其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也就是说，距今已有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中期，西部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的陕西半坡文化的彩陶。年代也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前后延续约2000年之久。仰韶文化是一个包括了许多具体不同类型的大的文化系统，陆续发掘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陶器类型主要有以西安市半坡村遗址命名的半坡类型，以陕西省渭南市史家命名的史家类型，河南陕县庙底沟类型等。其中半坡文化陶器最为著名。中国另一著名的彩陶文化系统是分布于西北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包括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石岭下类型等不同类型。马家窑文化以造型别致、制造精美的彩陶著称于世，其器型之多样、纹样之繁缛、构图之独特，反映了彩陶艺术的鼎盛风貌。这几种彩陶类型是一脉相承发展的，在造型和纹饰上有其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各自的特色。彩陶延续时间达四五千年，一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的商代，黄河上游地区还有彩陶的生产，形成彩陶的最后辉煌时期。甘肃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彩陶就是晚期彩陶的典型。此外还有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再向西则有新疆彩陶，其造型和纹饰独特，有些与中亚相似。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彩陶别具一格。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区都有彩陶的不断出土。如1982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发现的彩陶，有尊形器，器表施猪形首、鹿形首和鸟形首等灵物图像。引人瞩目的是动物的合体现象，将动物变形、组合，如猪首蛇身、鹿形首、鸟形首等动物形象，这被认为是动物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的体现。1989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木儿乡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红陶质，绘黑彩，以刻塑相结合的方法制作，彩陶瓶面塑成一个丰满秀丽的少女，与整个器形连在一起，可以看作完整的人形。新疆先后在吐鲁番艾丁湖等地、乌鲁木齐南山区鱼儿沟、鄯善县苏八什、哈密县的哈拉敦以及巴里坤县等地的墓葬中，发掘出许多陶器，器形有盆、钵、罐、壶、小杯等，造型新颖精巧，有异域风格。
彩陶鼎盛的时代，历史还不能用真正意义上的文字来记载，所以人类文化史上应该有过“前文字”阶段，即存在过不是文字而具有类似文字功用的某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字”，体现着人类早年可以普遍理解的约定性和能指及象征意义。现在还不能断定陶文、彩陶纹饰与文字的直接关系，但是，彩陶纹饰作为前“文字”和史前艺术，是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的写照，它反映了先民的生活和生产状况、宗教信仰、巫术活动以及美感追求；彩陶标志着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真正的开始，从为了实用到有意地进行艺术创造，其中体现了先民的意志、情感和智慧。彩陶造型的自然、朴素，纹饰的自由、随意、率性而为，反映了人类艺术在初创时期最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也最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具有艺术发生学的重要价值。
陶器与人类的定居和食物转变相关，而彩陶则赋予了更多的精神文化内容和审美意识的因素。大西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彩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积累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物证，也是人类食物生产转变过程中的物证，还是这一时期人类精神世界的确证。甘肃大地湾文化堆积层中的彩陶与粮食种子、建筑规模等遗存，共同反映了人类食物转变过程中的信息。依此类推，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五六千年的漫长的时间内，西北先民一代接一代将彩陶既作为实用器物、丧葬冥器，又作为审美对象，其中渗透进了复杂的人性内容和无限的艺术智慧，更重要的是不同彩陶类型的背后，可能有许多历史信息。彩陶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彩陶纹饰，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奇葩，也隐藏着许多千古之谜，它为我们提供了令人费解又令人玩味的文化遗产。不同器型和纹饰可能有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某种标识或族徽，有着与族群迁徙、兼并、繁衍相关的某些内容，有与其文化的点、面、片、圈和文化模式演变相关的某些内容，这些都有待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学术界关于中国彩陶的起源和传播路线，自从瑞典安特生提出“西来说”以后，争论时断时续，一直没有停止。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彩陶之路”的概念，认为“彩陶之路”是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的传播之路，也包括顺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渗透，并对具体路线做了认真研讨，显示了对中国彩陶研究的新观点和新进展[17]。虽然“西来说”或“西去说”都还没有定论，但是，这些讨论都共同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彩陶是在丝绸之路辐射范围内的“流动”中发展演变的，这一共识，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大西北彩陶艺术的相互关联性，在丝绸之路史前艺术史的视域中，或许会生发出新的研究思路。从而揭示其背后人与人的交往和氏族之间的活动的课题，以及对中国大西北彩陶艺术圈与中亚、西亚、南亚、地中海和古埃及的彩陶艺术现象比较研究，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以及彩陶的艺术人类学的还原，都会有新的创获。
中国大西北彩陶艺术研究有许多潜在价值，涉及诸如彩陶艺术与人类食物转变期的精神现象；彩陶艺术类型与氏族标识、融合、迁徙等；彩陶艺术与丧葬文化、灵魂观念等；彩陶艺术与审美意识的发生；彩陶纹饰与原始艺术思维；中国大西北彩陶与丝路其他彩陶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其历史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
四 中国大西北早期其他文学艺术的蠡测
丝绸之路史前史中的中国大西北，还有其他文艺类别的遗存和蛛丝马迹，比如作为文学艺术源头的神话，比如为人类文化艺术重要构成的舞蹈音乐，比如雕塑，乃至早期的玉器、青铜器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歌唱、舞蹈和音乐是人类历史中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歌舞，是人类最早与仪式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活动，是人类继语言、火的发明之后，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标志。在世界范围内，歌舞与原始文化关系密切，土著民族舞蹈在生活、生存发展中发挥特殊作用的例子很多，如南非祖鲁族、大洋洲土著民族，如遍布世界各地的萨满仪式等。在中国大西北，史前歌舞音乐遗存主要在岩画和出土陶器中。岩画如阴山、贺兰山、阿尔泰山、天山山脉都有众多的舞蹈岩画。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集体舞等舞蹈形式，有扮作牛首之形的狩猎舞，有以娱神媚神为目的的娱神舞，有将动物和人头弃置于地的庆功舞。在庆功舞中，有人操牛尾而舞。内蒙古曼德拉山的岩画中，有两个人形形象，看起来像人头兽身，因为身后有尾巴，或者说是尾饰，又好像是在舞蹈，盖山林先生将其称为“化装舞蹈”。还有的岩画中出现所谓“杂技”，由多人组成一个圆圈，手舞足蹈，这是些用现实现象无法解释的人体姿势或类人形象的动作。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中有群舞形象，很小的人排成两行作划一的动作，这些画面和舞蹈场面与生殖崇拜和性崇拜气氛融为一体。有人以此认为少数民族善歌舞，在古代就有表现。宁夏中卫岩画中舞蹈岩画不多，却粗犷有力、荒诞不经。或一人高悬飘带，一手挥舞；或二人身着兽形服，挽臂婆娑起舞；或一人头戴盘羊角，踏步跳跃。嘉峪关黑山岩画的舞蹈祭祀图，内蒙古、宁夏岩画中的舞蹈图与西南广西左江岩画、云南沧源岩画等都有不同的风格。早在《尚书·益稷》中就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大约是说先民在狩猎获胜之后，聚集在一起，有节奏地敲着石器，装扮成“百兽”，模仿动物的动作翩翩起舞。这种现象可以在彩陶舞蹈图中得到印证[18]。在青海大通、贵德，在甘肃武威、甘南陆续出土的彩陶舞蹈盆中，有5人、9人、11人手拉手的舞蹈图。另外，陶乐在新石器遗址中出土较多，如陶鼓、陶埙、陶哨等。在陕北石峁出土23件距今约4000年的乐器——口簧，是中国北方文化沿欧亚草原向西、向北传播的重要实物。从这些现象可以推测中国大西北史前音乐舞蹈的丰富性。
歌舞除了娱乐，还有其他重要功能，歌舞的出现与人类族群生存和精神需求有直接关系。“歌唱与舞蹈在各个人类共同体中皆为一种普遍共同的现象。同说话一样，这些行为也是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独有的一个标志。它所造成的巨大的优势效应就是使各个较大的人群能够保持团结，解决各种内部纷争，能够更加有效地捍卫自己的领土，因为这种节庆般的欢歌狂舞具有使所有参与者都忘却与他人的矛盾和化解各内部争端的功效。”“歌唱和舞蹈的普遍出现同火的普遍使用一样。足以在我们祖先中间形成并确立起一种扩大人类规模的政治形式。”[19]歌舞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保留了其原初的基本功能，其核心要素至今依然未变。
流传于中国大西北的神话、史诗等口传文学，在丝绸之路史前史中有重要位置。如伏羲、女娲系列神话中的伏羲画八卦、女娲补天，如炎黄神话系列中的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如西王母神话，大禹治水传说，《山海经》涉及的内容等，许多与大西北相关。作为口传的神话，在某一地区的传播和传承，表明先民对语言的发明使用及思维方式的发展，特别是语法规则和可以被人理解的话语的形成。“语言的使用及其演化，塑造出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世界和有共同认同意义的知识世界，人类唯一性开始确立。语言符号象征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因遗传的演化，成为地球上生物变革的一种驱动力量。”神话的产生，也说明先民有了解释世界的思维和观念。换句话说，有了语言符号的象征和思维工具的产生，神话的创造就有了可能，神话因此成为远古时期的百科全书。神话对于人与世界及其起源的解释以及所体现出的原始宗教信仰，乃至科学萌芽、哲学起点等因素，在建筑、雕塑、绘画、舞蹈等艺术领域多有不同“语言”形式的转化表现。可见，艺术源头可以追溯至神话和原始意象，而神祇形象及其演化，构成后世神话体系及其艺术表达的诸多现象。再如《格萨尔》《江格尔》等民族史诗，都与西部的历史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中国西北出现那样多的神话故事和重要的民族史诗，正反映了大西北对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和演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将这一现象置于丝绸之路这一更大的视域重新观照，并与其他文明的神话进行跨文化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此外，早期青铜器及其传播，也是丝绸之路中国西北史前艺术的重要现象。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出土的早期青铜器证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对中国文明产生了影响[20]，中国与西方青铜文化有着共同的起源，但是二者后来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中国与西方黄金艺术的交流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对中国青铜文化影响至巨；早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文明就对中国黄金艺术产生影响；古波斯帝国建立后，丝绸之路上开始流行波斯艺术[21]，等等。再如，在离内蒙古沙漠地区很近的地方陕北神木石峁，发现了史前时期最大的用石头砌成的城址，有些学者说它可能是黄帝的遗存，其用车完全是外来的；有考古学家认为其中的人物雕像有点“非我族类”的感觉；推测“在青铜时代及之前，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西北地区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等于说陕北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连接欧亚大陆内陆和中原地区的一个纽带和桥梁”。[22]石峁遗址发现了玉石、石雕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形象，有些形象具有异域特点，特别是从大量陶片中拼合出20多个陶鹰，可能与丝绸之路文化交融有关系，因为鹰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也可能与王权或宗教祭祀公共活动有关。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西北在丝绸之路史前就已经开始广泛的文化艺术交融。“早期的中国既不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完全外来的，而是建立在海纳百川吸收外来因素，到了当地又经过本土化吸纳、创造的基础之上的。”[23]中国大西北则既是外来文化传播的廊道，又是其本土化的沃土。
小结
大西北早期艺术是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的重要内容，是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岩画、彩陶、歌舞、神话，早期青铜器和玉器等，构成了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中国大西北的艺术链。岩画、彩陶、器物为主的空间艺术，附着于物质媒介，留存较多，神话、歌唱和舞蹈作为时间艺术，属于非物质艺术，留存较少，但是，它们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史前艺术的典范。岩画中的具象写实、意象象征和神秘符号，彩陶艺术中的审美意识、历史信息和自由精神，原始歌舞的仪式感、凝聚力和感召力，神话中的诗性智慧、原始思维和特殊阐释功能等，都对后世的文学艺术的发生发展和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大西北早期艺术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早期艺术有别，研究丝绸之路史前中国大西北与西方艺术源头的异同和相互关系，将为构建世界艺术史提供新的思路、事实和经验，对重新思考艺术原理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兰州大学）
[1] “大西北文艺”是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教授提出的概念，最早的文字见于2019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大西北文艺”研究高端论坛“邀请函”。
[2] [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
[3] 距《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2003年问世时。——引者注。
[4] 参见[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导论：各种网络与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5页。
[5] 参见王晋新“《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译者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6] 参见[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导论：各种网络与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5页。
[7] 参见石云涛《丝绸之路的起源》，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英]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叶茂林《溯源丝绸之路 探索史前经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2日；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 2013年第1期；刘学堂《史前“丝绸之路”复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3日；郭物《从马背上的通道走向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6日；张春海、苏培《寻找汉代之前的丝路踪迹探究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4日；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王国栋《试论中国史前彩陶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8] [俄]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丝绸之路史前史》，[美]梅维恒（Victor H.Mair）英文编译，李春长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9] 石云涛：《丝绸之路的起源》，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0]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
[11] 周菁葆：《丝绸之路与史前时期西域的毛织品》，《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2] 李青：《丝绸之路楼兰史前时期的雕塑艺术与文化》，《梧州学院学报》2017年第27卷第4期。
[13] [法]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0、18页。
[14] 苏北海：《新疆岩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15] [法]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0、18页。
[16] [法]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0、18页。
[17] 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18] 程金城：《中国西部艺术论》，甘肃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9] [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
[20]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林梅村：《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55页。
[21]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林梅村：《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55页。
[22] 许宏：《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ohistory2019-03-26，原文见钱致榕主编《行远之道——中国海洋大学“行远讲座”实录》（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3] 许宏：《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ohistory2019-03-26，原文见钱致榕主编《行远之道——中国海洋大学“行远讲座”实录》（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