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本币不是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货币错配问题，并且货币错配风险往往与汇率波动交织在一起，而汇率的调整及其制度变革又会对一国经济的福利及金融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货币错配的存在使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

由于早期的出口导向战略使经常账户持续大幅顺差，直接导致了我国巨额外部债权的积累，使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货币错配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强制性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金融与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使我国货币错配风险正逐步由宏观层面向微观经济领域扩散，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程度正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将更具弹性，剧烈波动的本币汇率将会把货币错配的风险逐步暴露出来。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不发达，企业的外币净资产无法进行有效保值，这必将增加货币错配的风险，给我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考验，并会传导至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叠加和传导至宏观层面，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见，从我国存在的严重债权型货币错配这一全新视角探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面临的福利约束，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就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汇率政策、货币错配理论和相关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基础，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视角探讨了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对金融安全的影响机制，根据测度的我国宏观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货币错配程度，采用VaR的综合权数法估计了我国当前面临的货币错配风险，系统探讨了汇率等因素的波动对货币错配的传导机制及各因素间的协动性关系以及冲击效果，并建立了一个具有债权型货币错配和外汇干预特征的开放经济下的汇率制度福利变化跨期动态模型，考察了在我国当前货币错配程度下预期经济福利水平最大化时均衡汇率制度的弹性特征，以及货币错配程度的变化对汇率制度福利变化的动态影响。最后，提出了在我国目前的货币错配程度下，进一步完善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政策思路。

本书主要结论及贡献如下：

（1）我国的债权型货币错配正发生新的结构性变化。随着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及我国对外汇管理政策的多次调整，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货币错配风险正向微观经济主体扩散。微观主体的货币错配问题更为复杂，且传导机制多样，使风险控制难度加大。

（2）汇率弹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利率市场化等制度性因素对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产生显著性影响，而且汇率弹性与债权型货币错配之间存在协动关系：较低的汇率弹性加重了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程度，而较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使实际汇率的弹性更低。

（3）过度外汇干预是造成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和“高储蓄两难”问题的主要原因。一国在调整外汇干预程度时，需根据福利损失函数最小值的位置确定最优的调整路径。与激进式的调整相比，渐进式的调整未必是最优的。在最优外汇干预程度值大致确定的情况下，可采取激进式调整与渐进式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寻找最优外汇干预程度。

（4）从长远看，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不仅有助于缓解货币错配风险，而且能够带来更高的福利，但是，均衡的汇率制度选择又取决于货币错配状况。因此，我们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程度。

本书是本人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债权型货币错配视角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研究（批准号71503205）”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新常态和加大对外开放下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研究创新团队（JBK1805006）”的资金支持。全书由本人主笔，并由本人的部分硕、博士生董建明（第四章、第五章）、刘盈、马驰（第三章）、廉金凤（第四章）参与完成。全书由本人和董建明审校统稿。

毋庸讳言，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瑕疵和纰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西南财经大学　李雪莲

2020年10月于成都